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是个奸臣，却枉担了权臣的虚名，不过，明朝的确有位不折不扣的权臣，即宰相张居正。“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明史》寥寥数语勾勒出张居正的大致轮廓。历朝历代不乏忠臣能士，然而出身寒微而能力挽狂澜的权臣却不太多，张居正便是其中之一。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起衰振隳，改革治国。
想当初，张居正刚入翰林院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一边是夏言，一边是严嵩，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奸臣严嵩当上了内阁首辅。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指出了“血气壅阏”之一病，即世宗长期混迹西苑，不理朝政，天天和宦官宫妾在一起，致使臣子想见上一面都很难，政治处于瘫痪状态。这是当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的根源。针对朝政的弊端，他系统阐述了改革政治的主张。这些并没有引起嘉靖皇帝和严嵩的重视，或许他们把张居正的主张当成他初入内阁时的心血来潮，算是交给皇帝的“期中论文”，根本不当回事。
上级的态度张居正看在眼里，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他没再上过一次奏疏。因为一次的碰壁让他就此退出了内阁，也让他忽然醒悟，奸佞当朝，皇帝昏庸，在没有站稳脚跟之前，如果不够谨慎，冷不防就会成为替罪羊。因此，他收敛锋芒，低调游走于权力纷争之中。与此同时，他将注意力集中到朝政、民生、社会问题，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徐阶的确是老谋深算，他自己与严嵩死掐，却一直让张居正冷眼旁观，师生之间的关照和默契也成为权术争斗中的一个筹码。嘉靖四十三年，张居正迎来了一次命运的转折，徐阶推荐他担任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虽然这个职位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王讲读就有了一层特殊的意义。事实证明，正是恩师徐阶的深谋远虑给张居正做了长远的政治投资。嘉靖四十五年，张居正执掌翰林院。这一年，世宗归天，裕王继位。徐阶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官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当上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权力中心，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此时张居正年方四十三。
然而不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内阁首辅变来变去，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
张居正在徐阶与高拱的两强相争中，并没有不遗余力地协助恩师徐阶，权场之上的洞若观火有时需要付出情义的代价。虽然对恩师略显薄情，但张居正也算基本正直，他既没有对胜利者高拱谄媚巴结，也没有对失败者徐阶落井下石。官场混斗有时难分对错，权场倾轧原本就是灰色的。
不过，一时的中立并不代表张居正没有夺权的野心。隆庆六年（1672年），穆宗病殁，年仅十岁的神宗继位，借着首辅高拱与权宦冯保矛盾激化之际，张居正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将高拱打回了老家。就这样，张居正成为新任首辅，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辅政之路。
少主乳臭未干，张居正要面对的是一个积弊重重的烂摊子，要医治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一个年近五十，处于精力和经验巅峰期的中年人带着一个还时刻想“儿童节”的小孩，张居正责无旁贷地担当起皇帝的全职代理人。总之一句话，万历随便耍，居正一肩挑。
张居正的中兴改革无疑是成功的，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曾如此评论：“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
然而，曾经的名相，曾经的帝师，曾经的权臣，到头来呢？换来的是帝王逻辑下的反攻倒算，居正一死，原本对的便成了错的，正的便成为歪的。
张居正本人在施政过程中，对清流和官员一视同仁，后来清算他的力量也主要来自这两方面。当时的文坛领袖王士贞与汪道昆，曾主动投身张居正门下，但张居正觉得他们都是吟风弄月的文人，因此冷落了他们。正是这些人在张居正死后与反对派联手，不但清算张居正及其骨干，就连张居正的家人也遭遇酷刑逼供。长子张敬修，受刑不过，留下一封字字血泪的绝命书，上吊身亡。其他几个儿子被发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名臣身后，竟然是这等下场。
对神宗来说，张居正是老师，是宰相，是他背后最强有力的靠山，是解决问题时的最佳顾问，是复兴国家的得力助手。可是，君主变脸之快，让人始料未及，这不是忽然的心血来潮，而是长期的郁结爆发。
十多年来，张居正的角色逐渐地从真正的老师演变成皇权的笼子，随着神宗皇权意识的日益膨胀，他终究要突破那难以释怀的郁闷。终于机会来了。张居正死后，这个已经成年、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飞出了笼子，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变得如此强大，他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感。
当臣子与天子的积怨一起爆发，臣子面临的就是灭顶之灾。与此同时，遭难的还有国家和百姓。新政被废除以后，国家朝政急遽败落，既有的危机不仅故态复萌，统治机构还出现了自行解体的趋势，各种社会矛盾环环相扣，交错而起，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帝国的命运逐渐向衰落靠近，从此再也不曾逆转。
居正在位时，神宗的尊敬从最初的真心实意慢慢变为需要与无奈，他早已对张居正的震主之威有所不满，但形势需要他，国家需要他，皇帝自己也需要他。但当张居正站在皇帝背后指导一切的时候，大臣们眼里就只看到了张居正高大的背影，皇帝倒像个摆设。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他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他的关系在朝廷盘根错节就是对神宗的威胁。在权力上，他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处理国事，独握大权，后者才是神宗更为在意的，这就是帝王的逻辑，而一代名相纵然一心为国、匡济天下，最终还是成为牺牲品。
最后，给崇祯皇帝提出建议、要给张居正平反昭雪的，竟是万历五年在“夺情”事件中被张居正迫害打断双腿、终生残疾的著名清流邹元标。“夺情”事件是源于张居正父亲病死。按照当时规定，父母逝世，在外为官的儿子必须离任回乡服丧三年，丧满后回任。否则，就是“夺情”。当时张居正怕一旦离位，他人就会谋变，因此不想回乡守孝，他就暗中指使官员出面挽留。结果被疏劾，说张居正夺情是“贪位忘亲”。张居正大怒，结果很多人被廷杖。邹元标也包括在内，他是东林党的精神领袖，崇祯时期，他看到大明天下在张居正死后竟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这才反思张居正的种种改革实乃是挽救大明政权的救世良方，因此提出给张居正平反。崇祯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恢复了张居正的封号与名誉，但这一切已为时太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