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
商业海洋文化。
鲁文化—
原始儒家文化。
两者各有千秋，大约在汉朝两者融合，形成齐鲁文化。 “齐鲁”一名，因于先秦齐、鲁两国。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齐、鲁两国文化也逐渐融合为一体。因为文化的一体， “齐鲁”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圈，由统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齐鲁”的地域概念。这一地域与后来的山东省区范围大体相当，故成为山东的代称。
“齐鲁”和“山东”都是历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词，今天看来，二者所指地理范围完全一致，可以通用。但在历史上，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山东”一名，在历史上所指地域范围变化很大，到宋元时期，今山东地区，才作为行政区划分了出来，而包括范围，仍与今山东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为山东省。从此，地域范围或有变化，但名称不变，范围出入也不大，与古齐鲁范围基本一致。讲齐鲁文化，先秦时代，以齐、鲁两国地域范围为准，汉代以后以今山东省区范围为准，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这个标准处理。
“齐鲁”缘起于先秦齐、鲁两国，是齐、鲁两国的合称，原是国家概念。
齐与鲁是西周初年的两个封国，是西周在东方代行统治权的两个重要阵地。因为西周初建时，东部沿海地区殷人和东夷人的势力强大，不服统治，屡次发生反周叛乱。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乱之后，周王便将两个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别封于商奄和薄姑旧地，建立鲁国和齐国，以镇抚东方殷人和夷人。鲁居泰山之阳，都曲阜；齐居泰山之阴，始都营丘（今山东昌乐，一说即临淄），后迁薄姑，再迁至临淄。齐、鲁始封时，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两国疆域不断拓展扩大，基本控制了今山东地区。而且随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齐、鲁两国内部联系逐步加强。有别于中原、燕赵、秦、晋、吴越、荆楚等的齐鲁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 “齐鲁”一词也逐步联系起来，由国家概念向地域概念过渡。
首先将齐、鲁联系起来的是孔子。他说：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 ·雍也》）这是指齐、鲁两国思想文化的联系和区别而言的，还未把齐、鲁联为一个词。过了不久，他又说： “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左传 ·定公十年》）又进一步强调了两国文化的内在联系。但是，这里的“齐鲁”仍是国家概念，各自独立其义。到战国后期， “齐鲁”才真正组成一个词，成为含有统一文化特点的地域概念。最早把 “齐鲁”作为统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 ·性恶篇》云： “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把“齐鲁”与秦对言，显然是指两个地区。齐鲁地区的人文与秦国地区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齐鲁尚礼义，有“礼义之邦”誉称，秦则缺乏礼义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绝非因为人的本性不同。从此之后， “齐鲁”一词便经常出现，或作为国家概念，指齐、鲁两国，或作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东地区；或作为地域文化概念指齐鲁文化范围。如《史记·儒林传》云： “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就是说汉代生于燕郡（今北京）的韩婴作《诗》内外传（即《韩诗》），其语言和学术观点，与齐鲁地区作为今文或古文经学的《诗》论特点明显不同。《汉书·艺文志》说： “汉兴，有齐鲁之说”；《晋书 ·范宣传》： “讽诵之声，有若齐鲁”；苏辙诗有句： “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县），为学慕齐鲁”；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 “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吴伟业《赠苍雪诗》： “洱水与苍山，佛教之齐鲁”等等。 “齐鲁”一词，已成为较为固定的地域概念，这一概念源于齐鲁两国，且与两国文化有许多共同特点，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开。这一方面说明，齐、鲁两国文化经过逐步融合到战国时代已初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实体，成为天下向慕的“礼义之邦”了；另一方面作为地域概念也明确化，即指今山东地区。山东号称“齐鲁”、或简称“鲁”，或别称“齐”。就是这样形成的，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较固定的地域范围。
一、粗犷刚烈的齐人
如果说鲁人文质彬彬的话，那么齐人给人们的印象则是粗犷刚烈，他们可杀而不可辱，面对挑战，置生死于度外，全力施为，一决雌雄。在中国历史上，粗犷刚烈的典型事例，大多发生在齐地，或由齐地人唱主角。欲知其详，请看刘德增《粗犷刚烈的齐人》一文。刘淑强女士的《鲁国文化与周礼》一文，又就周礼对鲁国文化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了深入的阐述。
体魄强悍，粗犷刚烈，喉咙粗大，不善言辞，遇事说不上三句话，便吹胡子瞪眼睛撸袖子，“砍头不过碗大疤！ ”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这便是“山东好汉”给人的印象之一。小说家写山东人，往往尽力刻画山东人的这一面，瓦岗寨里的程咬金，梁山泊上的李逵，粗犷、莽撞、豪爽、勇武、坦直，庶几成为小说家笔下的山东人的固定形象。然则这又绝非小说家妙笔生花，面壁虚构。
二、鲁国文化与周礼
在周代的众多邦国中，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语）。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时人称“周礼尽在鲁矣”。各国诸侯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学习，鲁国是有名的礼仪之邦。鲁国与周礼的这种密切关联，使得鲁国形成了谦逊礼让的淳朴民风，同时也使鲁国国势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概括讲来，周礼的内容应该包括礼义、礼仪或礼节、礼俗三个层面。礼义是抽象的礼的道德准则；礼仪或礼节是具体的礼乐制度，可大致分为吉、凶、军、宾、嘉五大方面。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真可谓“繁文缛礼”，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不有义。这些礼仪都是本着忠、孝、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目的是为了 “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礼俗即周人的社会风俗与道德习惯，它较礼节更细且繁，只是并无硬性规定。就主次而言，礼仪、礼节、礼俗是从属于礼义的，因为礼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这才是其本质所在。
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勋。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还得到了不少特权。《礼记·明堂位》记载说： “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鲁国建国之地殷商势力极重，伯禽要把鲁国建成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他们代表周王室担负着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极力推行周朝礼乐。
另外，鲁国适宜农桑，是一个稳定的定居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礼乐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划分成若干等级的人和谐相处。
在鲁国，周礼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上至鲁公，下至卿士，无不循礼而动。不论是“国之大事”，还是往来小节，如君位传承、祭天礼祖、对外战争、朝聘会盟，以及燕享、乡射等等无不如此，否则就会遭到指责，甚至被视为“不祥”的举动。周礼由周王室制订，而在具体实施时，各诸侯国一般是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鲁国始终不忘“法则周公”，祖述先王之训。
《春秋》一书是鲁国国史，该书“常事不书”，所以鲁人依礼而动的行为有许多不一定见于记载。即使《春秋》经以及他书中见载的鲁国君臣的一些“违礼”之举，也往往引起人们的规谏、评论或者指责，如隐公到棠地“观渔者”，桓公取郜大鼎于宋而置于太庙，醒公与夫人姜氏一道到齐国去，庄公到齐国观社，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文公欲弛孟文子和敬子之宅以广其宫，夏父弗忌跻僖公，宣公夏天在泗渊滥捕，以及鲁三家的一些不礼之举等等。但在入东周以来“礼坏乐崩”的情况下，鲁国仍有不少知礼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刿、夏父展、里革、匠人庆、叔孙豹、子服景伯、孔子等等。另外，如文公时的宗有司，《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他们也都以知礼、明礼而闻名。
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对鲁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人都知道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利后嗣”的功能，因而他们认识到“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 “无礼必亡”，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礼记·礼运》说： “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尚在，国便不亡，周礼关乎国泰民安，于此可见。鲁闵公元年，齐欲伐鲁，齐公问“鲁可取乎”，其大夫仲孙湫说： “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此时，鲁国正值庆父内乱，但尚秉周礼就难以攻取，因为周礼可以起到一种协调人心的作用，在统治者内部，它可以防止和调节矛盾，而对下层人民来说，周礼则既有慑服之威，又有收罗人心之用。
“尊尊而亲亲 ”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则，也是周礼的基本要求。为争权夺位，鲁国也发生过类似骨肉相残的事件，但与他国相比，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以《礼记 ·明堂位》说鲁国“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臧文仲教季孙行父“事君之礼”说： “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鲁人敬尊君主，使鲁国的政治比较稳定。不过，由于“亲亲 ”观念深入人心，他们十分相信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使掌握鲁国大权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后”的范围之内，异姓家族的贤能之士很难进入鲁国政权。与“尊尊 ”原则有关，鲁卿在位时，不论其行为怎样越轨，而对他的宗族影响并不大，受到惩治的仅仅是祸卿本人。这样，卿族一旦有了势力，也就站稳了脚跟，其势力的持续发展，使最终导致了公室衰微、大夫专政。
春秋时期，鲁国实际已经是积弱之国，其主盟不若齐、晋之强，地势不及秦、楚之大，然而，诸如滕、薛、曹、邾、杞等国皆勤贽，修朝礼；即使远在方域之外的谷、邓等国也不惮仆仆，至鲁来朝。小国亲鲁，皆因鲁乃周礼所在。
鲁国春秋以来的外交主线还是与齐、晋、宋、卫等大国的关系上，然而，在对各国的态度方面，鲁国的态度似乎又不尽相同。鲁与晋、卫乃兄弟之国，与对待齐、宋相比，鲁人在与卫、晋的交往中态度要温和得多。
小国交鲁，鲁国也往往亲近同姓。时人的宗法观念是： “凡今之人，莫若兄弟”，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诸小国中，曹、滕与鲁同姓，邾、莒、薛、杞皆为异姓。故曹太子朝鲁，鲁以上卿相宾；滕、薛争长，鲁长滕侯。而邾、莒为鲁国近邻，杞、邾则频频朝鲁，然杞侯之朝以不敬见讨，邾、莒也为鲁国世怨。鲁国自春秋以来国势日弱，其不能修好异姓近邦实是一个重要原因。
除政治、外交之外，鲁文化的礼乐传统也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 “化成民俗”方面产生了明显效应。鲁人行为中的重义轻利观念，经济上的重农轻商意识，以及日常生活中严格的男、女之别等等均是。西周末年以来，由于周室的衰微和时代的进步，再加之鲁国国势的下降，原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结束了。鲁在春秋后期也推行了 “初税亩”、 “用田赋 ”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改变了周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周礼乐的崩坏亦成为自然之势。春秋末年，孔子看不惯层出不穷的违背礼乐制度的现象，他希望恢复周礼，推行“王道 ”于天下，并以礼乐之学教授生徒，儒学于是创立。
公元前 249年，鲁灭于楚。然而，鲁国的礼乐传统经孔门师徒的弘扬，已更加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它并没有因为鲁国的灭亡而丧失。秦朝末年，刘邦举兵围鲁时， “鲁中诸儒尚讲诵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 70多年以后的汉武帝时代，太史公司马迁到鲁地“观仲尼之庙堂 ”时，诸生依然“以时习礼其家”。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汉代统一了鲁国的礼教和秦国的法律”，更明白道出了鲁国礼乐之学在两汉时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