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地理学等不同角度，研究了浙江产业集群的演化、学习与创新、治理、升级、与专业市场互动、国际化、政府、区域经济发展等众多方面，积累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但是，由于产业集群理论尚不完善，浙江产业集群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也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使得有关浙江产业集群的研究与实践都显得有些混乱。本节在国内外产业集群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历程，综合不同的理论，着重从地方产业学习与创新、治理与升级、嵌入与地方发展等视角，梳理浙江产业集群发展与演化的（一）学习、创新与浙江地方产业分工网络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为产业全球化与地方化互动提供了众多生动的案例。由于产业集群是地方产业演化的一种类型，因此，从地方产业的演化入手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产业集群的本质特征。由于原始创新的稀缺性，浙江的绝大多数地方产业都是从外地创新的引进、消化、吸收开始的。尽管从产业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同一类型的创新或许只有一次，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地方，新产品与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影响不啻于创新。因此，学习与创新是浙江地方产业演化的起点。
创新一旦出现，便会不断推动新的创新，从而推动浙江地方产业分工的深化与产业集群的形成。在浙江地方产业演化的过程中，创新往往通过显著的市场优势产生强大的示范与带动作用，从而引发大量的模仿（包括内部模仿、外部模仿与外来模仿等不同类型），推动创新的扩散，而模仿和创新的扩散则迅速扩大了地方产业的规模，并为下一步的创新活动创造了条件。
分工是衡量地方产业演化水平的主要指标。发达的分工是产业集群的一个显著标志。与一般的地方产业（同类企业之间的水平分工）不同，产业集群往往具有发达的产业内垂直分工（零配件与成品企业之间的分工）、上下游产业间的垂直分工（如地方产业与专业市场之间的分工）与关联产业间的分工。由于产业性质与发展阶段不同，浙江地方产业内外的分工类型与分工水平也各不相同，浙江产业集群的类型与发展阶段也很多样。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集群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产业组成上都会进一步发展。近年来，浙江不少产业集群跨产业与跨区域发展，把同一县市区的不同产业及不同县市区的相关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集群的集群。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分工的深化。施穆克勒则强调市场需求对于创新的显著影响。分工起源于创新，并在模仿的推动下涌现为社会生产的组织结构。除了同类企业之间的水平分工外，无论是产业内垂直分工（零配件与成品企业之间的分工），上下游产业间的垂直分工，还是关联产业间的分工，都需要通过创新才能改变现有的社会分工结构。随着地方产业规模的扩大，在当地产业内部、上下游及相关产业领域，自然形成新的市场，从而激发新的创新与创业，推动地方产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新的创新引发新一轮的模仿。创新、模仿、再创新、再模仿，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内生机制，也造就了浙江地方产业演化类型的多样性。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地方产业的学习与创新活动集中体现在各类创业活动中。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纺织、服装等轻工产业市场需求旺盛，而进入壁垒很低，十分有利于富有创业精神的浙江人投资进入相关产业。由于简单的模仿必然导致恶性竞争，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必须不断开发具有特色的产品与市场。纺织、服装等轻工产业产品的多样性，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模仿创新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市场环境。因此，浙江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轻纺产业。
由于知识的流动没有明确的边界，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在本地与外地的频繁的知识交流中发展壮大的。由于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只是产业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片断，作为全球产业网络的后来者，浙江产业集群的国际化进程难免受到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的制约。但是，国际市场为浙江产业集群进一步扩大规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激发了浙江产业集群内部的学习与创新，从而推动浙江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网络中不断升级。
（二）治理与浙江产业集群升级
产业升级可以认为是产业发展的代名词，反映了产业演化积极向上的态势。因此，产业升级除了产业发展量的扩张（如市场范围与规模扩大）外，更加侧重于产业发展质的提高，如技术进步（新的工艺、新的机器设备的运用和新产品的开发等）、分工深化、组织优化等内容，而且产业规模与产业技术、组织、结构之间往往存在着复杂的反馈机制。由于升级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新奇的成功引进，因此，创新仍然是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力。但是，学习（如模仿）不仅促进了产业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为新的创新奠定了基础。从长远来看，学习与创新共同推进了产业升级。由于技术与制度之间往往存在着共同演化机制，因此，技术学习与创新对于产业升级的作用往往需要相应组织与制度创新的配合。治理反映了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各类组织与制度都是治理结构的现实反映。因此，产业升级离不开治理。
产业集群既是地方产业演化的一种类型，也是地方产业演化的一个阶段，集群的形成本身也意味着地方产业组织的升级。产业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地方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面临着一般的产业升级问题，而且还必须处理好地方产业与全球网络的关系，不断努力提升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企业是产业升级的主体，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集群升级都是通过个别企业率先升级以后，带动其他的企业实现升级，从而推动整个地方产业与集群的升级。
浙江产业集群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其发达的分工网络，但是，分工越发达，企业之间的关系（即交易）也越复杂，企业之间的协调机制（即治理）也越复杂。产业集群治理是产业集群组织与制度演化的过程。根据治理的范围，可以将浙江产业集群的治理分为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交易关系的治理与集群的公共治理两个层次。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交易关系的治理涉及产业集群的组织与结构，既涉及企业之间的水平分工关系，又涉及企业之间的垂直分工关系。
随着浙江块状经济与产业集群的发展，由于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的内在局限，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问题，如恶性竞争、反倾销、区域性产品质量、模仿抄袭、环境污染、区域性职业病等，严重影响浙江地方产业的发展。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却又不是哪一家企业所能解决的，需要产业集群相关组织之间的集体治理。行业协会作为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的合约形式，作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基于一定经济关联性和利益共同性而达成的结社与采取的集体行动，是区别于价格、成本、竞争等机制的一种治理机制。在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温州等地的行业协会与商会对于降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同市场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乃至国际之间的联系与协调，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行业协会实现和维护的是同行业企业的共同利益。在行业协会侵犯其他行业利益时，需要第三方，即一个真正的公序组织来强制和惩罚。因此，政府是地方产业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各级地方政府在家庭工业、乡镇企业、专业市场、特色工业园区、区域科技服务中心、区域品牌建设、区域环境整治等诸多方面，参与产业集群治理，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良好的市场秩序，不仅要求行业内部形成有序的治理结构，而且要求行业之间或行业与消费者之间形成诚信的秩序，这就要求一个互补性行业治理结构来支撑，要求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等组织发挥各自的职能，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因此，完整的集群治理需要与集群发展相关的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为此需要构建一定的集群治理平台，促进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并形成一定的制度。随着浙江产业集群跨产业、跨区域扩张的态势日益明显，构建跨产业、跨区域的集群治理平台成为优化集群组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产业集群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
卡尔·波兰尼最早用“嵌入”一词反映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格兰诺维特则强调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结构。而汪和建认为，逻辑和经验都证实经济与社会是相互嵌入的。剑桥大学的M artin认为，由于经济社会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空间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嵌入”总是跟空间联系在一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经济地理学界开始从“嵌入”的角度，分析企业、产业、集群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产业不仅与技术、社会、制度存在着相互嵌入与共同演化的关系，而且与其所嵌入的空间背景存在着共同演化的关系。由于产业网络分布的空间范围不同，在相应空间范围内的嵌入方式、嵌入水平及其影响也会有所不同。
产业集群作为地方产业的一种演化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与其所处的地方（包括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与复杂的共同演化机制。浙江地方产业演化的历程表明，浙江的许多传统产业集群与当地的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有关。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演化历程的研究表明，同事、亲戚、邻居等社会关系在促进技术扩散、创业创新、产业组织等方面有着显著影响。关于“浙江精神”的研究则表明，以浙东学派“义利并重，工商并举”为代表的地方文化传统不仅影响浙江人创业创新的动机、动力和行为，影响政府工作人员的价值观，影响浙江地方政府行为及其政策，也影响浙江的地方产业发展模式。随着地方产业从最初的一个企业逐步演化到集群，规模越来越大，占用的当地资源（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也越来越多，产出（工资、利润、税收）在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产业集群的地方显著性越来越突出，产业集群在当地的嵌入程度也越来越深。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改变了当地的传统经济社会组织结构与地理景观，各类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成为地方最显著的标志。
从空间拓扑属性来看，产业集群主要体现了一种地方产业组织模式，产业区则体现了一种基于产业集群的地域发展模式。“块状经济”作为浙江省内对地方特色产业的一种称谓，是大致介于产业集群与产业区之间的一种地方经济组织形式。尽管产业集群、块状经济与产业区在发展机制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是，随着研究视角的变换，实现了从产业到经济、再到区域空间的转换。与块状经济和产业区相比，产业集群的空间组织特性不是很明显，空间嵌入的要求也不明确，因此，产业集群的概念具有较大的弹性和更大的适用空间。在很多情况下，同一个地域范围内只能有一个块状经济或产业区，但是，却可能存在不同的产业集群。如温州的打火机、眼镜、灯具等集群都相对集中地分布在温州城区。与产业集群相比，块状经济和产业区所表明的经济地理景观更为一致，内部的地域差异相对较小，更加强调产业的地方嵌入性，强调地方特定的社会结构、产业气氛对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也正因为此，块状经济与产业区的运用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随着产业集群化与地方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产业集群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明显。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区域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社会结构也随之变化，从而推动了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迁。
作为复杂的经济地理景观，产业集群、产业区的空间边界往往与行政区不尽一致。而且由于产业演化的复杂性，不同地方的产业集群或者是同一地方的不同产业集群往往会由于产业的关联性或地域的邻近性而形成集群的集群。与狭义的产业集群相比，集群的集群反映了一种更为宏观的产业组织模式。集群的集群使得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块状经济与产业集群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无论在产业关联，还是在空间上，或者是行政管理上，集群的集群内部的联系没有一般的集群那么密切，但是其影响的地域范围及影响水平却也非一般的集群所能比拟。随着产业集群的集群的不断发展，浙江各地产业集群之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从而促进了浙江产业组织与布局的进一步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