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与浙江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升级
1.创新的引进、消化、吸收与浙江产业集群演化
根据对浙江产业集群起源的历史分析，可以发现浙江的绝大多数产业集群都是源自外来创新的引进、消化、吸收。从地方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外来创新的引进、消化、吸收过程就是浙江各地的技术学习与产业创新的过程。特定产业专业化知识的获得与相关技术能力的形成是地方产业发展的基础。但是由于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在浙江各地专业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创新引进、消化、吸收的表现形式与具体影响也大不相同。
浙江一些地方传统产业尽管历史悠久，但是长期以来受技术水平的限制，产业规模小，市场范围有限。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地方传统产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提升技术水平，从而迅速改变传统产业的面貌，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如庆元作为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发源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采用传统的“砍花法”、“惊蕈术”和“烘焙术”等技术，香菇产业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日本提出的段木菌丝栽培香菇技术在国内日益普及，使庆元的段木香菇生产周期大为缩短，产量大幅度提高。1979年，庆元县从上海引进室内压块栽培香菇技术。1986年，庆元县引进福建的人造菇木露地栽培香菇技术及代料香菇栽培技术，并结合当地实际进行改进，从而把庆元的香菇生产推向一个高潮，庆元成为全国香菇之乡。
苍南宜山则通过对传统土布生产技术的改造，先后进入再生布、再生腈纶制品等领域，使当地的纺织产业步入集群化的发展阶段。宜山素有“纺织之乡”的美称，当地纺织产业历史悠久。1949年后，随着机械纺织业的发展，土产纱、布滞销。“文革”期间，宜山从事纺织业的人们通过改革纺具、收购棉布角料轧为棉纤维、织成再生布，满足周边市场需求。改革开放以后，宜山土布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技术原因，产品质量不佳，市场波动较大。1979年，宜山镇江山乡陈光友、陈光锡两兄弟攻克了腈纶边角开花的技术难关，孙阿茶老太太又改造了开花机、纺织机，从而成功地纺出当地第一代再生腈纶纱。由于再生腈纶产品价格比一般的腈纶产品的价格低五分之一以上，产品很有竞争力。宜山的土纺土织产业迅速进入再生腈纶制品领域，当地纺织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宜山腈纶纺织品市场成为温州改革开放初期十大专业商品产销基地之一。
浙江更多的地方产业是在缺乏传统产业及技术背景下，依靠对外地创新的引进、消化、吸收，通过本地能人的模仿学习创新及引进外资等多种形式发展起来。以永康保温杯为例，1994年底，时任永康油泵厂总经理的程文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外地购回了一个日本产的不锈钢保温杯。凭着企业家的直觉，程文全就组织厂里的技术人员进行解剖，反复琢磨。经过近6个月的试验和几十次失败，程文全通过用保温材料代替真空隔离层的做法成功模仿了日本产不锈钢保温杯。1995年，永康不锈钢保温杯正式投放市场，并吸引了一大批模仿者。温州龙湾的合成革产业也起源于对外地合成革企业的模仿。20世纪90年代初，做过机械、电器、阀门生意的姜化千与创业伙伴孙福荣等人考虑到温州鞋业比较发达，而当时温州皮鞋企业的合成革的供货厂商只有桐乡皮革厂，如果在温州本地生产合成革肯定有前途，决定以股份制的形式创办了温州第一家合成革厂。由于技术人员匮乏，一班人就外出考察，查阅我国台湾以及意大利的有关资料，高薪聘请桐乡皮革厂3位技术员在国庆期间“走穴”帮助企业进行设备调试，终于成功投产，并带动了龙湾合成革产业的兴起。
嵊州领带、安吉竹业、嘉善木业、平湖光机电等产业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实现对外地创新的引进、消化和吸收。由于产业技术水平、地方学习与创新能力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地方产业对外地创新的引进、消化、吸收水平不同，阶段不一。外资企业虽然在嵊州领带、安吉竹业、嘉善木业等产业发展的早期占据了显著的地位，但是，随着技术的扩散与产业的成熟，当地的民营企业逐步成为产业集群的主体，表明当地对外地创新的引进、消化、吸收水平较高。平湖光机电等产业由于技术水平与进入门槛相对较高，尽管一些本地企业通过合作能够获得外资企业的知识外溢，但是，总的来看，当地对外地创新的引进、消化、吸收显然还没有完成。海宁经编则是在本地现有产业的基础上通过嫁接外资，提升了整个集群的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
浙江各地专业化产业的发展历程表明，创新的引进、消化、吸收往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外地的技术必须结合当地实际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因此创新的引进、消化、吸收，既是一个本地化的过程，又往往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2.浙江产业集群的工艺创新与产品创新
工艺与产品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主要类型。工艺创新是指企业采用新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因而往往是针对现有的产业而言的。产品创新则意味着企业提供了某种新的产品或新服务，由于对新产品的内涵理解不同，存在产业内的产品创新与产业间的产品创新两种不同类型。从整个产业集群的角度来看，产品创新既包括产业集群主导产品的更新换代，也包括产业集群内主导产业的不断增加。
浙江产业集群的起点大都比较低，相关的技术装备也较为简单。1984年12月，由嵊县绸厂、华丽服装厂与卢陆的香港友联领带厂以股份合资形式经营的浙江佳友领带有限公司成立时，仅有织机6台、电动车7台、针织机2台，领带制作大都靠手工完成，面料印花需送杭州加工。桐庐的分水制笔产业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杭州圆珠笔厂的建议和帮助下成立了生产工艺极为简单的竹竿圆珠笔厂。海宁许村的家纺产业始于1983年原许巷镇荡湾村15家农户依靠两台老式铁木织机兴办的一家生产被面布、织锦缎的联户企业。由于这些产业的技术与资本要求都较低，从而能够吸引大批的模仿者进入形成产业集群。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的工艺创新主要体现在加工机械的更新，尤其是国外先进设备的引进等方面。以嘉兴秀洲的丝织产业集群为例，当地丝织产业的主要设备从传统的1511型织机开始，先后经历了K61、K74、K82、GK272等不同机型的更替，到1996年，开始向无梭化方向发展。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加工设备总体上处于不断的升级换代过程当中，落后设备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先进设备所占比例不断上升。1995年，无梭织机的比例仅为0畅32%；至2000年，无梭织机所占比例已达10%。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化，浙江企业对技术装备的要求越来越高。由于浙江乃至国内的装备产业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浙江许多产业集群出现了进口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的热潮。据杭州海关统计，1998年，浙江省进口纺织机械及零件2畅7亿美元；到2003年，进口额则高达11畅3亿美元，5年间增长了3倍多，累计进口33畅4亿美元。2004年，浙江省纺织机械及零件进口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全年进口将超过12亿美元。国外先进设备的大量进口，直接提升了浙江省纺织服装出口的竞争力。以海宁经编产业为例，1998年至2002年，海宁经编产业累计投入资金15亿元，其中用于设备进口的资金达到9畅6亿元，海宁被国际有关权威人士称为“世界上先进经编机最密集的地方”。苍南龙港的印刷产业集群在“九五”期间（1996 －2000年），有103家印刷企业投资30亿元，进行了147技改项目，其中重点项目24个，投入资金17亿人民币，引进进口设备264台，引进国内先进设备873台。国内外先进设备的引进，迅速提升了浙江产业集群的装备水平，在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提高了产品质量和档次，也推动了新产品的开发，从而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浙江许多产业集群有关环境保护与清洁生产的工艺创新日益增多。如温州的合成革产业在生产过程中会排放一定量的废水、废水和废物，加剧了对大气、河流及地下水的污染，并造成恶臭，影响员工及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及工作与生活。从2001年开始，温州合成革企业开始对废气污染进行了实验性的治理，安装相关回收装置，回收生产中排放的有机溶剂，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也大大减少了有毒有机气体的排放量；投资建立温州市合成革固废（残液）无害化处理中心，着手合成革有害废渣残液的治理，从而减轻对环境的危害。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通过引进、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不断提升企业的工艺水平，从而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但是由于不同产业集群学习与创新的能力不同，工艺创新与升级的阶段与水平也各有不同，许多浙江产业集群的工艺仍然较为落后。而且由于许多企业的学习与创新能力不足，引进的先进技术装备往往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消化、吸收，也没有进行有效的自主创新，从而导致国际一流的设备只能生产二流的产品。许多企业舍得花钱买一流设备，却不愿花钱培养人才，从而限制了设备潜力的充分发挥。一些企业的工艺流程、管理水平远远不能适应先进设备的要求，以至于制造出来的产品仍然不尽如人意。以中国最大的纺织基地绍兴为例，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绍兴就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设备引进和技术改造，全县无梭化程度达到90%以上，许多设备甚至比韩国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还先进，然而受企业技术水平的限制，许多企业仍然只能拿国际一流的设备生产中低端产品谋取微薄的利润。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的产业内产品创新，主要体现在产业集群产品在质量、技术含量等方面从低端到高端的升级。浙江产业集群大都起步于技术含量较低的日用消费品，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需求，从而得到快速的发展。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化，不断推出更新、更好的产品成为浙江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产品升级成为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应有之义。永康的保温杯产业在起步之初由于技术不过关，只能用保温材料代替真空隔热层。由于产品生产技术要求低，导致过度竞争和价格战，并引发偷工减料现象。但是浙江飞鹰、南龙、哈尔斯、先行、雄泰、宇圣等企业通过从日本、韩国引进高技术含量的新型保温杯生产线，并对保温杯式样、图案、包装等进行大胆创新，成功开发了女士杯、儿童卡通杯、老年杯、车载电热保温杯等系列产品，重新打开国内外市场，并进一步开发了保温饭盒等外延产品，从而使永康保温杯产业越做越大。
海宁皮革产业在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经历了从羊皮制革到猪皮制革再到牛皮制革的产品升级历程。海宁乡镇制革企业最初主要开发羊皮，但是随着海宁乃至全国羊皮革生产厂家不断增加，市场货源紧缺、价格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销售市场疲软，并出现库存积压。1992年，朱张金的华丰制革厂通过引进四川联合大学国家皮革重点实验室的“猪皮革多层鞣制技术”，总结出高档猪革产品综合工艺，成功开发出高质量的猪皮正面、绒面、二层绒面服装革等新产品，使企业迅速摆脱困境，并吸引周边的一些制革企业进入猪皮制革领域。1997年，朱张金在香港皮革展上发现牛皮的利润和潜力比猪皮大，果断放弃猪皮系列生产，不惜放弃订单进行技术改造进入牛皮制革领域，从而奠定了卡森集团在国内牛皮革、家具革、汽车坐垫革等领域的领导地位，并带动了周边制革企业进入牛皮制革领域。桐庐分水的笔业集群也适应市场需要经历了从竹竿圆珠笔向塑料圆珠笔的升级。产品的不断更新，不仅意味着浙江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也使浙江产业集群成为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的产业间产品创新主要是通过进入相关的新产业，不断更新和扩大地方产业的主导产品，从而进一步扩大地方产业集群的规模。海宁皮革产业从最初的制革、皮衣，先后进入皮革制品销售（专业市场）、皮具、毛皮制品、皮革家具等领域。海宁许村的家纺产业起步于被面产业，在后续的发展中先后发展了家纺、唐装等产业。湖州织里的童装产业起步于绣花枕套，后来又进入童装及童装销售领域。温岭大溪的水泵产业最初起源于风机，后来才转移到水泵、电机等产业。柳市电器产业集群起步于开关、断路器、漏电断路器等低压电器，随着低压电器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正泰、德力西、天正等企业开始向成套设备和高压电器转移，促使柳市电气产业集群从原先单一的低压电器元件产销扩展到集高低压成套设备，输电、变电、配电及工业控制电器和各种特殊用途电器装备等领域。温州的皮鞋产业集群也在后续的发展中进入了鞋机、合成革、皮革五金等相关产业。
在浙江的许多产业集群，产业间产品创新的影响并不亚于最初的产业创新。通过主导产品的更新与扩展，不仅使浙江产业集群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同时也扩大了浙江产业集群的规模与影响力。但是，从全省范围来看，浙江的大多数产业集群仍然局限在产业内分工，跨产业的创新较为有限，这无形中增加了地方发展的锁定危险。由于产品相对单一，地方资源高度集中于一个产业或单一产品，相关市场的波动会明显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3.浙江产业集群的市场创新与管理创新
企业的市场创新一般是指企业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或控制了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作为企业的一种经营策略，市场创新往往属于广义的企业管理创新范畴。企业管理创新是通过对企业资源的重新组合，从而更充分地发挥企业系统的效率。由于在浙江产业集群内部，一个企业的市场创新与管理创新往往会因为其卓越的绩效而被周边的企业所模仿，从而使一个企业的市场创新与管理创新行为演化为整个集群的市场创新与管理创新。
浙江产业集群的市场创新主要是地域意义上的市场创新，即进入以前不曾进入过的地域市场，如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拓展或者由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诸暨大唐袜业、嵊州领带、象山针织、织里童装、柳市低压电器等浙江产业集群在发展初期，往往以周边地区市场或国内市场为重点，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逐步拓展到国际市场。由于国际市场的规模更大、要求更高，承接国际订单不仅迅速扩大浙江企业的规模，同时也不断提升了浙江企业的技术水平。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市场逐步成为浙江许多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但是，由于浙江产业集群的出口市场相对集中，迅速扩大的出口规模也容易导致其他国家的各种贸易壁垒，国际市场的变幻也使得鄞州席草制品等最初以外贸出口为主的产业集群越来越重视开拓国内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历程表明，国际与国内市场并重是浙江企业扩大规模、提升品牌与技术水平、加快产业升级的理性选择。但是目前浙江还有许多产业集群，如萧山网架、余杭蜜饯、兰溪水泥、桐庐石材等，至今还没有出口实绩。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进入国际市场是企业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证明，因此，这些产业集群市场创新的任务还很艰巨。对于云和木制玩具、龙泉太阳伞等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外贸主导型产业集群来说，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浙江企业必然受制于跨国公司，因此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培养浙江企业自己的品牌与营销渠道，对于提升企业产品的附加值，加快功能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产业集群的管理创新往往通过对企业组织的重构实现创新的绩效，这种创新既可能涉及其他的企业（因此与治理存在一定的联系），也可能主要发生在企业内部。在20世纪90年代初，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曾经历严重的恶性竞争导致的区域性质量问题，迫使地方政府采取许可生产的方式限制企业进入低压电器市场。“正泰”、“德力西”、“新华”和“万家”等企业通过自身拥有的电器生产许可证，以股本入资的名义吸纳了一大批没有生产许可证的小企业。南存辉的正泰集团先后联合当地38家企业，于1994年2月组建了柳市低压电器行业第一家企业集团。继正泰之后，德力西、天正、新华、长城、精益等一批企业集团相继组建，到1998年底，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内涌现了23家集团公司。企业集团的成立使柳市低压电器产业内部的产品生产专业化慢慢向生产、设计、服务、运输、销售等专业化分工协作转变，不仅加强了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联系，也保障了柳市低压电器产品的质量与竞争力。此外，正泰集团还率先通过营销渠道创新，推动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的转型。柳市低压电器企业在发展初期大都依靠柳市乃至温州遍布全国各地的供销人员进行销售，在柳市电器城建立以后，则依靠专业市场辐射全国。20世纪90年代初，南存辉力排众议，决定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建立自己特约经销点。在正泰集团成立以后，进一步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授权挂“正泰”牌名的代理销售公司。到1998年7月底，正泰集团在全国建立了210家销售公司、268家特约经销处，市场网络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企业自有营销渠道的建立，增强了企业对市场的控制与适应力，推动正泰成为全国低压电器行业的龙头企业，引起了德力西、天正、新华、长城、精益等周边企业的模仿，结果导致柳市电器城的衰弱和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的转型。
浙江产业集群内部发达的专业化分工网络为浙江企业的管理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分包、转包、虚拟经营成为浙江产业集群内部核心企业的常见创新模式。如国内休闲服装行业的龙头企业，温州的美特斯·邦威就是依靠温州当地发达的服装产业，采用“虚拟经营”战略，自己不建厂房，通过定牌生产，使温州当地众多的服装生产厂家经过美特斯·邦威的严格选择和认证，成为美特斯·邦威品牌的制造商；同时，通过吸引全国各地的加盟商加盟，拓展美特斯·邦威的连锁专卖网络。美特斯·邦威的成功又带动了温州高邦、森马及宁波服装产业集群中的博洋等企业走上虚拟经营的道路。在新昌、常山轴承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原来新昌轴承厂、常山轴承厂采用的专业化分工配套方法被新兴的民营轴承企业所继承，这些企业毫无例外地把生产要求较低的锻加工、车加工等前道工序以及轴承生产配件如滚子、保持器等生产委托其他企业生产，自己则主攻生产工艺要求较高的磨加工和热处理等环节。轴承企业的管理创新使得新昌、常山轴承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配件、配套企业门类齐全，专业化分工明确的产业集群。
随着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走出去进行对外投资成为浙江许多产业集群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创新行为。萧山汽配产业集群的万向集团通过在美国投资成立万向美国公司，并逆向收购了美国舍勒公司、UAI公司、AI公司、洛克福特、环球汽车（UVSL）等汽车零配件企业，从而不断提升万向集团在全球汽车价值链中的地位。台州缝纫机产业集群中的飞跃集团通过在国外投资设立营销网点，带动企业的产品销售，成为台州缝纫机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并带动宝石缝纫机等周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温岭汽摩配产业集群的核心企业钱江摩托则通过收购意大利的百耐利（Benelli）公司的控股权，不仅获得了Benelli公司的技术精华，提升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同时进一步巩固并扩张了钱江摩托在欧洲市场的影响力。宁波北仑塑机产业集群的海天塑机通过在土耳其、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开设了境外公司和组装厂，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与地区，逐步成为世界注塑机行业的重要企业，注塑机年产量居全球第一。早在2001年，温州鞋业集群中的哈杉鞋业就在尼日利亚投资设厂，2004年8月又收购了意大利威尔逊制鞋公司90%的股权，从而在欧洲市场占据了更为有利的地位。温州鞋业集群中的康奈与奥康则先后在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投资设立营销网点，建立国际化营销渠道。奥康还通过与意大利GeoX公司合作，借GeoX的全球网络走向全球。康奈则与英国沙雀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符合沙雀认证的世界级鞋类设计研发中心，不仅提升了康奈的技术研发能力，也有助于国内企业更好地突破国际技术贸易壁垒。
（二）浙江产业集群的学习与创新能力
1.浙江产业集群学习与创新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地依靠对外地创新的引进、模仿、消化、学习、吸收，并结合当地实际的再创新，在传统的农业区逐步形成数量众多、规模与形态各异的产业集群。由于浙江大多数产业集群发展的起点较低，原创的技术与管理创新较少，浙江产业集群学习与创新的模式更多地具有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特色。根据意大利学者Elisa Giuliani的“集群吸收能力”理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内部一部分具有较高技术能力的行为主体往往能够率先引进、消化、吸收外部技术创新，而其他的行为主体则通过模仿、学习，促进专业化知识在本地的扩散。浙江学者魏江也将产业集群的学习与创新过程分为“外部引进”与“内部扩散”两个不同阶段。因此，从学习与创新的角度看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可以细分为地方对外地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及新技术与新知识在当地的扩散两个不同的阶段。
众多浙江地方产业集群演化的历程表明，率先引进外部先进技术或者率先进行管理与市场创新的企业往往是那些具有一定基础与优势的企业。正泰与德力西集团的前身乐清县求精开关厂在成立之后一直重视产品质量，并通过技术改造获得机械电子工业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1990年，在国家对柳市低压电器产业的整顿中，求精等首批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得到重点扶持，并引发其他企业的仿效，从而使柳市低压电器生产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正泰与德力西集团又先后在营销渠道设置、企业股权调整、走出去、产品创新（进入高压电器领域）等方面进行创新，从而一直成为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的主导企业。卡森集团则通过在高档猪皮、牛皮制革、汽车坐垫革及皮沙发等领域的一系列创新，带动周边企业推进海宁皮革产业集群发展。上虞风机产业集群中的上风高科通过与上海交大等高校建立长期联系，从外地国有风机厂招揽技术人才等途径，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使得企业拥有开发生产风冷、水冷、速冻等成套设备的能力，避开了与当地中小风机企业的竞争，并通过其高端产品的示范、人才流动等途径，促进了相关技术的外溢，提升了整个产业集群的技术水平。温岭汽摩配产业集群中的钱江摩托依托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通过与日本铃木、马来西亚金狮、美国康宁公司及参数技术公司、意大利IEG公司合作，及收购意大利百耐利（Benelli）公司等方式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并通过与周边摩托车配件企业的合作，提升整个产业集群的技术水平。
由于创新具有一定的风险，并需要大量的投入，根据王永生博士的企业研究开发“最小有效规模”理论，当企业的经营规模低于一定水平时，往往较少进行研究与开发。尽管不同的行业企业研究开发“最小有效规模”有所不同，但是，大企业总是比小企业更有能力承担创新的投入与风险。而且创新的规模经济使大企业从创新获取的收益往往要大于中小企业，不仅使大企业从创新中获得更大收益，也有利于提高大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在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尽管能人与小企业在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发挥着显著作用，但是，随着浙江产业集群规模的扩大，大企业在集群学习与创新中的优势日益显著。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企业规模与实力上的差异，同样表现在企业的活动空间上。中小企业的生产空间与市场空间往往是地方性的或区域性的，而大企业的活动空间往往是全国性的乃至全球性的。活动空间的扩大与多样化，尤其是国际交流（包括国外考察、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的增加，为大企业的创新提供了更多、更新、更前沿的市场、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大企业创新的能力。与中小企业主相比，大企业的管理人员基于企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也往往更加重视创新的作用。因此，浙江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往往通过创新得以在产业集群内的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这些企业在规模扩大以后，仍然在技术与管理学习、培训、创新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与集群内一般企业在创新能力方面的差异。
浙江产业集群内部的大量中小企业，由于企业规模、企业家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往往难以直接、有效地学习外地的先进技术，这些企业的模仿动机远远超过了创新动机。因此，浙江产业集群内部中小企业技术与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往往是通过对集群内部主导企业的模仿实现的。大企业是浙江产业集群技术进步的关键力量，如果浙江产业集群内部的龙头企业能够源源不断地从外部引进新的知识与技术，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就可以通过各种正式（如分工、转包）或非正式（如社会关系）的渠道更新自身的知识，提升自身的技术与管理能力，从而促进整个产业集群学习与创新能力的提升。由于创新投资的风险较大，而产业集群内部创新产品的外部性效应较强，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集群内部模仿行为的大量发生，从而导致产业集群陷入创新的“囚徒困境”，因此缺少龙头企业的网络型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 。
由于浙江产业集群在学习与创新方面的局限性，浙江省科技厅、浙江省经贸委自2001年以来积极开展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创建活动。目前，全省已有绍兴县轻纺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温岭市先导电机技术研究所等一批为行业或区域特色经济服务的区域性行业技术中心，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省级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87家，遍布纺织、机械、皮革、五金、农业等产业集群集中的产业领域。区域创新服务中心主要进行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与联合攻关，提高浙江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分析市场需求，跟踪与研究行业和企业技术发展趋势，利用人才、技术和信息优势，为本行业、本区域提供产品分析、检测、试验等以及人才交流、培训、管理咨询等服务，从而在中小企业集群中发挥技术示范作用。浙江省绝大多数区域创新服务中心都实行了企业化运作，实行与业绩挂钩的利益分配制度和开放灵活的用人用工制度，充分调动了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区域创新服务中心的建设，不仅弥补了中小企业集群中由于龙头企业缺失导致的创新乏力现象，也促进了龙头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地方产业的技术进步。
2.浙江产业集群的学习渠道
学习是获取并实践新知识的过程，学习渠道则是知识流动的渠道。创新系统理论认为，学习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知识的流动不仅仅是显性知识的扩散，也包括诀窍（know how）和关系（know w ho）等要素的转移。因此，个人与企业的各类经济技术与社会联系成为浙江产业集群学习的主要渠道。由于浙江产业集群的创新大都来源于对外地创新的引进、消化、吸引，因此学习是浙江产业集群创新的基础。作为众多企业的集合体，浙江产业集群的学习是以集群内部的企业学习尤其是以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与市场营销人员等关键人员的学习为基础的。就企业内部的个人而言，企业是个人学习的基础环境，而个人在企业内外的社会联系与阅历则成为个人学习的重要渠道。对集群内部的企业来说，集群是企业学习的基础环境，而企业在集群内外的经济技术联系则成为企业学习的主要渠道。通过知识在经济社会网络中的流动、扩散与创新，实现从个人的学习与创新到企业的学习与创新，从企业的学习与创新到集群的学习与创新的嬗变。
个人与企业的经济技术与社会联系包括个人的社会联系（亲戚、朋友、同学等）、人才流动（人才引进及自主创业）、企业的商品展销与商务考察、贸易与投资等各种形式。从个人与企业学习的空间背景来看，可以分为本地学习与异地学习两大类，其中异地学习又可以分为国内及国际等不同层次。综合两个不同的分析视角，可以得到浙江产业集群的主要学习渠道。根据浙江产业集群的学习与创新模式，本地学习主要承担技术的扩散功能，而异地学习主要承担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的功能，因此，浙江产业集群学习的逻辑顺序是先异地学习而后本地学习。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农业大省，浙江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等中心城市，广大农村的工业经济与技术基础薄弱。受当时发展阶段的限制，企业的贸易与投资及人才流动等活动规模有限，个人的社会联系与市场考察对于引进新兴技术与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嘉兴秀洲洪合的羊毛衫产业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几名来自上海的知青在当地泰石桥村办起了第一家针织厂。分水的制笔产业也是因为1977年冬季杭州圆珠笔厂的一对职工到分水镇儒桥村看望下乡当知青的孩子，才发现当地当柴火烧的小毛竹竿很适合做圆珠笔杆，当地在他们建议和帮助下办起了第一家竹竿圆珠笔厂。温州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的一个重要起源是1970年当地农民陈庆瑶（音译）到安徽某煤矿访友时，无意中了解到煤矿作业必需的“交流接触器动静触头”大量缺乏，从而在柳市播下低压电器产业的种子。温州打火机产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档次较低，主要在国内市场销售。1992年，在香港经商的温州人李中方回温州投资创办东方打火机厂有限公司，专门生产出口打火机，不仅提升了温州打火机产业的技术水平，也提高了温州打火机产业的国际化水平。1997年，温州平阳一位赴英留学生得知英国的宠物饲料与用具价格很高且市场需求很大，于是带回一些类似“肉骨头”的“狗咬胶”样品，从此将宠物饲料产业带入平阳。改革开放以来，100多万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的温州人以及40多万温州籍华人华侨对于温州众多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社会网络对于知识流动与产业创新的价值。
在浙江产业集群发展初期，由于乡镇企业的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不稳定，嘉兴秀洲丝织、上虞风机、宁波厨具、台州缝纫机等集群内企业纷纷从杭州、上海等地引进了“星期天工程师”，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各类技术难题。但是，由于“星期天工程师”的局限性，随着浙江企业规模的扩大，引进国内外技术人才成为浙江产业集群提升学习与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2003年以来，温州市引进了陕西科技大学教授兰云军博士及其带领的蓝博科研团队的10多名科研技术骨干。兰云军博士及其团队先后协助建立了温州师范学院皮革工程重点实验室、温州市皮革行业技术研究中心与浙江省皮革工程重点实验室，并成为浙江省皮革行业科技创新服务的重要平台，对于提升温州乃至浙江皮革行业的技术水平、促进浙江皮革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宁皮革、台州缝纫机等产业集群内的卡森集团、杰克缝纫机等企业则纷纷聘请国外专家加盟从事研发工作，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新西兰专家施马克从2002年进入浙江卡森集团工作，从事汽车坐垫革项目及产品的研究开发，为卡森集团的汽车坐垫革开发及产品质量控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杰克缝纫机先后高薪聘请了五位日本缝纫机专家直接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使杰克的研发速度始终与世界同步。
在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当中，商务考察与商品展销对于企业的产品创新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很多地方因为人多地少，迫于生存压力，往往凭借一技之长外出谋生。在全国各地闯荡的过程当中，许多具备较强市场意识的浙江人往往能够敏锐地发觉社会的需求，并通过各种渠道引进技术，实现产业创新。永嘉桥头的纽扣市场与义乌的小商品市场都是在经常外出的弹棉郎与货担郎的推动下形成的。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许多浙江企业家高度重视商务考察，通过深入了解国内外市场，发掘新商机，开发新产品。廖复新，云和木制玩具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新云玩具的老板，在1994年赴美考察，受美国公园里到处悬挂的供鸟类栖息的鸟屋的启发，回国后调整产品结构，开发设计各类鸟笼投放美国市场，使企业不再局限于玩具产业，并带动了云和木制玩具产业集群的多样化发展。参加国内外的商品展销会对浙江企业来说，不仅仅只是展销企业商品，更是向国内外同行学习的难得机会，广交会、义博会等国内外展会已成为许多浙江企业把握国际市场趋势与产品开发前沿的重要渠道。
市场交易不仅仅是商品的流通过程，也是知识的流动即学习的过程。许多浙江企业通过承接国内外订单，在国际采购商与外贸公司的样品、设计、验厂、产品检验等多种方式的督促下，不仅加深了对国内外的市场的了解，也提升了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平湖服装、宁波席草、云和木制玩具等产业都是通过承接上海外贸公司的订单，才得以进入国际市场，通过不断提升竞争力而发展壮大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引进国内外的技术专利也成为浙江企业学习与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温州平阳的圣雄集团及侨信皮革等企业通过引进四川大学国家“863计划”清洁化制革生产技术项目，成功研制出无铬鞣牛皮、环保型鞋里革系列产品，大大降低了当地制革产业对环境的污染，促进了平阳皮革产业的转型升级。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很多浙江企业都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由于省内教育科研与培训力量的局限，一些浙江企业纷纷委托外地的教育机构进行人才培训，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素质。
由于许多重要的知识、技术难以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开始采用走出去投资的方式获得国内外技术、信息，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很多浙江企业将研发中心设在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2003年，台州市政府出台政策，建设台州（上海）科技园，鼓励台州企业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浙江产业集群内部的一些龙头企业则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国外的资源。以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为例，1999年，正泰在美国硅谷建立电气前沿技术研发中心，2006年，投资2畅6亿元在上海投资建设正泰技术研发中心。德力西在德国组建研发中心，在上海成立技术中心。天正集团自1999年以来，先后投资近10亿元，在上海浦东、江苏南京和美国硅谷建立天正工业园和技术研发中心。台州缝纫机产业集群中的飞跃、通宇集团先后在日本设立研发中心，宝石集团在上海设立机械科技研发中心，聘请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多名专家加盟。1999年以来，奥康集团在意大利建立产品设计开发中心，聘用国外优秀设计师设计各类产品，并在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美国纽约等地开设专卖店，开发国际营销。2001年以来，康奈集团不仅在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开设专卖店，同时通过与英国SATRA国际鞋类研究机构的密切合作，更好地掌握国际最新鞋类技术信息和鞋业发展动态。近年来，浙江企业的对外投资一直在全国居于前列。走出去使浙江企业能够获得国内外的先进技术与最新的市场信息，充分利用世界各地的技术与人力资源，突破产业集群本地化学习的局限，加速企业乃至整个集群的学习与创新进程。
作为技术、人才、资本等一揽子生产要素的综合体，外商在浙江投资的企业也往往因为其技术、产品与外部网络优势成为浙江企业重要的学习对象。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中的正泰与德力西分别在2005年与2007年先后与美国通用电气、法国施耐德电气合资。嵊州领带产业集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积极引进印花、后整理等核心环节的韩国与意大利企业，从而提升嵊州的领带制作水平和产品质量。海宁经编产业在2000年以后先后引进了原料生产、纺织机械制造、染整等环节的外资企业，不仅优化了整个经编产业的组织结构，也提升了海宁经编产业的技术水平。鉴于浙江本地科研力量的不足，浙江省委、省政府在2001年提出“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对增强浙江产业集群的学习与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温州为例，2002年8月，温州市率全国之先，联合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及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等12所高校、科研院所共同组建公共科技合作创新平台———国家大院名校温州联合研究院。温州联合研究院以提高温州经济竞争力为目标，针对温州全市20多个“国字号”产业基地，紧紧围绕“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三大任务，通过为温州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与智力支持，促进温州产业集群升级。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与温州职业类学校合办鞋样设计培训班，专门培养鞋业设计师；兰州理工大学与永嘉县共建省级“泵阀创新服务中心”，针对泵阀行业的关键、共性技术，已成功开发“泵阀仿真实验系统”、“偏心碟阀研究”等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技术，并与永嘉电大合办专科、本科温州教育点，专门培养泵阀专业人才。北京印刷学院与苍南县共建省级“印刷包装行业创新服务中心”、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与温州鹿艺鞋楦有限公司共建“鹿艺楦形设计科研中心”。温州联合研究院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温州本地科研力量的不足，加快了温州的科技创新进程，促进了温州的传统产业升级。
在积极走出去、引进来，获得外部知识与技术的同时，浙江产业集群也在不断地提升地方化的学习与创新能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多浙江企业通过企业内部培训提升员工素质，并通过营造创新的气氛，鼓励员工创新。台州杰克缝纫机把工作创新纳入员工的季度考核，将创新分为五个星级，分别给予不同奖励，奖金数额从15元到10000元不等，只要员工有改善提案或者小改小革，公司都实施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对比较有效的创新，公司还会以创新提案员工的名字命名。经过长期推广，员工创新意识蔚然成风，在员工中形成了赶、比、学、超的文化氛围。员工邱利根发明了钻床行程开关，每年给公司节省了电费数万元；员工李建国改进机床“旋转工作台”，彻底解决了一般数控机床都不能多面加工的技术难题，大大提高了加工效率。“张万庭倒送料轴套”、“尤颜喜赖小林气压自动添油器”、“王吉明整机看板”等等30多个被命名的创新成果，已经在公司的生产和管理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张万庭倒送料轴套”还获得了技术专利。目前，浙江省已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5家，国家级生产力促进中心8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645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362家，省级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87家。科技创新平台、创新载体建设有力地推动了浙江产业集群的学习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表明：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往往处在复杂的经济社会网络之中。外地与本地的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往往交织在一起，不同的学习渠道相互之间往往可以相互转化，与一般的企业的学习与创新相比，产业集群的学习与创新由于涉及同一地方不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整体表现，从而显得更加复杂。随着企业与集群的发展，其学习与创新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