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造反，确实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动力。但在造反过程中逐渐突出的领袖人物，不管成功与否，真正出生于农民阶层的，其实并不多。通常，领袖人物都是农村中好逸恶劳的躁动一族，有流氓习气。由于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性、野蛮性、破坏意识、盲动力量、亡命的痞子精神，所以，很容易在斗争中脱颖而出。
刘邦建国后和父亲开玩笑，问父亲自己的产业“孰于仲多”，这是炫耀与卖弄，但其中最深的意思，怕是一种对他父亲和兄弟的鄙夷，或者说，是一种对平常人的鄙夷。
封建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度，世人一般都为了做官，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其他抱负了。鲁迅有段话，大意是说曾经阔过的想复古，正在阔着的要保持现状，从未阔过的想革命。一个自负的人，总希望要有更大的空间发展自己，走上官位。
宫闱惊变，血雨腥风，黎民颠沛流离；废池破城，凄凉哀鸣之中处处见血迹斑斑，在老百姓的血与白骨之上，那些看准历史时机的草莽就揭竿而起，粉墨登场，步步走向朝堂。
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铁与血的较量中，不是你把朝廷推翻消灭，就是朝廷将你毫不留情地除掉。所以，历代草莽铤而走险，反抗强大的统治者，无不残忍野蛮，无不杀人无数。
所以，在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的画卷中，也不难看出起义对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尤其是给社会底层的民众所带来的伤害。对此，元人张养浩就有过极为精确的概括，他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文中，也表述过类似的观点，他说每逢王朝末世乱军四起之时，人民连做奴隶的资格都没有，官来了，他们属于匪，匪来了，他们又属于官，彻底丧失了生活空间。
每一次农民起义，社会中潜伏的各种丑恶势力都浮动出来；每一个凭农民起义建立的新王朝，不但承袭了旧王朝的各种规章制度，而且往往变得更专权。
不过大多数农民起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草莽在造反的过程中背弃了自己的理想，或是偏安一方，或是骄傲自满，或是陷入内争，或是大兴土木，或是广纳美女，过去所确立的优势也消耗殆尽。结果，起义的领袖们，不是被消灭，就是被出卖，最终都难逃悲剧命运，而他们的对手则趁机而上，夺取既得利益。
历史由胜利者改写。最后，胜利者活了下来，成了统治阶层，营造了安定的环境，受万民称颂；失败者则活不下去，只能落荒而逃，成了乱世的替罪羊，受万人唾骂。还是那句老话：胜者王侯败者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