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平原》是毕飞宇穷三年半心力打造的长篇小说。细细展读，感觉作家下笔时而坦荡如砥一览无余，间或斗折蛇行虚实明灭，无处不随意，却又无一处随意，毕飞宇固有的精工细作的印迹宛然在目，生发出新奇高妙的艺术品质，彰显精致的大气。毕飞宇这次把他的文字活动领域，从尺水兴波的盆景之地，置放到一望无垠的苏北平原，闪跃腾挪，大施手脚；种种复杂难言的历史影像，均在他笔下获得华美而精确的展现。
近十年来，毕飞宇在中短篇小说领域斩将夺旗，锐不可当。长篇《平原》的竣工，则验证了作家诸体兼擅的能力。为上世纪70年代写书，一直是毕飞宇挥之不去的心结。《平原》揭示了一段重要的集体记忆——1976年的政治变动及其影响下的日常生活的翻覆无常。跟《玉米》一样，《平原》的故事依旧发生在王家庄。全书通过乡村青年端方充满梦想与幻灭、挣扎与奋斗的独特心路历程，展现了这片蒙昧与淳朴共生的古老土地上的爱情和人性，尤其演绎了端方和三丫之间一段奇特的乡村爱情，既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复椎心泣血，风云变色。毕飞宇用冷静的态度保持着与作品的间离，以凌厉的刀刃擦着人性的骨头游走，笔锋穿透历史的层云，直指对人性的高度摧残。凡生命的疼痛，美的毁灭，谴责、愤怒、冷峻、温情、反思、悲悯、忧伤、浩叹，种种多元化情感取向，都在《平原》中获得全方位演绎。小说不以复杂的情节取胜，而是充分发挥摹写细部的长处，着意于诗化情怀的铺衍。作家下笔时而惜墨如金，时而浓墨重彩，体现出简约丰盈的魅力。与鲁迅的未庄、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村一样，毕飞宇营造的“王家庄”，已然成为一方具有特定原型意义的人文版图，成为他宏伟叙事计划的背景。
主人公端方高中毕业后，在收获的季节回到王家庄。这个干净健美的乡村青年，身上充满青春的叛逆和青春的心计。和《玉米》中的玉米一样，端方具有一般乡村人物所没有的心气与心性，苦难的生活，深深激发了他的耻辱感和上进心，教会他如何做一个成熟男人。端方不靠蛮力，而靠头脑应对邻里纠纷，处理生活风波，征服了佩全、红旗、大路等一干乡村混混，初步品尝到众星捧月式的权力快感。端方沐浴着平原上的风雨，在平淡无奇的岁月里尽情扩张自我，释放一己的雄性力量。终于，地主的女儿三丫成了他生命中第一个女人，端方饱饮爱的甘露。但在那样一个年代，三丫的出身注定了他们之间爱而不得天人相隔的悲剧。
王家庄支部书记吴蔓玲本是南京来的下乡知青，在扎根王家庄的日子里，她样样农活抢着干，轻伤不下火线，和乡亲们打成一片。1974年，吴蔓玲因缘际会成为村支书后，更是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无暇顾及个人婚恋。她不但摒弃了小资产阶级的优雅习性，还学会了像庄稼人一样蹲在地上吃饭。这是吴蔓玲狼吞虎咽的雄姿：“吴蔓玲一手捧着大海碗，一手拿着筷子，在大海碗里进行地道战、麻雀战，运动战、歼灭战，四处出击，四面开花，一边吃，一边转。满满尖尖的大海碗，三下五除二，一转眼就被吴蔓玲消灭了。”如是情状，正是一种生命形态的异化。“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吴蔓玲不愿离开王家庄，图的是日后能在政治上有所进步。渐渐地，铁姑娘吴蔓玲从鲜活的生命个体，变成了在仕途的星光大道上心无旁骛发足狂奔的政治怪物。饶是如此，端方独特的男人气质还是激发起她内心蛰伏的女性情愫，唤醒了她爱美的天性。她无可自制地喜欢上了端方，却碍于支书身份无法表白，备受情欲煎熬。小说写她夜深时节揽灯对镜，沉迷于自己的身体，便是女性心态的真实流露。而端方眼中的吴支书，身上分明裹携着雷轰电掣般的威严和泰山压顶般的气势。于是，吴蔓玲与端方，一个犹犹豫豫，一个小心翼翼，爱的火花又如何点燃？结尾，吴蔓玲形同花痴般的发疯，与其说是被公狗咬伤所致，无如说是对端方的爱的幻灭所致。这是一种饱经压抑后的极度释放，是一种非常态的常态，充分暴露出了吴蔓玲身上“本我”的另一面，而非假以示人的“超我”。——则她那无所依傍的“自我”又匿于何处呢？借此，小说宣告了一种空洞信念的破产和乌托邦理想的幻灭，从而有力地昭示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前途无量”，这句公社革委会主任洪大炮对吴蔓玲的无意夸奖，让她一直刻骨铭心。吴蔓玲为自己养的公狗命名“无量”，在狗身上寄寓了特有的光荣和梦想。然而“无量”终于被民兵演习的枪弹所惊吓，变成了一条灵魂出窍的疯狗，咬伤吴蔓玲并致其发疯。“无量”与吴蔓玲的双双发疯，象征着权力和欲望使人癫狂这一不争事实。
《平原》出现了两组怵目惊心的人畜恋。王家庄养猪场的猪倌老骆驼，以场为家，爱猪如命，堪称敬业的乡村养猪大师，他的“把猪当人”的人性化养猪理念，颇令端方感动，直到端方无意间撞见了老骆驼与母猪行苟且之事的秘密，才明白老骆驼“不是把猪当人，而是拿自己当了猪”。村支书吴蔓玲白天忘我工作，夜晚则与公狗“无量”亲密同眠，聊解其性饥渴与性幻想。此类畸人畸事，正宜寄生于那个畸形年代的畸形环境。其实，老骆驼的人猪畸恋，乃是因为在人的世界里得不到应有的温情和安全感，才转而到猪的世界寻求补偿；吴蔓玲的人狗畸恋亦是如此，一身革命正气的吴支书竟从公狗身上寻觅性慰藉，诚为严峻的外部政治态势逼人异化所致。两组人畜畸恋，表明人和人在一起不像人，人和动物在一起反而更像人。作者用写实透视荒诞，以荒诞解构历史，却并未消解掉历史应有的那份沉重。
老鱼叉是书中出现的另一个独特形象。作为王家庄历次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老鱼叉人到晚年变得神志不清，整天在院子里挖地三尺，到处寻找自己的“魂”。伟人逝世的消息传来后，他突然清醒并自尽。热爱政治运动的老鱼叉，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文革”幽灵的化身。和吴蔓玲的发疯一样，老鱼叉了无遗憾的自杀，是一个狂乱时代溃败与解体的标志，也是新时代君临的先兆。
二
“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在田垄与田垄之间，在村落与村落之间，在风车与风车、槐树与槐树之间，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太阳在天上，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大地一片灿烂，壮丽而又辉煌。这是苏北的大地，没有高的山，深的水，它平平整整，一望无际，同时也就一览无余。麦田里没有风，有的只是一阵又一阵的热浪。热浪有些香，这厚实的、宽阔的芬芳是泥土的召唤，该开镰了。是的，麦子黄了，该开镰了。”《平原》开篇，就在这样貌似絮叨嗦的缠绕中满蕴着诗性；一唱三叹复沓回环的话语，体现出创作主体对稼穑的热爱，对农事的欢欣，对乡村世界的悲悯，令人油然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和毕飞宇既往作品一样，《平原》的文字充满了灵机趣味。“河面上的稻船走远了，河面上的波光凝重起来，在满天的星光下面无声地闪烁。毕竟是秋天了，一些虫子在叫，空旷而又开阔的苍穹安静了。吴蔓玲和端方顶着满天的星光，在往回走。……夜色顿时就妩媚起来。黑得有点润，有了光滑的、却又是毛茸茸的表面，有了开放的姿态，可以用手摸的。说妖娆都不为过了。”夜色撩人，正与心境相通；于此，作品借景传情地写出了人物微妙的情感波动和细腻的心路历程。“返晴之后的天空一下子高了，清澈得像驴子的眼睛，傻傻的，仿佛很多情，其实什么也没有。万里无云。偶尔有一两片羽毛一样的云，它们挂在远处，静止，不动。可以想见，高空没有一丝丝的风。再偶尔还有一群雁，它们在飞，不停地变换飞行的阵形……稻草在秋日的照耀下发出了特别的气味，有些香，还有些涩，王家庄就笼罩在这样的气味里。闻上去叫人懒。”恬淡的文字，彰显创作主体心态的沉静。作家写王家庄落雪的景象，写雪后湛蓝的天空里鞭炮的爆炸声，何等地空灵迷人。就连写到发情的小母猪也是：“妩媚得像一个待嫁的新娘，从此陷入了无边的思恋。幸亏它的前腿太短，要不然，它一定会用它的前腿托住下巴，做出此恨悠悠的样子来。”读来忍俊不禁。
《平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乡村四季美好的风花雪月，展现了苏北大地上葱绿的庄稼，参差的林木，无序的草房子；这里，鸟在鸟窝中，鸡在草丛里，鸭在池塘里，猪在猪圈里，老鼠和蛇、蜻蜓和蝴蝶、花翎和麻雀自行其乐，一派“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气象。就在这片土地上，男人女人们日复一日地种庄稼、收庄稼，经营着柴米油盐，针头线脑，婚丧嫁娶，人情往来；他们因苦难而绝望，因绝望而麻木，又因麻木而欢乐。地球上的王家庄，那是温馨之乡，是悠悠乐土，是遍布神州大地的众多乡村“理想国”的典范，却也是沉沉杳杳难见天日的黑暗王国。时值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但千年如斯的王家庄依旧浑浑噩噩，波澜不兴，间或有些涟漪，终究归于死水一潭。赤脚医生王兴隆成为王家庄一缕启蒙的青光，是他力劝端方外出当兵，激发起端方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对于敏感的端方，他所栖身的这片浩荡平原无异于狭小的囚笼，单调，逼仄，窒息。端方不想在囚笼中过活，他要通过当兵的途径改良命运，改变现状，为此不惜克竟全力。三丫亦是如此，她喜欢端方，便主动与端方幽会，毅然向端方献出自己。当爱情遭遇阻挠，三丫索性玩起了“喝农药”的小伎俩抗争，三丫假戏真做，结果王兴隆误将苏打水当成盐水注入她体内，死神的脚步不期而至，可叹三丫活生生的美丽灵魂，就这样浪花般消失，归于草木尘灰。在轰轰烈烈的爱情征程中，三丫，这个有主见、有魄力、有勇气的乡村奇女子出师未捷身先死。她是死在起跑线上、死在了翅膀展开正欲腾向云霄的一刹那。这是偶然，亦是必然，这是变数，亦是宿命。无疑，三丫的悲剧是命运悲剧，而非性格悲剧。缘此，小说剀切地昭示出，乡村世界是一个大陷阱，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任你豪情万丈心比天高，一俟委身其间，所有的青春、激情与欢乐，连同忧郁、悲伤和痛苦，统统都会被吸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仿佛露珠蒸发于瀚漠。我们看到，一个个乡村的大好男儿女儿，不愿将此生淹没于平原上庸常的尘埃，遂各各发出自己的鸣叫，欲冲决无形的网罗；然而他们的结局，不是头破血流身心俱疲，就是血本无归零落成泥，少有一飞冲天者。他们怀着梦想上路，到头来却依旧原地踏步，终不免被钉在命运的十字架上受难如昔。作家通过乡村小人物的日常化悲剧来叩击历史，拷问现实，探究农民命运，鞭笞世间不公。可以说，《平原》承载了毕飞宇心中难以割舍的梦与痛。
《平原》充分展示了权力对人性的钳制戕害。在王家庄，女支书吴蔓玲某种程度上掌握着全村人的命脉。正如王兴隆对端方所说：“人家不松口，你当什么兵？傻小子你记住了，你的命就在她的嘴里，可以是她嘴里的一句话，也可以是她嘴里的一口痰。”长期缺乏爱的滋润的吴蔓玲，一朝权力在握，便不免要以革命的名义整人为乐。她无情打压另一下乡知青“混世魔王”，不许他招工进城，有意让他作为自己的陪衬呆在王家庄。“混世魔王”忍无可忍，竟铤而走险，以毒攻毒，出其不意地将吴蔓玲强奸，从而也将高高在上的吴支书制住——吴蔓玲怕此事声张出去坏了名声影响前程，只好让“混世魔王”取代端方参军走了。“混世魔王”的狗急跳墙奋力一搏，反为自己打开一条生路，这种把握命运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正是人之为人的可贵标志。这一点上，在乡村世界里指挥若定工于心计的端方，却以其关键时刻的犹豫委，显示出了中国农民世代相袭的心理局限而远远弗如了。毕竟是农民。尤其端方在大队部请求吴蔓玲批准自己当兵时的那一跪，可谓跪出了千古悲情。男儿膝下有黄金，为了成为人上人，端方这一跪，满含着苦中苦、痛中痛，是他最为真实的内心状态的反应，是他面对权力重压时的一种本能的臣服。此幕场景让人想起鲁迅《离婚》中的爱姑，平时泼辣勇敢，敢爱敢恨，一场离婚闹得风风火火，见了封建卫道士七大人却变得局促莫名，七大人一声“来——兮”，便令她心跳加速，魂不守舍，终至于不由自主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暴露出内心的奴隶本色；《阿Q正传》中向往革命的阿Q，一进县衙大堂膝关节立刻发软，身不由己便要下跪。从阿Q、爱姑到端方，中国农民固有的奴隶性究难摆脱。
三
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也都可能成为害人者。三丫母亲孔素贞干涉女儿的恋爱，端方发现孔素贞偷偷从事封建迷信活动，为泄私愤，他报告了村支部，并带人去抓孔素贞。“端方走在巷子的正中间，身后跟了村支部的一班人，声势不一样了，有了浩大和肃穆的威慑力。村子里的老少看到了这个队伍，自觉地跟了上去，陆陆续续走进了队伍。队伍在不停地壮大，甚至连佩全他们那一帮闲人都掺进来了。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听到了脚步声。脚步铿锵，有了参与的崇高与庄严。这崇高与庄严的脚步声提醒了他们，他们不是别的，是人民。人民在孔素贞家的门口停住了，屏住了呼吸。吴蔓玲代表人民，跨上去一步，推开门。”如是，毕飞宇曲尽其妙地写出了一种滑稽的庄严、庄严的滑稽，漫不经意间完成了对那段沉重历史的绝妙反讽与辛辣解构。反讽，成为全书话语的闪光点，借助反讽的利器，作家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群体氛围，写出了小人物那种精力过剩没事找事的卑琐生态。
孔素贞、王世国等六个年老体弱的封建余孽被捆在一起游街，并被拉到水泥桥上跪着晒太阳。游街的工作最后由大人交给十来个七八岁的孩子完成：“他们牵着王秃子一行，又振奋，又紧张，咬着下嘴唇，一路都鸦雀无声。……节奏鼓舞了他们，他们领略到了自己潜在的雄壮，那种无所不能的排山倒海。节奏同时也升华了他们，他们看到了意义，看到了从天而降的仇恨。仇恨是具体的，谁不投降，就叫谁灭亡。王学兵，一个九岁的孩子，突然走到队伍的前面，张开了他的双臂，满脸通红。……他从别人的手里抢过麻绳，严厉地命令王世国说：‘趴下！’……王学兵大声喊道：‘趴下！大家都骑上去！’孩子们无比地兴奋，产生了浓墨重彩的好心情，可以用到处莺歌燕舞加以形容。但是，王世国不趴下。所有的封建余孽都不肯趴下。王学兵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对王世国说：‘再不趴下就砸脑袋！’王世国看了看王学兵手里的砖头，又看了看王学兵的眼睛，软了。”当骑在这些封建余孽的背上时，“孩子们挥舞起鞭子，脖子上凸起了青色的筋。他们的童声杀气腾腾。在他们经过的地方，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看到，某种破坏力极强的施虐心理，仿佛时代的病毒，一俟辐射开来，连黄口孺子亦不能幸免，小小心灵就蒙上了浓重阴影。这种非常时刻特定时空下人性恶的激发，更为举重若轻地表现出了“文革”的酷毒与癫狂，引人追溯一个民族层出不穷的现代悲剧的渊薮。
唐山大地震波及王家庄，导致了一次无迹可求的微震。微震过后，王家庄人的反应是：“人们冲出了房门，不少社员顺手操起了锄头和扁担。他们在等，等它再来，他们要和地震作最后的搏斗……”这是怎样的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虚妄。接下来，“就在天快亮的时候，高音喇叭突然响了，湿漉漉的凌晨传来了吴蔓玲的声音，她的声音在雾蒙蒙的水汽中特别地洪亮。吴蔓玲的讲话时间并不长，提纲挈领，主要表达了三点意思。第一是警告。她警告了王家庄的敌人，不要在这个时候轻举妄动，那将是徒劳的。第二则是祝贺。吴蔓玲热情洋溢地告诉王家庄的社员同志们，他们在与地震的战斗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最后，吴蔓玲从全局出发，对抗震工作做了全面的展望，她告诉王家庄的社员同志们，他们将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也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最后的胜利属于谁呢？当然是王家庄。”吴支书义正辞严的讲话，将王家庄人那种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般的激情推向极至。反讽的力量在此被表现得无以复加。
毕飞宇选择王家庄人的狂欢节——中堡镇革委会主任洪大炮指挥的“军事演习”作为小说闭幕式，弥具匠心。演习的日子里，王家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壁垒森严，如临大敌，充斥着咄咄逼人以假乱真的紧张，充满了莫名的兴奋；整个王家庄都融入了一场巨大游戏，在虚拟的革命语境中沸腾起来。小说揭示出，这不是一个人的游戏，而是全民族共同的游戏：狂热，喧嚣，飞扬，发散着愚人节般的气息。和新文学宗师鲁迅一样，毕飞宇善于将悲剧喜剧化，《平原》就这样勾勒出彼时代真实的乡村文化图像，遂让我们读出了久违的含泪的微笑。小说处处充满反讽语调，却未曾流于油滑，而是始终寄寓着严肃的艺术精神。整体观照，《平原》如一艘水上疾驰的货轮，表面轻灵飘忽，实则吃水颇深。全书25万字写下来，神完气足，不疾不徐；毕飞宇倾情演示一己才艺，却又清醒地握准了分寸，未曾流于散乱失控。
“乡下开阔，空旷，是风的故乡，更是风的舞台。风在乡下无遮无拦，无拘无束，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它无所不在，特别地恣意和狂放。”如是文字传递出的，正是一种对自由的渴望。作家似在发问，风是自由的，人呢？人的舞台在哪里？人类何时才能如风一般自由？《平原》以诗性的笔触，点染出一帧帧乡村世界的风俗画、风景画与风情画；作家对民风民俗的熟稔，非沉潜其间者无以为之。对于乡村世界，小说交织着奇妙的悖论，纠结着复杂的情感：既热爱，又鞭挞；既同情，又批判；既缱绻，又无奈。由此，毕飞宇指意复杂地营构起他那“纸上的故乡”。《平原》是悠扬的田园牧歌，亦是忧伤的乡村挽歌。写着写着，作家的焦灼终究穿透了乡村世界的美好表相，无可遮蔽地传达出来：
“端方一个人在黑夜里往回走。虽说是晚饭后不久，但王家庄到底安静下来了，有了深夜的迹象。天冷了，不少的人家已经熄灯上床，只有极少的人家还有一些零星的光。那些光从门缝里劈了出来，扁扁的，是用了吃奶的力气才挤出来的，随后也熄灭了。到处都是死一般的寂静。人像是在井底了。偶尔有一两声婴儿的啼哭声，一两声狗叫。都很远，别的就再也没有什么了。满世界都黑洞洞的……端方突然就感受到一丝凄凉，私底下有了酸楚和悲怆的气息。被它们包围了。无力回天的。王家庄就是他的世界了。世界就是这样的。如此这般了。一点亮没有，一点热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生气没有。有的只是看不见的天，看不见的地，看不见的风，看不见的寒冷。还有，看不见的远方与明天。”
凄凉，阴郁，绝望，虚无；仿佛勇士持矛闯入无物之阵，面对的必然是死一般的沉寂。这是何等切入骨髓的生命体验！这些发散着悲凉之雾的文字，恍惚间让人觉得，毕飞宇就是端方，端方就是毕飞宇。不然，何以会有如许的块垒填塞、如斯的绝望情怀、偌多的“墨浓处惊无语”？一种特有的“冲破铁屋子”情结遂澎湃而出。
四
毕飞宇不是七步成诗的捷才，他是千锤百炼的苦吟者。《平原》下笔轻拢慢捻，剑走偏锋，化百炼钢为绕指柔。毕飞宇将书中的人事物如抻面般慢慢展开，娓娓道来，遂有了叙事的干净利落，描写的细腻入微，情节的严丝合缝，细节的呼应钩联。小说伊始，王兴隆用输液瓶制作苏打水时的欢快，端方畅饮苏打水时的惬意，与后来三丫因苏打水导致的凄惨死亡形成强烈比照。苏打水这一致命道具，为三丫的惨死埋下了因子，可谓闲笔不闲。毕飞宇如同善于擘画的将军，虽麾下人马不多，但排兵列阵，工巧整饬，别具一番高妙。
正如将七彩阳光浓缩于一滴小小露珠，《平原》把一段历史浓缩于一个爱情故事。作品不求故事的大开大阖，节奏的急管繁弦，很大程度上，毕飞宇以语言为龙骨撑住了一部长篇。《平原》的语言诗性盎然，花枝招展，兼容了幽默、俏皮、机智、柔韧等特质，蓄满爆发力，富于表演意味。就文体而言，长篇是文学中的马拉松，明乎此，毕飞宇煞费苦心地为《平原》设置了一种节奏：开始缓辔徐行，之后全面铺开，中间逐步加快，最后戛然而止。作家深谙“狂风不终朝，骤雨不终夕”之理，多以闲庭信步式的慢悠悠，取代了百米冲刺式的急吼吼，显示出理性的统摄全局能力。像小说开篇大段的景物描写，读来颇有缓慢、反复、笨重之感，这种有意为之的叙述语调，旨在通过摹写农民在庄稼地里的劳作，展示平原上最为日常最为枯燥的农业文明，复现中国农民必须经受的那种无法忍受的沉闷与冗长，恰从根本上切入农耕文明的社会特征，契合了农业社会特有的缓慢、反复、笨重的流程。
以慧心提炼生活，用精血灌溉文本，由混沌抵达澄明，再由澄明返归混沌。毕飞宇用写中短篇的功夫来写《平原》，一丝不苟地放大细部，拓展容量，既富超越意味，又具深切的现实底色。《平原》摒弃了寻常意义上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模式，总体形态一如小河淌水，时而静静流动，时而潺潺鸣唱，时而泡沫飞扬。毕飞宇避开1966年，直接从1976年切入，借助普通生活场景的展示，表达“文革”岁月人们似悠闲实拥挤的内心，折射彼时代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背景，虽非堂庑阔大，却也花木幽深。在王家庄，但凡青春的骚动，生命的挣扎，权力的争夺，都似平原一般了无起伏，却又暗含峥嵘。毕飞宇不甚看重历史激流中的狂涛巨澜，却高度关注历史漩涡中随波逐转的飞蓬草木。通过种种精心的安排，毕飞宇为那些纸上的角色，为那些土地上的生灵，搭建起一个良好平台。小说从一个侧面警示出，“文革”岂止于十年浩劫？若不加节弭，也许会成为百年浩劫、千年浩劫。确实，透析今天的生活，我们仍可感觉到，昔年的劫灰，在当下仍有重燃的可能。
《平原》将目光投向庞大的乡村弱势群体，寄寓着深切痛楚的现实关怀。与其说它是一部“农村题材”小说，无如说它是一部“内心题材”小说、一部充分心灵化了的文本来得恰切。《平原》肌理均匀，风骨嶙峋，其表层呈现出民间话语形态，深层则隐含着鲜明的知识分子话语。书中主人公端方的痛苦思索，也即是作家毕飞宇的痛苦思索：农民出路何在？人间公理何存？为什么中国农民总是要沦为种种荒唐的历史游戏中的无谓祭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命运的残酷与无常在此昭然若揭。
所以，《平原》表现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乡土，而是知识分子的乡土，文化精英的乡土，是有着显豁启蒙意旨的乡土。它没有一般乡土小说那种浓重的回归意绪，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时时能够感受到一双超然的法眼（或曰慧眼），高悬于文本上空，那是一种不肯俯就不肯苟同的精英式目光。《阿Q正传》以降的乡土文学精神，在毕飞宇那里得到了良好师承。何谓故乡？故乡对于毕飞宇，仅仅意味着一个人性拷问的场所，意味着一条不归路，他骨子里总把自己视为土地上无根的过客。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漂泊意识。萨义德（E。W。Said）曾把知识分子理解为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是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真正的业余者，始终保持对现实的张力与距离感。《平原》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小说立足于王家庄这一独特时空，辐射广大的乡土中国，又未始没有辐射到中国社会的各层各面：从乡村，到都市；从底层，到高层。一种奇妙的象征效应于焉而生。小如指掌的王家庄，为什么不可以与幅员辽阔的大中国相对应呢？谁说王家庄不是当时处于迷狂状态的整个乡土中国、整个中华大地的缩影？显然，《平原》是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深度模式的。
考虑到文本整体的比例关系，《平原》从初稿的33万字到定稿的25万字，足足砍去8万。计白当黑，微言大义；宁缺而勿滥，不贪多求全。正是这种苦心孤诣的艺术追求，让毕飞宇从过江之鲫般的当代码字者中轻松胜出，俨具鹤立鸡群之势。毕飞宇通过巧妙的谋篇布局，笔补造化，将一部《平原》，写得浩浩荡荡，云行水流，全然不见滞涩梗阻，避免了那种“才高气短”式的悲剧宿命。《平原》，这是毕飞宇由名作家向大作家迈进的可喜步履。
本质上，写作即分娩，意味着一种痛苦的历程。但在一个勾兑化格式化的文学时代，越来越多的写手正在将写作变成无痛分娩，他们炮制文章的速度，堪比拧开水龙头哗哗流淌，何等地轻快流畅、风顺船疾。然而美在痛中，缺乏痛点的文学，又何以成其为文学？毕竟，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出来的都是水。新生代诸子中，毕飞宇以其寂寞自持，择善固执，成为少有的得鲁迅真传者。他在迈出自己第一步的时候，就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第三步。从进入文坛之初，他便有意识地把自身站成了一棵树，笔直劲挺；而不是一株草，随风招摇。毕飞宇秉承“五四”以降直至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激情，融合20世纪90年代文学对技巧、形式的别样重视，既孜孜于文字的弹性、张力、美感、质地，更试图超越语言和技巧的形式层面，全面抵达文本内里，熔铸浑茫之境。这让他成为浮躁时代的思想者。
我们所置身的当下这个文学年代，倘以历史作比，正仿佛处于衰飒之境的中唐时段，总体上早已失却热火朝天的盛唐景象；“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幸有毕飞宇、红柯、李洱、陈应松等一拨优秀作家，正以可嘉的创作实绩建构着某种中兴格局。这亦是《平原》带来的启发与欣慰。
2005年11月3日定稿，2007年12月16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