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年间，北京宛平、大兴二县养济院里都收容有各地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两三千人。这些孤寡老人每人每月会发太仓米一斗，每人每年发甲字库棉布一匹，以得谋生。为了管理这些孤老，县政府在每百名左右的孤老中选定一个头领，由他管辖众人。这头领的名字叫“丐头”。丐头同政府官员、胥役、乞丐、所在地方的商人及居民不免发生关系，丐头就有了自身的经济来源。
宛平、大兴县政府规定，入养济院的孤老，不管住在哪，每月来院一次，接受县里的查点，如有死亡，开除名额，不再发给米布。丐头就有权力空间了，他们掌管所属的孤老，不让他们到养济院接受清查，理由是孤老多为残废人，行动不便，县丞要是实行仁政，不让他们过来就是爱民的好官。县官不面点孤老，丐头也就不上报那些死去的孤老，或者死多报少，以多领口粮和布匹，归入己有。
等到县官发现丐头在吃空额，加以整顿的时候，丐头应对的方法也新鲜出炉，他们让几十个瞎子瘸子，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等候在京城大道上，当有九卿路过时，他们就痛哭要求行善，弄得九卿很厌烦，责怪宛平、大兴两县管理不善。两县官员当然害怕丐头用这招整他们，也就不再到养济院清点人数。丐头战胜了县官，这在历史上也是神奇的事情。
丐头与衙役的关系，同与官员的关系大不一样，他们吃空名蒙混县官容易，对胥吏则瞒不过去，要是不给胥吏好处的话，他们往往就会在官员面前搬弄是非，因此丐头把吃空额的米布分给胥吏一部分，一起作弊，空额就吃得长久和安稳。
丐头既然是孤老的头领，他们对乞丐也就有很大的权威，丐头一般都比较有钱，他们能用经济手段控制乞丐。《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就丐头与乞丐的经济关系写道：“众丐叫化得东西来时，团头要收他日头钱。若是雨雪时，没处叫化，团头却熬些稀粥，养活这伙丐户，破衣破袄，也是团头照管。所以这伙丐户，小心低气，服着团头，如奴一般，不敢触犯。”这真实地反映了丐头与乞丐的经济关系，丐头一方面是勒索乞丐，一方面又在必要时给以接济，使其离不开自己。
《古今小说》中《金玉奴》的故事中讲到，前任的丐头女儿结婚没有请现任丐头，现任就招呼五六十个乞丐闹到家门，把客人吓跑了，自己在婚宴上大吃一顿，喜家还另送钱酒美食以赔礼。对前任丐头尚且如此，对其他人更不必说了。周边的居民有值得庆祝的事情，必须先给丐头送礼，否则在办事的时候就不会有好结果。丐头在这个时候就是霸王。收礼、放债，日子久了，丐头的钱财就越积越多。《金玉奴》讲金团头“住的有好房子，种的有好田园，穿的有好衣，吃的有好食；真个廒多积粟，囊有余钱，放债使婢”。这些话不免夸张了些，但也与实际相差无几。沈榜的《宛署杂记》中说他们“家饶衣食，富于士民”。清初河道总督靳辅曾说：“富庶地方之丐头，类皆各拥厚赀，优溺坐食，其温饱气象，反胜于士农工贾之家。”所用词汇与《宛署杂记》几近相同，可见丐头中富户越来越多。
丐头与政府的关系，在政府利用丐头管辖乞丐上是一致的，而丐头吃空额却使两者发生矛盾。这在明朝是如此，到了清朝，丐头对政府更有特殊价值，除了管理孤老乞丐之外，他们还充当政府的密探。他们按照官差的指示，跟踪指定的人物，报告情况，领得赏银。再也没有比丐头更适合密探这个角色了，因他们本来就整天游荡街头，因此被监视的人也不会觉察。乞讨本来就是一种社会病，丐头再成为政府不在名册的耳目，越加说明这个社会要走向末端。乞丐贫穷困苦的境遇令人同情，但作为寄食者，他们有着流氓的习气，丐头则是流氓习性的集中体现，丐头的势力越大，越说明社会弊病越多，越需要改造，而不是一味地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