康巴文化是近些年来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在继承和弘扬本土文化传统和推进当地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情势下所提炼出的一个区域文化概念，或者也可以说成是打造出的一个文化品牌。为了弄清康巴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不少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均撰文作了有益的探讨。笔者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年来的研究实践和体会，现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个综述。
“康”是藏文的汉语记音，在有的汉文史籍中，又记为“喀木”或“巴尔喀木”。 “康”在藏文中是一个多义字，据《藏汉大辞典》载：其义有境域、地区、地方；种类（佛书又译为界、趣）；元素、本质（佛书译为大、大神，亦译为界）；身体、体质、气质；神子、精液；康区；界（六识、六根、六尘共为十八界，故表数字 18）等 7种。这里所说的“康”，即是上述 7种含义中的第 6种含义“康区”，是一个历史地理区域概念。藏族著名学者更登群培在他的著作《白史》中，对康字作了如下阐述 ：“包括‘康’及‘安多’在内的东部地区统称‘康’。所谓‘康’，是指边地而言。”这里所指的边地，是以卫藏为中心，远离这个中心的地方则谓边地。这个边地的地理区域范围包括“康区”和“安多”地区，即早期历史上所称的“朵康”地区。
上部阿里三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阿里三围在《安多政教史》中载，阿里三围包括普兰、芒城、松嘎为一围；于阗、勃律、柏底为一围；大、小羊同为一围。它几乎包括了当今的新疆以南、克什米尔以东、拉萨以北的广大地区。而狭义的阿里三围，在《松巴堪布史》中，则是指湖泊围的芒域 ；崖石围的古格 ；雪山围的普兰。其区域范围相当于广义阿里三围中的第一围，即当今的西藏阿里地区。
中卫藏四茹的中表示中心之意，四茹既是吐蕃时期的军事组织，又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所谓四茹，即藏茹、卫茹、约茹和叶茹四个地区。卫茹以拉萨为中心，相当于今拉萨市辖区；藏茹又称茹拉，相当于今日喀则地区江南一带；约茹以山南乃东为中心，相当于今山南地区；叶茹相当于今日喀则地区江北一带。公元 8世纪赤松德赞时期曾增加了一个“孙波茹”，即苏毗故地，大约为今拉萨以北及以东地区。
下部朵康六岗的朵康，是朵和康的合称。朵康六岗中的岗泛指高地，又常称之为“四水六岗”。所谓六岗，在《安多政教史》中记为色莫岗、擦瓦岗、木雅热岗、玛扎岗、玛康岗、潘波岗 ；四水则指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
及至元代，西藏尽入中国元朝版图。元世祖忽必烈创立土司制度，以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都元帅府、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府和吐蕃等路宣慰使都元帅府三大土司来管辖藏区。后来便逐渐形成以三大土司所管辖地区的新的藏地三区区域概念，即卫藏、康和安多地区。
老三大区中的康区和新三大区中的康区是有区别的。早期的康区系指朵康地区，它包括后来的安多和康。元以后，阿里三围与卫藏四茹合称卫藏，即一些古文献中的“乌斯藏”。而朵康则一分为二，朵康中的多堆为康区，多麦为安多地区。
元代以来康区的地理区域范围，大体上包括鲁共拉山以东，大渡河以西，巴颜喀拉山以南，高黎贡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即当今的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以下简称昌都地区），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玉树州）、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迪庆州），以及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当今，人们所说的康区，就是指上述地区。
“康巴”一词，在藏语中的本义为“康人”，泛指居住在康区范围内的藏族。关于生息在康区的康巴人的源流问题，目前在学术界有两种主要说法。有学者认为：藏族源于阿波董、阿贾直、牟察嘎、色穷扎等四大氏族；或源于色、莫、董、东、哲、珠六大种姓。一些史书中称之为“牦牛六部”。其中的阿波董（简称董）的后代多分布于朵康地区。也有学者认为：早在旧石器时代，康区境内就已有土著先民生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西北地区的古羌部落南下，与当地的土著先民杂处并逐渐融合。到秦汉时期，被汉文史书统称为“西南夷”。及至唐代吐蕃东渐时，大批吐蕃军队及随军眷属来到康区，与当地的先民再次融合，后逐步形成了康巴藏族。康巴藏族形成后，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的原因，元、明、清以来，在康区东部和南部一带，先后又有被称之为“霍尔”的族群和纳西族融入其中，同时，也有汉族、回族、羌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等民族进入，与康巴藏族相处杂居，成为康巴地区的世居民族。在藏地三区中的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称呼，诸如卫地的藏族称“卫巴”，藏地的藏族称“藏巴”，安多地区的藏族称“安多娃”。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衍进，人们逐渐习惯上将“康巴”作为康区的代称。这种称谓转换的例子，早在 20世纪 50年代就已有之。例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名中的阿坝，源于该州的阿坝县，而阿坝县的来历，在《阿坝地名》中是这样说的： “阿坝县又称阿娃。……阿坝居民是藏王松赞干布时西藏阿里地区的藏民迁此居住，经过融合后繁衍下来的，这些人来后，自称为‘阿里娃’。随着时代的变迁，时间推移， ‘阿里娃’的简称便成为‘阿娃’，这个名称就用于‘阿里人后裔子孙’所居住的山川河流和自然物体的名称……‘阿娃’一名，形成使用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在汉文中写为‘阿坝’，变音甚大。 1955年，国家正式将川西北的四川省藏族自治区更名为阿坝藏族自治州。应当说阿坝县和阿坝州的地区名称最初也是由“阿里人”的称谓演变而来的，时至今日，已经约定俗成。人们对此不再有异议。将康区或康巴地区简称为康巴，就是这个道理。
康巴地区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是一个我国藏区历史上的一个地理区域概念之外，应当说还是我国藏区的一个文化区域概念。在藏族中，习惯上将元以后形成的藏地三区称之为“曲卡松”，即将卫藏地区喻为佛法兴盛区（简称“法区”）；将安多地区喻为牧业兴盛区（简称“马区”）；将康巴地区喻为人之兴盛区（简称“人区”）。
这便是最为典型的以文化来进行区域分野的例子。再则，从语言的角度来认识，在学术界，也有把卫藏地区与卫藏方言（以拉萨语为标准语），把康巴地区与康方言（以德格语为标准语），把安多地区与安多方言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藏地三区除在藏族文化上所具有的同一性外，还有着相对突出的地域性特点。
（一）康巴文化的基本定位
康巴地区是我国历史上藏族聚居的重要地区之一，由于区内还有汉、纳西、羌、傈僳、回、彝等民族与康巴藏族和睦共处，交流融合，共同开发了这一地区，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康巴文化。康巴文化，从广义的角度来认识，应是区内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积累下来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它以藏族文化为主体，兼容其他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性、复合性等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康巴文化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多元文化的和谐兼容、人与人和谐共处的“香巴拉”人文意境。
（二）康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因素与人文背景1.康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因素
康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因素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
（1）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
康巴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是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其自然生态环境与卫藏和安多地区相比较，主要凸显在两个方面，一是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区，境内雪峰高耸，河谷深邃，雪山与河谷之间的相对海拔悬殊。区内最高山峰为大雪山脉主峰，有“蜀山之王”美誉的木雅贡嘎山，海拔 7556米，谷地最低海拔为 1042米，海拔相对高差达 6514米。正是由于这样的立体自然地理特征，许多地方呈现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带谱。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海拔高度起伏变化，气候条件垂直变化的区域内，造就了区内生物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必然造成人们生产、生活的差异性，自然也就导致区内文化的多样性。在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依存性显得格外突出，故而，在物质文化方面所显现出来的多样生态也就更加明显。
康巴地区地处青藏高原横断山系地区，境内的主要山脉他念他翁山脉、宁静山脉、云岭山脉、沙鲁里山脉、大雪山脉、邛崃山脉，以及主要河流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纵贯并行，从而形成一条连接我国西北、西南的天然通道。这条通道被学术界称之为“藏彝民族走廊”。
（2）特殊的地理区位
康巴地区东部和南部地区，是汉藏的结合部。一方面使它成为了汉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枢纽和通道 ；另一方面，由于与羌、纳西、傈僳、彝等民族地区相邻，藏族与这些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和交融在客观上提供了地理区位上的有利条件。
2.康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人文背景
（1）民族背景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不是完全封闭和孤立的，他必然会或多或少地接受和吸纳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在一个区域内，如果民族成分在不同的时期内发生改变并呈逐渐增多的趋势，那么其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就会逐渐明显。
康巴藏族在形成以前和形成初期，曾经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民族融合。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融合是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大量的西北古羌部落向西南迁徙，停留在康巴地区的古羌部落，与当地的土著先民交错杂居并相互融合，共同创造了康巴地区的史前文化和隋以前的古代文化。第二次较大规模的融合，是公元 7世纪中后期，吐蕃势力不断扩张，在东渐过程中，康巴地区成为吐蕃属地，一些军人及眷属留居，并与当地各部落（部族）民众融合。更重要的是吐蕃文化得到了康巴地区各部落（部族）的认同，并逐渐成为康巴地区的主体文化。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认同成为康巴藏族形成的基本基础。
康巴藏族形成后，其他民族的迁入成为康巴文化发展的又一人文背景之一。
自元代以来至今的 700多年时间里，康巴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汉、纳西、回、蒙古、羌、彝等民族迁入，并成为区内的世居民族。在共同的地域内，各民族友好往来，和睦相处，由于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生产劳动，推动了相互之间的文化交往和文化契入，使康巴文化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2）社会背景
康巴地区在元代以前，是一个典型的“部落林立、君长什数，互不相率”的社会，部落文化十分发达。元代以来至清的数百年间，历代中央王朝在区内推行土司制度，封建领主制度成为区内的主要社会制度。在封建领主制社会中，呈现出两种文化发展趋势。一方面，区内各个朝代的土司与中央王朝始终保持了稳定的臣属关系，代行中央政权，为推进康巴地区的封建领主制文化的完善和发展各施其政。另一方面，在区内历朝历代的大小土司之间，依然保持着部落文化时期“互不相率，各自为政”的态势，这种态势，为早期部落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康巴地区之所以成为“格萨尔”文化的核心区，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证。在一些小区域范围内，至今仍然较完整地保存着一些远古文化的遗存，形成一些小区域的亚文化圈。正是由于这样的制度形态，在与宗教的关系上，多数地区体现出较为松散的“政教联盟”，而少数地区则体现出较为紧密的“政教合一”的样态，二者并行不悖，这在客观上彰显出一种文化包容性，致使康巴地一些古老教派如本教和宁玛派长盛，诸教派之间兼容并蓄，和谐共存。
康巴地区无论在部落社会还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时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都是康巴地区经济文化的主流。人们的物质生产与交换方式，都是在这种经济形态格局下运行。但自宋代以来，随着川藏、滇藏“茶马互市”的逐渐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自然经济的格局。川藏、滇藏茶马古道文化，一方面刺激了康巴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汉藏、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交往，同时代之而起的还有文化的交流。更重要的是，随着汉藏之间、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以茶叶为中心的经济贸易的不断纵深发展，还加快了康巴地区城镇聚落、集市贸易口岸的发展，诸如云南迪庆州的香格拉县（原中旬县）、西藏昌都地区的昌都县、四川甘孜州的康定县、甘孜县、理塘县、德格县、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玉树县等，在清代均成为康巴地区的经济、文化重镇。川藏、滇藏大道的形成，使其成为西藏与内地交通的生命线，对维护国家的统一，确保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加强汉藏等民族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产生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3）宗教背景
众所周知，佛教于公元 7世纪正式传入吐蕃，在长达近 3个世纪里，经过佛本之间宗教势力的相互较量、斗争，以及互相吸纳、融汇，最终佛教在西藏立足，并逐渐本土化，形成了极具雪域特色的藏传佛教，而本教也渐趋于佛教化而得以保存。康巴地区的藏传佛教和本教都是从西藏传入的。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康巴地区的本教和藏传佛教各教派，在教义、教理和法源上始终与西藏保持着相对的一致性，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受到西藏的制约和影响。作为一个基本全民信教的地区而言，藏族文化在康巴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宗教起到了重要的传媒和推进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地域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也逐渐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点。在诸多特点中，有两个特点显示出与西藏的差异性。一是古老教派在区内的影响较大，传承较盛。本教和藏传佛教的宁玛派是我国藏区最为古老的教派。本教在康巴地区的传承与发展，与西藏和安多地区相比较而言，一是 10世纪藏传佛教形成后，尽管内区也有不少本教寺庙改宗，但保存下来的本教寺庙却依然不少。据有关资料介绍，西藏境内保存的本教寺庙仅为 30余座，而在康巴地区，数量却在 100座以上，仅今昌都地区丁青一县就有 31座之多。与区内藏传佛教玛、萨迦、噶举、格鲁各派相比，寺庙总数仅次于宁玛派，位居第二。同时，在区内不仅有一些在全藏区影响较大的本教寺庙，诸如今昌都地区丁青县的孜珠寺，今甘孜州德格县登钦寺和满金寺，新龙县的益西寺等。同时以这些著名本教寺庙为核心，还形成了一些小范围的本教文化区。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最早形成的一个教派，自公元 12世纪宁玛派的著名寺庙呷拖寺在今甘孜州白玉县创立后，该教派的中心不仅从西藏东移至康巴地区，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康巴地区成为宁玛派的宏传中心。在藏区宁玛派的六大寺庙中，除多吉扎寺和敏珠林两座寺庙在西藏外，其余呷拖寺、白玉寺、竹庆寺、协庆寺均在康巴地区。康巴地区宁玛派寺庙众多，以甘孜州为例，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宁玛派开放寺庙达 203座，占全州开放寺庙总数的 43.2%，其寺庙总数位居该州藏传佛教各教派寺庙之首。此外，康巴地区宁玛派还对西藏东部地区、甘、青海藏区产生过较大影响。第二个特点是教派齐全，各教派之间共融共存，包容性强。自元代萨迦教派掌握西藏政教大权以来，西藏 “政教合一”体制历经元、明、清三朝更臻成熟。其间，萨迦、噶举、格鲁等教派都曾执掌过西藏地方政权，教派势力随着地方政权的更替，此消彼涨的现象十分突出。在康巴地区，各个历史时期虽然各教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藏的影响，但总的趋势则是各教派兼容并蓄，和谐共融。正是由于这种宗教格局，才造就了区内一大批各教派高僧大德学者 ，极大地推进了藏族文化的发展。被誉为“雪山下的藏族文化宝库”的德格印经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和兴盛的。 19世纪中叶，以德格宗萨寺活佛降央 ·青则旺波为首的一批宗教高僧，就曾发起过“无教派运动”，旨在开创藏传佛教内部不分门派，彼此共融的局面，并在区内产生过较大影响。
自清代以来，随着汉文化影响不断扩大以及其他文化的渗入，诸如外来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在区内迪庆州的德钦县、维西县和甘孜州的康定、泸定、丹巴、道孚、炉霍、巴塘等县曾相继建立过教堂，传播天主教和基督教；居住在昌都地区昌都县和甘孜州康定县的回族，也曾建立过清真寺，传播伊斯兰教。此外，汉族的汉传佛教、道教以及关帝信仰等也在区内有所传播和发展。
（三）康巴文化的基本特点
1.区域性原始文化遗存凸显。区域性原始文化泛指唐代吐蕃势力东渐以前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在康巴地区孕育和发展并得已幸存的文化。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康巴地区东部的今甘孜州大渡河、雅砻江流域的语言文化。现代以来，以法国著名学者石泰安、我国著名学者孙宏开、李范文、刘辉强等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对两江流域的藏族内部存在的特殊的古老语言遗存均进行过调查研究。在两江流域地区，有木雅语、鱼通语（贵琼语）、道孚语（尔龚语）、扎巴语、尔苏语、纳木义语、曲域语等。这就是费孝通先生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所指出的民族走廊中的 “语言孤岛”。这种现象不仅在我国藏区罕见，就是在其他民族地区也鲜有所闻。二是就在这两江流域的民间保存着一些特殊的宗教职业者，这些宗教职业者在各地的名称有异，如 “公嘛”、 “更巴”、 “阿乌公巴”、 “奥外”等，但其职事却类似于早期本教的咒师，专门为人禳灾、驱鬼、避邪、祈福、占卜 ；这些宗教职业者都有妻室子女，其传承或为父子相传，或收徒以授，世代相传，活跃于民间，且享有较高的声望，为当地人们所尊崇。有学者认为，这是本教还处于原始宗教时期的一种遗存。
2.在制度文化类型层面中，时间跨度大，表现形态各异，且并行共存，遗迹可寻。在康巴地区，自元代土司制度初兴以来，乃至明清，土司文化逐渐成为区内制度制文化的主体。但是，元代以前的一些古老制度文化，如部落文化、父系氏族部落文化、母系氏族部落文化在局部地区却依然得以保留和延续。
部落文化主要是指草原游牧部落文化。在今甘孜州的色达县以及白玉县和理塘的一些牧区，均属于“瓦述”系统。特别是色达县，曾经是“瓦述”部族系统的核心地区，在历史上，这一地区被称之为“化外之域”。
其部落制度长期存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6年，才开始有了县级建制。
关于父系氏族部落制度，一直被保存于金沙江两岸昌都地区的贡觉县东南部三岩地区的雄松、罗麦、木协、政都、沙东、克日乡和芒康县的戈波、尼增、朱巴龙、宗西等乡以及今甘孜州白玉县和巴塘县境内的部分地区。分布在上述地区的父系氏族部落名为“帕措”。帕措系藏语， “帕”意为父亲， “措”意为集团或集体。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延续而形成的一种父系氏族群体。是藏族地区古代社会制度文化的一种遗存。其中甘孜州白玉县三岩境内欧布日、错翁冷戈、霍也三个“帕措”集团最具代表性。
在昌都地区的贡觉、芒康、察雅等县的 20多个乡，还分布着另外一种名为“戈巴”的社会组织。 “戈巴”是传统的民间宗族群体的名称。这种群体的内部结构与 “帕措”相比，有较大的差异，是以父母双亲血缘关系为纽带，通过联婚不断传承延续，直系和旁系血亲都可以成为“戈巴”
的成员。
母系氏族部落制度从人类社会发展纵向历史脉络来认识，是早于父系氏族社会的一种社会形态。在吐蕃时期，母系氏族社会制度在雪域高原上还在一定范围保存着，在藏、汉文典籍中，苏毗（又名为“孙波”）以及被称之为“嘉莫欧曲 ”的两条江河流域地区都是“东女国”的区域范围。时至现代，在一些更狭小的区域范围内还保留着远古时期以女性为主体的女性文化残余。例如在昌都地区昌都县的嘎唐木地区，当地居民还有在房顶安放男性生殖器的习俗和对“屑格木”神山的传统看法，均是东女国女性崇拜文化在当地居民意识中的遗留。在今甘孜州道孚县的札巴地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的俄亚一带，还保留着与泸沽湖一带大体相同的“走婚”习俗。在今四川藏区的大小金川流域的嘉绒藏族，至今仍奉信对墨尔多神山的古老崇拜，这种崇拜除了一定的宗教因素外，还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女性崇拜观念。墨尔多山是墨尔多和斯巴嘉尔莫的圣山。所谓“莫”在藏语中一般指女性， “嘉尔莫”（又简称“嘉莫”），即意为女王或神妃， “斯巴嘉尔莫”即众生之女王。在今大小金川流域地区，不仅流传着女王的传说故事，其墨尔多山与大渡河在藏语中都有女性的内涵，就是在民间，也还保留着诸如“顶牟衫”和“爬房子”的类似走婚的古老习俗。
%3.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贡献卓著。康巴文化是我国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巴文化是以藏族文化为主体的区域性文化。自康巴藏族形成以来至今，区内的世代藏族僧俗民众，为藏族文化的发展作做了重要贡献。许多文化集粹成为康巴文化最亮丽的光点。其中格萨尔文化、德格印经院、噶玛噶孜画派、南派藏医药和民间歌舞艺术等是典型代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藏族民间文学集大成之作。时至当今这部伟大史诗已饮誉世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并以活形态存在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最高的英雄史诗。康巴地区不仅是英雄史诗主人公岭 ·格萨尔王的故乡，而且是格萨尔文化走廊的核心地区。在历史上，康巴地区格萨尔说唱艺人层出不穷，当代的一些著名说唱艺人的祖籍都在康巴地区；康巴地区的《格萨尔王传》诸多分部本被学术界公认为“权威版本 ”；已发现的六部木刻版本全部出自于康巴地区；康巴地区民间的格萨尔煨桑祭祀活动极为盛行，绝大部分格萨尔祭颂词均出于康巴著名学者局 ·米旁大师之手；在康巴地区，到处都有格萨尔的传说故事和遗迹遗物；康巴地区还是格萨尔藏戏的发祥地，格萨尔藏戏的创编剧目和表演剧团也最多。作为格萨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格萨尔造型文化极为丰富、历史上最著名的格萨尔唐卡组画均出自于康巴地区；最精美的格萨尔王骑征像版画保存于德格印经院；规模最大的格萨尔壁画至今保存于昌都地区江达县的瓦拉寺；造型形象最丰富的格萨尔壁画至今保存于色达县的拉则寺；独树一帜的格萨尔石刻保存于丹巴县的莫斯卡和石渠县的松格嘛呢城和巴格嘛呢墙以及色达县的色尔坝、泥朵等地；造型形象丰富多彩的格萨尔王泥、铜雕塑像在康巴地区也随处可见。位于今德格县阿坝乡吉苏雅给康多的格萨尔纪念堂，是为多数学者和民间公认的史诗主人公岭·格萨尔王诞生的地方。正是基于上述文化表现，由甘孜州文化局申报的“格萨尔”民间文学和色达县中坡的“藏族格萨尔彩绘石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已于 2006年双双被列入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德格印经院是我国藏区最著名的印经院之一。自公元 1927年该院创立以来至今，已经历时近三个世纪。它以收藏藏族历史典籍最广博、门类最齐全、完备而严格的管理、原材料制作考究、精湛的刻工工艺和高质量的印刷以及对古建筑物、壁画、刻版和其他文物的全面有效的保护而享誉海内外。据 1979年统计，德格印经院所收藏的古印版总数达 22万余块，其中包括极为珍贵的木刻画版近 400块。改革开放至今，该院又补刻了 8万余块木刻印版，使印版总数达到 30余万块。其刻制的印版文献达 830余部之多，内容涵盖了佛学、天文历算、诗歌音韵、语言文字、历史传记、医学、工巧以及众多学者文集。在众多典型中，不乏孤本、珍本和范本。例如用藏文、藏文转写梵文、乌尔都文三文刻制的《般若八千颂》，是我国藏区乃至信仰藏传佛教的国家和地区现存的唯一孤本，该版已于 2002年 3月获准登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又如该院建院初期刻制的《甘珠尔》
和《丹珠尔》，被认为是历史上众多版本中的范本。近年来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文大藏经对勘局勘校出版的藏文《大藏经》，就是以德格版本为范本，参考其他版本勘印而成。在现有的 2272块（6288幅）木刻版画中，有 200余幅版画唐卡被认为是藏区现存的古画版中的极品，是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
德格印经院是迄今为止，不仅在我国藏区，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保存古雕版最多的地方，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价值。这些印版典籍对于研究藏民族的历史、政治、宗教、科技、文化艺术均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德格印经院自建院以来，所印刷的文献典籍不仅在我国广大藏区得到广泛传播，还被国内诸多博物馆、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收藏。同时还远销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日本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一些重要典籍亦曾被欧、美著名图书馆收藏。
%时至今日，其刻版、造纸、印刷、装帧等工艺技术基本保持了历史传统，为已逐渐消失的刻版印刷文明提供了既古老而又鲜活、既真实而又质朴的例证。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家十分重视对藏族文化的重要遗产——德格印经院的保护。 1980年，该院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作为传统手工技艺的“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技艺”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噶玛噶孜画派是公元 16世纪由出生于西藏山南雅堆地区的著名画师南喀扎西在“门孜”画派的基础上创立的。该画派创立后不久，其中心逐渐东移至康巴地区。其最早的传承中心是在昌都地区噶玛噶举派主寺噶玛丹萨寺及其附近的噶玛沟一带。及至公元 18世纪，在康巴地区的今甘孜州德格县的八邦寺和玉树州囊谦的奇吉寺又陆续涌现出两个传承中心。由于这三个传统中心的次第形成，促成了噶玛噶孜画派东向发展的格局，并将噶玛噶玛画派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先是涌现出了诸如松饶嘉措、噶学·噶玛扎西、拉纵·果札次仁、司徒·曲吉迥乃、工珠·云丹嘉措、司徒·白玛旺秋杰布、通拉泽翁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著名画师。其二是经过历代画师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使得噶玛噶孜画派的绘画特点和风格更臻成熟。其主要特点从宏观层面上认识，表现为在学习借鉴方面的博采众长的广纳性；在绘画内容方面选题的独创性；在画风上所表现出的藏传绘画与汉地画风的高度整合性。从微观层面上认识，一是在画面布局结构上有较大的突破；二是在人物造型上既重视动、静的结合，又重视神情与人情的结合；三是在技法上，既继承了“门孜”画派绘画的精髓，同时又兼融了“钦孜”画派技法的长处，而在过渡景物的技法表达上，更是吸纳了内地传统花鸟山水画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创新技法体系；四是在色彩上，不仅善施绿色，而且施色总体效果相对淡雅、清新、柔和，铺色轻簿；五是在背景图案的处理上，突破了单纯的装饰目的，采用了写实与表意相结合的方法，彰显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理念。在今德格地区，数以万件计的噶玛噶孜绘画作品成为当今极其珍贵的藏传绘画艺术遗产。在全国藏区乃至国内其他一些地区，都有康巴地区噶玛噶孜画派的传人活跃于画坛。近 5个世纪以来，康巴地区为托起噶玛噶孜画派艺术的蓝天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藏医药是藏族科技文化大观园中的一支奇葩，也是我国传统医学的宝贵财富，藏医药科学体系的形成是以公元 8世纪涌现出来的医圣宇妥 ·云丹贡布及其所著的《四部医典》为标范的。藏医药发展到公元 14世纪末至 15世纪时，由于藏区不同地理区域生态环境的差异以及当时的名医在其临床实践、药物配方和对《四部医典》的理解等方面开始显现出各自的特点，从而出现了藏医学南派和北派两大派别。这两个派别的出现，为共同推进藏医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藏医学南派和北派最初都创始于西藏。南派藏医后来像噶玛噶孜画派一样开始逐渐向藏东发展，首先发展到西藏灵芝地区，后再向东拓展至今昌都东部和甘孜州德格一带，并在德格形成了一个中心。在这个中心形成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先后涌现出诸如司徒 ·曲吉迥乃、欧如培、拉门 ·却扎降措、拉门 ·仁钦俄色、恩·噶玛格勒、恩·噶玛登珍、白登 ·泽翁根却、泽珠旦登、岭·门亿西崩、恩·噶玛赤乃达吉、伍金登真、工珠 ·云丹嘉措、降央 ·钦则旺波、巴珠·鸟金吉美却吉旺波、局·米旁、扎木拉吉等一大批临床医学家；也涌现出了以帝玛·丹珍彭措为代表的药学家。上述临床医学家和药学家，一方面为藏族民众治病，救死扶伤，另一方面不断总结经验，著书立说，研制名贵成药配方。其医学专著的代表作主要有 ：锻炼水银实践甘露精华》、医药配方》、《天花论《《治》、《脉胗新释》、《大黑珍宝》、《诀窍秘籍》、《千万舍利》、《临床札记》、《四部医典注释》、《诀窍甘露海》、《藏医二元药诀》、《脑外伤治疗》、《针刺血位》、《识别药物》、《临床经验杂记》、《四部医典难点注释》、《长寿珠母子合璧》、《藏医临床札记及药物精华》、《水银炼冶》、《钦则医学选集》、《九脉精华论述》、《米旁医学选集》、《脉尿诊注释》、《草药配方》、《身体八疾疗法》、《小儿临床杂记》、《妇科疾病诊治》、《藏医药概论》、《二号病治法》、《晶珠本草》等，上述藏医学著述，极大地丰富了藏医学的临床和医学理论体系，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藏医学遗产。上述藏医学著述，绝大部分被德格印经院刻版收藏。
南派藏医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反复实践不仅在“佐塔”的研制上有所创新，在成品药的配制上也有所建树，其中珍珠七十丸、仁青梦觉、仁青常觉、如意珍宝丸、仁青佐珠达西、旺日业昂、二十五味珊瑚丸、二十五味松石丸以及甘孜丸药等深受藏区民众欢迎，声名远扬。
4.康巴民间歌舞艺术独树一帜。众所周知，藏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有“歌舞的海洋”的美誉。康巴民间歌舞艺术集厚重性、多样性、包容性为一体，在藏族民间歌舞艺术中独树一帜。在康巴民间歌舞艺术中，最能体现康巴地域特色、最具影响力的民间舞蹈艺术当数“康谐”、“热巴舞”和“果卓”。
“康谐”又名“康区弦子舞”，是一种以男性操牛角胡琴站立排头，拉起胡琴带领人群扬袖起舞的集体舞蹈。在歌舞过程中，娱乐表演集体时而圆集，时而散开，时而绕行而舞，边唱边跳，唱词为“谐”体民歌。也可即兴创作，男唱女和，借以抒发内心情趣。舞者随着胡琴拉奏时发出的富有节奏的颤音，在舞蹈脚步动作上跳出“颤分儿”。康谐的舞姿优美舒展，曲调悠扬婉转。在舞姿中， “颤分儿”、 “拖步”、 “点步转身”、 “晃袖”等极具特色。由于该舞蹈盛行于整个康巴地区，尤以巴塘和芒康等地最为有名，所以被称为“康谐”或“巴塘弦子”。 2006年“弦子舞”（巴塘弦子舞）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此外，在昌都地区的芒康、左贡等县和甘孜州的乡城、得荣等县还流传着以扎聂琴（三弦）为伴奏乐器的弦子舞。
“热巴舞”又名铃鼓舞。热巴，在藏语中泛指在民间以卖艺为生的流浪艺人，由热巴艺人跳演的舞蹈，故名热巴舞。它是集铃鼓舞、杂曲、民间歌舞为一体的综合表演艺术。热巴舞广泛流行于今昌都地区、甘孜州康南地区和迪庆州地区，昌都地区是热巴舞的发祥地。在康巴地区的热巴舞中，有许多艺术流派，诸如丁青热巴、窝托热巴、康沙热巴、察雅热巴、色扎热巴、八宿谢安热巴、类鸟齐嘎妥热巴、边坝国青热巴、洛隆雄男热巴、左贡察瓦龙热巴等。在上述热巴流派中，丁青热巴历史最为悠久，故丁青有“热巴之乡”的美誉。热巴舞的组织形式一般为两种，一种是由大寺庙出面召集，演员为男性，每逢节日才聚集表演，属业余性质。更多的是专业热巴队，多以家庭为中心组成。
热巴舞为主体部分是铃鼓舞，男执铜铃，女执手鼓，绕圈走动，翩翩起舞，动作十分热烈、奔放。除铃鼓舞以外，还融入说、唱、杂技（弦子、卓舞）等。
果卓，又称卓舞或锅庄舞，也是盛行于康巴地区的一种集体圆圈舞蹈。锅庄一般为三大类，即农区锅庄、牧区锅庄和寺庙锅庄。其中，尤以牧区锅庄和农区锅庄最为流行。在牧区锅庄中，玉树锅庄和甘孜州石渠真达锅庄久负盛名。农区锅庄在康巴地区分布最广，而且各地都有一些历史悠久、风格独特的区域性锅庄。例如在甘孜州的农区锅庄中，新龙锅庄、木雅锅庄、得荣锅庄、乡城锅庄、丹巴锅庄等久负盛名。近年来，在经过专家考察，在今德格的麦宿和白玉的登龙两乡所流传的属于同源异流的麦宿锅庄和登龙锅庄，其名原叫 “德格卓钦”，意为德格大锅庄，有的专家将其称之为“德格宫廷锅庄”。在历史上，这两个地方的锅庄队在一年中均需为德格土司支四次舞差，此外，还为其他头人和当地普通民众跳演锅庄。其风格兼具牧区和农区锅庄特点，动作特别考究。男舞者动作雄健奔放，女舞者秀丽端庄，曲调和唱腔特别优美动听。
康巴民间舞蹈除了康谐、热巴和卓舞三大体系外，甘孜“夏卓”（踢踏舞）和丹巴“十三战神舞”等也各领风骚。
多姿多彩的康巴民间舞蹈同时也是康巴“谐体”民歌的大歌坛。每一种舞蹈大都有数十种曲调，而歌词的内容则更为丰富。加之民间舞蹈的集体性、群众性特点，所以，能歌善舞便成为康巴人的一种“天性”。而被称之为“鲁体”民歌在康巴地区则更是如夏季草原的花海一般，繁花似锦。由于“鲁体”民歌节奏自由，可由歌者即兴发挥，而且可在任意场合中自娱自乐。所以倍受群众青睐。在康巴地区，无论在喜庆场合，或是在放牧、挤奶、打青稞、打墙、耕地等劳动中，都可以听到音域宽广、高亢、旋律起伏、悠扬婉转的生活之歌，劳动之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今甘孜州东部一带的康定、丹巴、九龙和泸定一带，是藏、汉、回、羌、彝等多民族交融的地带，尤其在当地世居的汉族当中，也广泛流传着许多汉族民歌，并在当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举世闻名的“康定情歌”就是藏汉民歌艺术长期交流、融汇的过程中和背景下产生的。这是康巴民歌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更是康巴民歌艺术的骄傲。
一头老牛半亩田，收也凭天，荒也凭天。
粗茶淡饭饱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
布衣得暖胜丝绵，长也可穿，短也可穿。
草屋茅舍有几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
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
日上三竿我独眠，谁是神仙，我是神仙。
5.物质民俗文化的多样性特点彰显。文化的多样性是康巴文化的一大特点。前面已经提及，康巴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多样，环境的多样性必然导致生物的多样性，而生物的多样性，又必然带来物质文化的多样性。在人文背景方面，一方面是康巴地区部落文化的发育和延续，使得当地一些古老的文化习俗得以保留；另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区内的民族成分逐渐发生变化，除主体民族藏族外，新的世居民族如汉、回、羌、彝、纳西、傈僳也逐步增多。这些世居民族的文化契入，自然也对康巴文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变化。应当说，康巴文化的多样性是在上述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
就饮食文化而言，康巴地区无论是牧区饮食文化和农区饮食文化在大宗方面与其他藏区比较，有着相似的一面，但在一些小区域内的特色饮食方面却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和个性特征。在此不妨举几个实例为证。甘孜州巴塘县地处金沙江畔，那里气候温和，有“塞外江南 ”的美誉。那里盛产小麦，所以面食文化特色十分鲜明，丰富多彩。巴塘面食主要分面条、面块类，炕馍、蒸馍和包类三大类。在面条、面块类中，就有“门”、“八擦”、 “陆德”、 “猴子耳朵”、 “卓拉”等品种 ；在炕馍、蒸馍类中，有大锅魁、小锅魁、 “陆然”、 “夸泽”等品种 ；在包类中，有菜包子和“团结包子”等品种。在上述面食品种中， “门”和“团结包子”做法和吃法讲究、风味别出。 “门”汉意为长寿面，这种面加工精细，全手工擀制，制作出来的面条又细又长，类似内地的银丝细面。面煮熟后，要放在温开水中漂，然后捞在大碗里，再加宽汤肉馅。这种面食，或是家中来了贵客，或是家中成员过生日时才做。其吃法也别具一格，吃面人将面条入口时，必须用力一口气将筷子所捞起的一柱面全部吸入口中后，才能咀爵，否则，或对主人不尊重，或不吉利。而团结包子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才创新的一种包类面食，其做法特别稀奇。包子的包皮需视吃包子的人的多少所选择的蒸笼的大小而定。包子馅用切好的块状新鲜猪肉或牛肉，加上切好的小块洋芋，拌合上炒面或米粉。上笼时先在蒸笼中间放一个反扣的碗，再将整块包皮放入蒸笼，然后再在包皮上放拌合好的馅，并在反扣碗处划一道小圆口将沿蒸笼边的包皮折向中心小圆口处捏合，使整个包子呈一大圈状。盖上笼盖，加火猛蒸。包子熟后，在原反扣碗的空位处，放上一个放好佐料的碗，吃包子的人围成一圈，围着大包用筷子夹着吃，也可在佐料碗中蘸着吃。众人一起吃一个大包子，好不热闹。 “团结包子”，顾名思义，意味着家族团结，民族团结。从巴塘一地的面食中，透视出如下几点特性：首先是品种多样；其次是从一些品种的名称和做法中，体现出汉族面食对巴塘面食的影响， “门”实际上就是汉语中“面”的异音称呼， “猴子耳朵”、大锅魁、小锅魁则完全是汉语称谓， “猴子耳朵”的做法和吃法和我国北方的“猫耳朵”大体一致；其三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还出现了别具一格的地方风味食品， “团结包子”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巴塘的一道经久不衰、深受当地人们喜爱的一道既有时代气息，又具乡土气息的佳美饮食。在甘孜州东部地区大渡河流域的丹巴县和康定县鱼通、孔玉、金汤一带，当地藏族擅养生猪，每到入冬季节，家家杀猪，并喜欢将猪腿做成香猪腿，将整扇去头的猪肉连皮挂“猪膘”。做香猪腿和挂“猪膘”便成为当地的一大习俗，特别是挂“猪膘”在历史上还成为当地人们“比富 ”的标准之一。在当地的时蔬中，盛产芜菁，用芜菁叶制作酸菜，酸菜成为当地人们的一道主打菜肴，其俗语道：“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偏偏”。
%康定的“四月八转山会”是当地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这个节日最初是由藏历四月初八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纪念日和当地“五月十三”的“跑马会”逐渐融合而成的，由于这个时期，高原春暖花开，正适宜人们外出郊游踏青。所以，每年这个时日，跑马山上人山人海，到处是帐篷，帐篷里的人们到了该进餐的时候，尽情地享受着当地风味佳肴。其中有几样食品是缺不了的，一是酥油茶或清茶，二是凉粉，三是方方酥或是大锅魁，四是砣砣中肉。在这四种食品中，酥油茶是和砣砣肉是藏族的传统食品，凉粉和大锅魁是汉族的传统食品，而方方酥则是回族的食品。除了节日外，平时人们聚会或外出要坝子，无论哪个民族似乎少不了上述佳肴美味食品。这种在饮食习俗上的文化认同，正是康巴地区民俗文化多样性的真实写照。
古碉建筑是青藏高原高山狭谷地区特有的防御性古建筑，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从大渡河流域到怒江流域地区都有分布，其中尤以大渡河流域地区最为密集，类型最为丰富，给人们的震撼力最强。这种历史悠久、建筑技术精湛的古老建筑，如今已受到社会和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2006年，丹巴的古碉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还与阿坝州羌族地区的古碉共同被国家列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储备项目之一。
关于康巴民居建设，人们对它所发出的感叹最多。有的人认为，康巴地区的民居简直太丰富多彩了，可以说是“一县一景”，甚至“一县几景”，笔者在《四川藏区的建筑文化》一书中这样写道：“去过西藏自治州拉萨市的人，或是对藏族文化有所了解的人，无不为拉萨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哲蚌寺、色拉寺等代表藏式建筑最高艺术成就的建筑精品而折服、倾倒。但当人们来到四川藏区，却无不为这里的人们所居住的最基本的生活空间—民居建筑，而感到难以忘怀和眷念”。民族学、考古学、建筑学的专家将其称之为“活着的化石标本”，观光者却给了它一个时髦的雅号叫“文化名片”。康巴地区的民居建筑是精彩的、多姿的。在昌都民居，香格里拉民居、甘孜民居中，一些小区域的民居又异彩纷呈。例如在甘孜州民居中，丹巴民居、道孚民居、新龙民居、木雅民居、德格民居、乡城民居、稻城民居等，都有着各自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内涵，常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近两年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相继推出了“中国最美的乡村”评选活动和“中国人的景观大道”特别专栏。在“中国最美的乡村”评选中，丹巴藏寨位居榜首；在“中国人的景观大道”中，以“凝固在川藏大地上的建筑符号—藏式民居”为题，大篇幅地展示了川藏公路沿线康巴地区的民居建筑符号走廊绮丽画面。
在康巴地区的头饰中，最具代表性的男性头饰是飘洒着阳刚之气的“英雄结”头饰，女性头饰是依传说中的珠牡头顶金花，细辫披扇的头饰。康巴服饰以其夸张的形制，明朗的色彩，古朴的纹饰，厚重的质地，多彩的款式，深邃的文化内涵，在藏族服饰中更显华彩。
康巴地区是多彩的，多彩康巴的光彩是由其厚重的、多元的、兼容的文化所散发出来的。康巴地区是一块文化的宝地。其文化宝藏像金沙江的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它永远散发着康巴地区泥土的芳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