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于仁宗、英宗，长期戍守漠北的泰定帝对儒学汉法有着较深的隔膜。泰定帝即位后，在倡导恢复世祖旧制的口号下，大量起用蒙古、色目官僚。不过，强调惟和统治的泰定帝并没有打击汉族儒士，反而给予他们表面上的礼遇。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泰定帝在继续推行科举制的同时，将经筵制度化。所谓经筵，就是皇帝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早在世祖朝，就有汉族儒士向蒙古大汗讲经说史的事例，到泰定朝，经筵终于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制度，并为元朝后世的几个皇帝所沿袭。泰定元年二月，江浙行省左丞赵简，奏请开经筵以及选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泰定帝命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泰定二年二月，封阿里迷失为和国公、张珪为蔡国公，知经筵事。七月，大臣纽泽、许师敬编成《帝训》一书，请于经筵进讲，仍请让皇太子观览。泰定帝下旨让译写此书进呈。同月，以许师敬及郎中买驴兼经筵官。泰定三年七月，诏翰林侍讲学士阿鲁威、直学士燕赤译《世祖圣训》，以备经筵进讲。泰定三年十二月，召江浙行省右丞赵简为集贤大学士，领经筵事。泰定四年七月，敕令经筵讲读官在替代者没有赴任之前不得离职。
泰定帝将经筵制度化的举动受到了汉族儒士们的赞扬：“圣心资启沃，旷典开经筵。大臣领其职，诸儒进翩翩。讲陈尧舜道，庶使皇风宣。恭惟帝王学，继统垂万年。”儒士陈栎向首选为经筵官的邓文原勉励道：“学颜子之学，志伊尹之志，使是君为尧舜之君，使是民为尧舜之民，此尊先正、觉民生，先正之有志而未酬者，善继其志而酬之，不在先生乎？”被选为经筵官的儒士们也是竭尽所能向蒙元皇室进讲，企图参与朝政，促使朝廷吸收儒学汉法。泰定朝张珪领经筵，“恳恳为上敷说，皆义理之正，无机微、术数、权谋之涉焉”，经筵官王结也是“援引古训，证以时政之失，反覆详尽，觊上有所感悟”。（《元史》卷二十九、三十《泰定帝本纪》；《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二十首》；《定宇集》卷十《贺邓祭酒书》；《道园学古录》卷十八《张珪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二十三《王结行状》）
然而，令汉族儒士们失望的是，对儒家文化有着较深隔阂的泰定帝，其首开经筵的目的绝非是要诚心接受儒学汉法，而是更多出于现实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消除儒臣们的不信任情绪。其实，在对待儒学汉法上，泰定帝比仁宗、英宗大大倒退了，儒士们借经筵向皇帝灌输儒学汉法的希望也化为泡影。泰定四年，倡议开设经筵的赵简慨叹道：“于是四年矣，未闻一政事、一议论之出显有取于经筵者，将无虚文乎？”同时供职经筵的儒士虞集也无奈地说道：“先儒有言，政不足适，人不与间，其要格心而已。然则所虑者，言不足以达圣贤之旨，诚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积吾诚云尔，他不敢知也。”经筵制度为后世文宗、顺帝所沿袭，但他们对经筵的态度与泰定帝相比，并没有根本的变化。（《道园学古录》卷十一《书赵学士简经筵奏议后》；张帆《元代经筵述论》，《元史论丛》第五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