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文统、刘秉忠、史天泽
忽必烈即位伊始，储积无几和国用不足是其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忽必烈先是把这方面的事情，交给了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全权负责。王文统，字以道，金朝北京路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人，曾得中经义进士。年轻时搜集、阅读历代奇谋诡计之书，“好以言撼人”。金元之际，王文统以布衣游说各地军阀诸侯，受益都世侯李璮的赏识，留为幕僚，军旅之事都要听其谋划决策。李璮还命儿子彦简拜王文统为师，王文统则将女儿嫁给李璮，两人的关系由此更为密切。王文统足智多谋，名声在外。早在忽必烈作为藩王率兵进攻南宋鄂州之际，刘秉忠、张易即向忽必烈举荐王文统。忽必烈即汗位伊始，迅速将王文统提拔至朝廷，授以中书省首任平章政事，掌管日常政务和财政。（《元史》卷二百六《王文统传》；《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廉希宪传》）
王文统理财颇有方略，忽必烈对其经邦理财之术非常赏识，不时“纶音抚慰”，“且有恨其见晚之叹”。念及王文统年龄较大，忽必烈特许其不必劳于奏请，平时可运筹于中书省，遇大事则陈奏。王文统的理财活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整顿户籍和差发；食盐榷卖；推行中统钞。王文统的理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不仅受到了忽必烈的赞赏，就连与王文统有政见分歧的大臣姚枢也承认，此一时期“民安赋役，府库粗实，仓廪粗完，钞法粗行，国用粗足，官吏迁转，政事更新”，王文统有功于焉。（《秋涧集》卷八十一《中堂事记·中统二年四月》；《牧庵集》卷十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除了王文统，刘秉忠和史天泽也是中统年间帮助忽必烈奠定元帝国基本规模的重要宰辅。
刘秉忠北上投靠忽必烈非常早，是忽必烈藩王幕府的重要成员。忽必烈即位后，他一直充当忽必烈的主要谋臣。诸如中统建元纪岁，建国号，定都邑，颁章服，立朝仪，立中书省，置十路宣抚司，议定官制等，他都是首倡者和积极推进者。忽必烈对刘秉忠深信不疑，几乎是言听计从。中统初，忽必烈曾命令专门为刘秉忠修建上都南屏山庵堂，还册授光禄大夫和三公之一的太保。刘秉忠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兼通佛、道、儒三学，又居漠北多年，熟悉蒙古习俗，故能够糅合蒙古旧典、中原汉法而成一代新制，以为忽必烈君临大漠南北所用。（《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刘秉忠传》；《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
史天泽是投靠蒙古政权较早，势力最大的汉地世侯之一。他又是拖雷家族真定分地的守土臣，故与蒙哥、忽必烈等一直保持着特殊的亲密关系。忽必烈总领漠南，他被委任为河南经略使，负责河南一带的屯田、兵戎等。蒙哥汗亲征川蜀，他又率兵从征，还奉命掌管御前宿卫。中统二年五月，史天泽担任中书省右丞相，这也是所有汉人和汉世侯中唯一身居此要职的。他主持中书省，定省规十条，使政务处理有章可循。他又奏罢各种占役行为，实行统一赋税科差规则。他在多员宰辅中间弥缝协调，委曲论列，又在皇帝和宰臣之间上传下达，使汉法在忽必烈政权草创阶段得以较顺利地推行。（《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
二 汉世侯李璮
李璮，字松寿，是金元之际山东南部豪强军阀李全的养子。蒙古攻金之际，李全趁势起兵山东潍州，先降于南宋，后又归附蒙古。李全攻南宋阵亡后，李璮承袭其职领益都行省，所控制的地盘扩大到山东半岛和淮河以北，而且得以专制其地。他修城储粮，集聚力量，常常不听朝廷调遣。
忽必烈即位后，北上亲征阿里不哥，汉地诸万户世侯奉命率兵从征，李璮“既不身先六军”，也未发一兵一卒。他还有意干扰忽必烈暂时与南宋修好议和的策略，暗中侵宋，轻启边衅，借此向朝廷索取箭矢十万、益都路盐课及官银，千方百计扩充所部的兵力和军备。这样，拥兵五六万的李璮就成为汉地世侯中桀骜不驯和心怀贰志的危险人物。（《元史》卷二百六《李璮传》；《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元文类》卷五十《济南大都督张公行状》）
中统三年（1262）二月，李璮趁忽必烈再次北征阿里不哥的机会，举兵反叛。对李璮叛乱，忽必烈事先是有所察觉和防备的。但因为元廷在与阿里不哥的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蒙古军和汉军精锐，尚未见胜负，而内地守备空虚，忽必烈无力顾及东南，故不得不采用加封大都督、赐金银符、拨付盐课官银等办法暂时稳住李璮。不久，李璮秘密安排私驿将留质于燕京的儿子李彦简召回益都，其谋反之迹已现。
李璮起兵反叛后，先设法取得南宋的支持，又以反蒙归宋为旗号传檄各路，希望能得到众多汉地世侯的响应。不过，形势的发展却出乎李璮的预料，不仅南宋方面未给予他多少实质性的支持，汉地世侯响应者更是寥寥无几，李璮只能孤军作战。忽必烈在获悉李璮举兵叛乱后，曾颁布一份诏书，历数和揭露李璮背信弃义、反叛朝廷的罪恶，然后调集各路蒙古军、汉军征讨李璮，李璮之乱被迅速平定。同年七月，被围困在济南城的李璮走投无路，亲手杀死爱妾，然后乘舟入大明湖投水，由于没有溺死，被元军捕获。
做了俘虏的李璮被绑缚到宗王合必赤帐前，接受审问。参与平叛的东平万户严忠范问道：“此是何等做作？”李璮反问道：“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元军的另一名主帅史天泽又问：“忽必烈有甚亏你处？”李璮依然反问道：“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天泽等反被问得十分被动，于是就用“宜即诛之，以安人心”的理由，下令将李璮肢解，枭首军门。（《纪录汇编》卷二百二《前闻记·李璮》；《元史》卷二百五《李璮传》）
史天泽没有按照惯例献俘朝廷，却擅自命令杀掉李璮，虽然不能肯定他与李璮串通反叛，但至少表明其担心李璮更多地泄露汉世侯间议论朝政、诉说不满的秘密。
李璮的反叛招来了与李璮关系密切的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的杀身之祸。李璮举兵后，许多人揭发王文统暗中遣其子王荛与李璮通消息。中统三年二月，忽必烈下令以与李璮同谋之罪诛王文统及其子荛，还诏谕天下，说明王文统负国恩而被极刑的真相。（《元史》卷二百六《王文统传》）
随后，一些忽必烈的藩邸旧臣，如廉希宪、商挺、赵良弼、游显等也受到牵连或追究。或许是受到王文统受重用却同谋逆乱的刺激，忽必烈对这些亲近旧臣的追究、调查也十分严厉。忽必烈对汉世侯军阀昔日与李璮的关系，却没有深究。忽必烈心里十分清楚：汉世侯军阀与李璮的私下交通肯定不会少，一味追究下去，可能会把他们逼到和元政权对抗的地步。况且他们已用率兵征伐李璮的行动表白了对朝廷的忠诚。对忽必烈来说，最迫切的不是追究旧事，而是利用汉世侯害怕被追究的心理，削夺他们的权力，彻底改造汉世侯制度。
于是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罢黜汉世侯，收揽权纲。这些措施包括：军民分职，军民官不能由同一人担任，同时每个世侯之家，或军或民，或将或相，只保留一人任官；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设置诸路转运司；撤销世侯封邑；易兵而将，切断其与旧部兵卒的隶属及联系；设立监战万户和十路奥鲁总管。通过罢黜汉世侯，忽必烈铲除了危害元王朝的地方军政势力，迅速在汉地构建了中央集权的路、府、州、县秩序。这就彻底解决了汉世侯制度的弊端，此堪称对李璮之乱的积极而高明的善后。
三 阿合马专权
蒙元时期，西亚、中亚及欧洲来华的诸色人概称色目人，或曰回回人。色目人或回回人为主的理财臣僚很早就登上大蒙古国的政治舞台，并形成一股重要势力。忽必烈即位后，起用汉人王文统理财，原右丞相回回人祃祃被贬职，其手下一批回回人也受到打击和罢黜，色目理财臣僚由此在朝廷暂时失势。
王文统刚刚被诛，那些曾经受到王文统压抑的回回人趁机攻击汉人官僚，他们进言说，回回人虽然有时侵盗国家钱物，但不会像汉人敢为反逆。这类攻击，居心叵测，正中忽必烈下怀。可以说，李璮之乱后，忽必烈对汉人官僚已由充分信任转向使用中加以戒备防范了。与此同时，忽必烈蓄意采取了借用色目人，压抑和牵制汉人的策略。这项策略直接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人事安排，就是色目理财大臣阿合马登上政坛并专宠二十年。
阿合马原来是中亚花剌子模费纳克忒的一名穆斯林商人，蒙古西征时被掳掠东来，充当弘吉剌部按陈的属民或奴仆。阿合马可能是作为斡耳朵侍臣或陪嫁的媵人，随弘吉剌部察必皇后进入忽必烈宫廷的。
汉文史书记载，阿合马和汉人李德辉偕侍于忽必烈藩邸，时间大约是贵由汗二年（1247）以后。可见阿合马也算是忽必烈藩邸旧臣，只是他的身份非汉族儒士，而是回回商贾和皇后媵人，是察必皇后及忽必烈的家奴。忽必烈即汗位不久，阿合马就担任了上都留守同知兼太仓史，开始替忽必烈掌管宫廷仓廪钱谷。（《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左丞李忠宣公》）
中统三年二月，擅长理财的中书平章王文统被杀，忽必烈身旁缺乏得力的理财大臣，随即提拔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门委以财赋之任。此时中书省之下仅设左三部和右三部，阿合马担任的领中书省左、右部，似乎相当于左三部和右三部之长。
居阿合马之上，还有中书平章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王文统死后曾奉旨兼领钞法和工部造作。至元元年赛典赤·赡思丁调任陕西四川行省平章。阿合马趁势独揽朝廷理财大权。他领左、右司掌管财政后，宠眷日隆，更踌躇满志。不久，阿合马党羽内部互相攻击，忽必烈遂下令中书省推问审查阿合马，平章政事廉希宪具体负责穷治其事。阿合马一度受杖责，他所领的左、右部事权，也归还了有司。（《秋涧集》卷八十二《中堂事记》；《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
至元元年八月，阿合马凭借其理财聚敛的本事，终于爬上了中书省平章政事的宝座。之后他青云直上，官职和权势越来越大。至元三年正月，阿合马又兼制国用使司。至元七年设立尚书省时，他担任了尚书省平章政事。至元九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他继续位居平章政事，后又升任左丞相。较长一段时间，阿合马一直掌管元帝国的财政，多数情况下还主持朝廷庶政。
阿合马担任平章政事等职期间，主要从事理财聚敛，这也是他长期受到忽必烈宠爱和器重的原因。阿合马理财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官办矿冶；增收商税、榷盐等；检括户口及推广钞法。阿合马的理财能力和业绩迎合了忽必烈急于富国和嗜利黩武的需要。而他善于玩弄权术，利用各种方式拉拢对自己有用的人，同时想方设法讨好忽必烈。忽必烈对阿合马颇为赏识，“授以政柄，言无不从”。（《元史》卷十《世祖本纪七》；《元史》卷二百五《阿合马传》）
在阿合马恃宠专权期间，站在阿合马对立面，与他展开激烈较量和斗争的，主要是许衡、廉希宪、张文谦为首的一批儒臣。支持他们的还有接受儒学影响的蒙古勋贵和皇太子真金。传统的义与利，汉法与蒙古法、回回法的斗争，忽必烈利用色目人与汉人的矛盾等，交织在一起，可谓错综复杂，但阿合马却凭借着取宠忽必烈，纠集私党，迫害异己，在这场与儒臣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他“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
随着权势的膨胀，阿合马的专横暴虐和贪赃荒淫也越发不可收拾。他一门子侄占据要津，中书省及六部官员中，党羽竟多达七百一十四人。他霸占附郭民间美田，占有府邸、宅院七十余所，分置子女妻妾，也匿藏着搜刮、贪赃而得的大量珍宝奇货。他还经常强索他人美妻艳女而偿以官爵，既败坏吏治，又引起了朝野的愤慨。（《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九》；《元史》卷一百六十八《何荣祖传》）
阿合马近二十年恃宠专权，在贵族、官僚中树起了一批政敌，尤其是引起了汉族士大夫的强烈愤慨。在众怒难遏的情势下，至元十九年，终于发生了王著杀阿合马事件。此事件的主谋是王著和高和尚。二人在北边从军时相识，南归后，受汉族吏民憎恨阿合马舆论的影响，秘密策划以暗杀手段除掉阿合马。王著还私下铸造一把大铜锤，发誓用铜锤击杀阿合马，为民除害。（《秋涧集》卷九《义侠行》；《道园学古录》卷十七《徽政院使张忠献公神道碑》；《元史》卷二百五《阿合马传》）
至元十九年三月，忽必烈照例北上巡幸，至察罕脑儿，太子真金从行，左丞相阿合马和枢密院副使张易等留守大都。鉴于阿合马平素警戒防备甚严，白日常以护卫相随，夜间寝所诡秘不定，王著、高和尚二人决定伪装太子真金，谎称其回大都作佛事，引出阿合马后下手。王著等首先骗取了中书省、枢密院、太子东宫官员的信任。王著本人还驰骑会见阿合马，面告太子真金将至，命令留在大都的中书省官员全部在东宫前迎接。伪太子在马上先是唤中书省官员上前，叱责阿合马数语。王著即牵起阿合马，以袖中铜锤猛击其脑袋，阿合马当场毙命。元廷官员方看出有诈，命卫士拼力捕贼，留守司达鲁花赤博敦持梃击伪太子坠地，王著被擒，高和尚等逃窜。
此事件中追随王著、高和尚的人数，汉文记载不详。《史集》载，王著、高和尚在大都北的同党多达数千。据说阿合马被杀后，“军民尽分脔阿合马之肉而食，贫人亦莫不典衣，歌饮相庆，燕市酒三日俱空”。（郑所南《心史》）
忽必烈在得知阿合马被暗杀后，立即下令予以严厉镇压。三天后，王著、高和尚等被诛于街市，王著的同党有数百人也被杀。在处置暗杀阿合马事件的过程中，枢密副使张易也受到牵连而被杀。根据一些文献记载，张易很可能直接参与，至少积极支持或纵容了王著和高和尚暗杀阿合马的行动。（《元史》卷二百五《阿合马传》；《秋涧集》卷九《义侠行》；《郑思肖集·大义叙略》）
王著为除阿合马而被杀，受到许多汉族士大夫的高度赞誉和讴歌，甚至一部分蒙古贵族、官僚，对王著杀阿合马也持同情态度。然而经过该事件，忽必烈对汉族官僚愈发不信任，他还亲自盘问了身旁的汉人宿卫。在忽必烈看来，大都汉族吏民杀阿合马的暴动，矛头所向既是阿合马，也是蒙元政权。他的盘问和追查涉及到身旁亲近宿卫王思廉和另一位藩邸旧臣张文谦。
忽必烈对阿合马的处理，也富有戏剧性。阿合马被杀之初，忽必烈曾降旨重金办理其丧事，派朝廷大臣为之礼葬，极尽哀荣。对于阿合马及其诸子的种种罪过，明确下令一概不问。四十日后，忽必烈从两名商人处得知，阿合马将他们献给忽必烈的一颗巨钻私自扣留，据为己有。经查实后，忽必烈大为震怒。他采纳两名商人提出的处置意见，下令将阿合马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食其肉。百官士庶，围观称快。其家属和巨额财产被籍没，奴婢被放纵为民。子侄和一些党羽皆被杀，有些还施以醢刑或剥皮。（《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九》；《元史》卷二百五《阿合马传》；《郑思肖集·大义叙略》）
四 和礼霍孙以儒治国及其失败
阿合马被杀后，忽必烈在至元十九年四月，委任和礼霍孙为中书省右丞相，主持朝政。和礼霍孙是蒙古贵胄，宿卫大臣，原任蒙古翰林学士承旨。
和礼霍孙主持朝政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即惩治阿合马党羽，裁减冗官，重用儒士和奏开科举。在汉族儒臣许衡、姚枢、窦默等与阿合马抗争失败并相继谢世后，和礼霍孙代表受汉法浸润、影响较深的部分蒙古官宦，试图以上述措施，继续老一代儒臣未竟的汉法改革。
和礼霍孙的所作所为得到太子真金的全力支持。他任右丞相之初，太子真金即加勉励：“阿合马死于盗手，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或沮挠，我当力持之。”太子真金还对担任中书省参议和左司郎中的何玮、徐琰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元史》卷一百一十五《裕宗传》）
但是，忽必烈对和礼霍孙雅重儒术而“讳言财利事”感到不满，也对动摇蒙古贵族入仕特权的科举之议十分恼火。就在和礼霍孙奏请开科举一个月后，忽必烈解除了他的丞相职务，改命卢世荣入相理财。这就意味着忽必烈强行终止了和礼霍孙和真金的汉法改革，重新把朝政拉回到以理财为中心的轨道上。
五 卢世荣立法治财及被杀
卢世荣是大名路（今河北大名）人，阿合马秉国时，以财贿踏入仕途，担任过江西榷茶使，后获罪去职。卢世荣受忽必烈重用，虽说事出偶然，却也有不可逆转的背景。和礼霍孙主政两年，讳言财利，朝廷财政出现较严重的问题。由于镇压北边诸王叛乱，对外大规模征伐日本、安南、缅国，朝廷财政入不敷出，根本无法满足忽必烈军事黩武的政治需要。当掌管佛教的总制院使桑哥举荐卢世荣，并称其有理财之术时，忽必烈立即召见卢世荣。在听取卢世荣的奏言应对后，忽必烈感到满意。
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忽必烈特意安排卢世荣和和礼霍孙为首的中书省官员进行御前辩论，辩论的中心内容是中书省应当做的事情。和礼霍孙等虽然“守正不挠”，卢世荣的理财富国之论却受到忽必烈的赏识和支持，最终占了上风。于是右丞相和礼霍孙、右丞麦术丁、参政张雄飞和温迪罕皆被罢黜，从北边回朝不久的安童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相，卢世荣任中书右丞，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为参政，拜降为参议。据说，后四人皆是卢世荣所举荐。安童虽然是成吉思汗四功臣之一木华黎后裔和至元前期的右丞相，但被叛王海都拘禁近十年，忽必烈对他的亲宠已非昔比，此时的中书省，实际由卢世荣控制。
卢世荣上任后，重新纠集阿合马原先使用的一些理财官吏，作为其理财班底和基本力量，通过整顿钞法，举办官营或官商联营的工商业，以榷买和官府垄断直接获取大量财赋。（《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十》；《元史》卷二百五《卢世荣传》；《元朝名臣事略》卷四《平章鲁国文贞公》；《元史》卷九十三、九十四《食货志》）
在卢世荣掌管财政期间，忽必烈对他是极为信任的，这表明忽必烈高度重视理财，也披露了他豪爽耿直和用人不疑的品格。卢世荣上任不足十日，御史中丞崔彧攻击卢世荣不可为宰相，然而此时崔彧攻击卢世荣的言辞，却让忽必烈大为恼怒。崔彧竟因此受到逮系按问和罢官的惩罚。或许是倚势恃宠心理的作用，卢世荣当权期间肆无忌惮，十分跋扈，甚至不把右丞相安童放在眼里。他事先不禀白丞相安童，擅支中统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他还不与枢密院商量，擅自调动军队。对于包括台察官在内的不同政见者，卢世荣则是采取压制打击的态度。（《元史》卷二百五《卢世荣传》；《元史》卷一百七十三《崔彧》）
卢世荣的理财，触犯了很多权贵的利益，又因专横跋扈，打击台察官，引起了台察官和汉法派官僚的强烈不满。太子真金对以理财邀功、侥幸得宠的卢世荣，也持严厉批评态度，曾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元史》卷一百一十五《裕宗传》）
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右丞相安童协助台察官恢复了被卢世荣奏罢的江南行御史台。江南行御史台的恢复对卢世荣是一个有分量的打击，也是安童等中书省大臣与台察官成功的联合行动，这意味着卢世荣开始走向颓势。同年四月，监察御史陈天祥上疏弹劾卢世荣奸恶，弹文由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转奏忽必烈。忽必烈听罢震动很大，于是命令陈天祥与卢世荣同赴上都，在驾前当面对质。抵达上都当日，忽必烈自宫内传旨：将卢世荣绑缚宫门之外。对卢世荣的声讨问罪很快进入高潮。先是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儿、郭佑，侍御史白秃剌帖木儿，中书省参政撒的迷失等奉命鞫问卢世荣，得其所承认的擅支钞、擅调兵等罪状十条奏上。接着，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儿、监察御史陈天祥与卢世荣对质于忽必烈驾前，陈天祥再次阐述弹劾之辞及余言未尽者，忽必烈连连称善。卢世荣随即被正式逮捕下狱。至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忽必烈降旨诛卢世荣，割其肉以喂鹰隼猎兽。上任不久的宰相卢世荣就这样以事败被杀为结局匆匆退出了政治舞台。（《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十》；《元史》卷二百五《卢世荣传》；《归田类稿》卷十《资德大夫中书右丞陈公神道碑》）
卢世荣被杀后，以安童为首的新中书省很快纠正了卢世荣当权时的一些弊政。
然而不久，就有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声称“海内财谷，省、院、台内外监守里魁什长率有欺蠹”，奏请实施大规模的钩考。忽必烈批准了这一计划，还委派脱里察安、答即古阿散等专门“考核中书省”，特地另设官署，赐三品官印。又有“私聚群不逞之徒”到御史台寻衅闹事。钩考主要针对前任宰相所掌钱谷，对现任宰相也有妨碍，因此受到新任中书省参政郭佑等人的坚决抵制。据说，答即古阿散等另有叵测居心，那就是借检核百司案牍之机，揭发南台御史奏请忽必烈禅位于真金太子的奏章，以打击真金、安童为首的汉法派儒臣集团。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中书省右丞相安童抢先劾奏答即古阿散奸赃之罪，答即古阿散及其党人蔡仲英、李蹊坐罪被杀。足见围绕钩考钱谷，汉法派儒臣官僚与阿合马余党间的斗争仍非常激烈。（《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十》；《元史》卷一百七十《尚文传》；《元史》卷一百六十三《张雄飞传》；《元文类》卷六十八《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
六 桑哥专擅国政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安童为首的新中书省执政告一段落，权臣桑哥开始把持朝政。这一变动，又是以总制院使桑哥奉特旨拟定中书省宰相人选，以及麦术丁等中书省官员理财失败为前奏的。
前述卢世荣入相掌管财政，就是桑哥的举荐。至元二十三年七月，桑哥居然草拟中书省官员候选名单奏上。桑哥虽然任职总制院使，但肯定不会有擅自拟定中书省官员的权力，此次草拟，事先得到忽必烈的特旨。忽必烈甚至说：“廷中有所建置，人才进退，桑哥咸与闻焉”。看来桑哥此时所持有的特权，有元一代几乎是独一无二，可见他入相前夕已得到信任和亲宠。（《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十一》；《元史》卷二百五《桑哥传》）
此一时期朝廷财政的入不敷出及理财大臣的无能，是桑哥把持朝政及财政方面的背景。元廷大规模征伐交趾、缅国以及防备东道诸王的叛乱，这些都需要充足的财政支持。恰在此时，京师大都发生饥荒，朝廷不得不动用官仓赈济，但是朝廷财政状况并不乐观。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中书省官员上奏财政严重不足。中书省官员中主管财政的是右丞回回人麦术丁，此人早在和礼霍孙执政时就担任右丞，比较廉洁，但两度入相，理财并未见有显著成绩。此时，不仅右丞麦术丁感到无奈、焦急，忽必烈也为朝廷财政的入不敷出及理财大臣的无能而深感忧虑。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在大都近郊打猎的忽必烈，召集大臣开会议论钞法。麦术丁将议论的结果上奏，立尚书省主管财政，这就意味着麦术丁等承认自己理财失败而被迫把理财大权交给桑哥为首的尚书省。
桑哥是吐蕃人，通晓蒙、汉、畏兀儿、藏多种语言，起初充任帝师八思巴的译史和忽必烈的侍从官速古儿赤。桑哥随八思巴来京并多次被派遣到忽必烈驾前奏事，受到忽必烈的注意和喜欢，特召为大汗近臣。至元十一年左右，桑哥担任总制院使，负责管理佛教，兼治吐蕃之事。桑哥为人狡猾豪横，办事干练，好言财利，尤其是后者，颇为忽必烈器重。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忽必烈颁诏在中书省之外另设尚书省，两省各设官六员。尚书省以桑哥、铁木儿为平章政事，阿鲁浑萨里为右丞，叶李为左丞，马绍为参知政事。数日后，户部尚书忻都增补为参政。又诏告天下，以中书省六部改属尚书省，称尚书六部，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
同年十月，桑哥理财初见成效，忽必烈对他宠信眷顾有加，决定给以之为首的尚书省人员加官进爵。桑哥被任命为尚书省右丞相，兼总制院使，品秩与中书省右丞相相同。
至元二十五年，桑哥奏准总制院改为宣政院，秩从一品。忽必烈又任命桑哥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省右丞相兼宣政院使，领功德使司事。此时，桑哥本人的品秩为正一品第一，位在安童之上。（《元史》卷二百五《桑哥传》；《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十一》）
桑哥掌管尚书省后，更定钞法、钩考钱谷，尤其是他实行的钩考，遍及全国，征集数量巨大，这确实给国库暂时增添了一笔可观的收入。然而钩考在民间引起了很大的骚动。随着钩考日益峻刻，反对钩考的意见也相继出现，一些儒臣把辽阳行省大宁路一带发生的特大地震与钩考相附会。于是，至元二十七年忽必烈降旨停止钩考，以弭天变。另外，从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开始，桑哥还奏请忽必烈批准改行赤裸裸的增加课税的办法来补充国库。（《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二》；《元史》卷二百五《桑哥传》）
桑哥凭借理财才能及其所获得的宠信，很快上升为地位类似阿合马的另一位权臣。元人或曰：桑哥“贪暴残忍，又十倍于阿合马”。此言带有贬斥之意，不一定客观，但桑哥的专横跋扈，比起阿合马的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桑哥担任丞相后，每日钟初鸣即坐于尚书省听事，六部官迟到者要受笞责。对行省丞相，宣慰司及路、府、州、县官，桑哥也往往以“稽缓误事”和“慢令之罪”，派遣使臣施以笞责之罚。桑哥如此行事，除了提高行政效率外，更增强了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忽必烈对此做法，几乎是全力支持。（《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二《数谶》；《松雪斋集》附录《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赵公行状》）
至元二十六年，桑哥党羽唆使大都民史吉等请求为桑哥立德政碑以颂其德。忽必烈对桑哥宠幸正隆，于是答复说：“民欲立则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忽必烈还特意命令擅长草拟诏令文稿的翰林学士阎复为桑哥撰写碑文。碑名曰《桑哥辅政碑》，又名《王公辅政之碑》，树立于尚书省官衙前。又建碑亭覆盖其上，碑亭的墙也被涂成红色。
后来，忽必烈还特旨允许怯薛秃鲁花散班护卫及侍卫亲军一百人充任桑哥的导从，又准许他每天视察内帑诸库可以乘坐小舆。忽必烈特别以“听人议之，汝乘之可也”等语，消除桑哥乘坐小舆的顾虑。忽必烈的宠爱支持，无疑助长了桑哥的权势和气焰。（《元史》卷二百五《桑哥传》；《元史》卷一百六十《阎复传》）
桑哥得势当权以后，接受贿赂，卖官鬻爵，劣迹昭彰。史书记载，桑哥“以刑爵为货而贩之，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不四年，纪纲大紊，人心骇愕。桑哥的专权与跋扈又表现在他对以御史台为首的台察官的压制打击。他一度想把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贬谪江南，可见其气焰之嚣张。（《元史》卷二百五《桑哥传》；《元史》卷十五、十六《世祖本纪》；《道园学古录》卷二十《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
桑哥卓有成效的聚敛理财、铁腕政治以及专横跋扈，虽然得到了忽必烈较牢固的青睐与宠信，但也引起了众多官僚、贵族的强烈怨愤和反对。反对桑哥的臣僚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汉法派儒臣官员，二是受到某些限制或伤害的蒙古权贵及怯薛宿卫。这两部分中，汉法派儒臣官员反对桑哥由来已久，几乎是和桑哥入相掌权同时开始，而蒙古权贵和怯薛宿卫反对桑哥稍晚。
忽必烈看到桑哥已犯众怒，于至元二十八年正月先罢免了桑哥的官职。随后忽必烈派近侍率怯薛三百前往桑哥家抄没，抄得的金宝充栋溢宇，其他物品计算价值，也相当于皇室宫内帑的一半。忽必烈看到被搬来的两箱珍珠和贵重物品，甚为恼怒。三月，忽必烈下令扑倒桑哥辅政碑，并将桑哥逮捕下狱。七月，桑哥伏诛。（《元史》卷二百五《桑哥传》；《元史》卷十六、十七《世祖本纪》）
至元二十八年初，忽必烈对桑哥的处理，只是罢职问罪，而且大抵是迫于蒙古权贵及怯薛宿卫的压力。桑哥家被抄，其受贿、窝赃巨额珍宝而不上贡，令忽必烈大为恼火，这也是忽必烈对桑哥的看法急转而下，最终于七月杀掉桑哥的直接原因。
总的来说，桑哥是个有争议的复杂人物。他理财变钞，钩考钱谷，殚精竭虑，有力地支撑了世祖朝的财政，而同时他贪赃受贿，恶声狼藉。
七 完泽、不忽木当政
桑哥获罪后，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八年五月废罢尚书省，重新组建中书省，以总揽朝廷庶政。他任命完泽为右丞相，不忽木、麦术丁为平章政事，何祖荣为右丞，马绍为左丞，贺胜、高翥为参知政事。忽必烈在位最后三年，实际上是完泽与不忽木当政。
不忽木的政治倾向与桑哥相左。忽必烈欲用卢世荣，曾垂询于不忽木，不忽木坚决反对，忽必烈当时很不高兴。桑哥则对不忽木深为嫉恨，曾指着不忽木对其妻说：“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元史》卷一百三十《不忽木传》）
对于王恂和许衡以儒术教导出来的不忽木得以入相，汉人官僚自然感到十分欣喜。不忽木本人的政治态度，自然会影响到至元二十八年以后的朝廷政策。完泽和不忽木当政后，首先是重新起用受桑哥压抑迫害的官员，永远停止钩考钱谷，同时积极整顿台察，强化监察机构。不忽木还特别注意在桑哥急敛暴征之后与民轻徭薄赋和休养生息。
右丞相完泽是蒙古怯薛大臣线真之子。他长期担任太子东宫长官，并监管东宫卫兵。他做事小心缜密，真金太子对他甚为器重，曾称赞他：“亲善远恶，君之急务。善人如完泽者，群臣中岂易得哉！”真金死后，完泽曾两次随皇孙铁穆耳征戍北边。但是忽必烈对完泽并不十分信任。有人揭发完泽徇私，忽必烈召来不忽木询问。不忽木替完泽辩护，并建议当面对质，以究真伪，忽必烈依其言而行。对质结果，揭发者屈服，忽必烈大怒，命令左右批打其面颊，而后驱逐之。（《元朝名臣事略》卷四《平章鲁国文贞公》；《元史》卷一百三十《不忽木传》、《完泽传》）
如果将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中的元初五年，以及阿合马专权的二十年算做前两个阶段，自至元十九年到忽必烈逝世的后十余年，似乎可以视为第三阶段，亦即忽必烈七十岁到八十岁的暮年时期。这后十年间，忽必烈已完成统一南北的任务，但他并没有志得意满和停滞不前。与北边海都、乃颜等叛王的战争，海外用兵征伐，镇压江南民众反抗，喇嘛僧作佛事和对蒙古诸王的赏赐等等，都是暮年时期忽必烈不得不应付的大事。为此，忽必烈依然需要敛财大臣为其办理财政，筹集经费。在和礼霍孙等无法胜任理财的情况下，忽必烈先后用卢世荣立法治财，桑哥实施至元钞、钩考等。卢、桑二人，特别是桑哥，理财成效颇著，却又恃宠专横肆虐，得罪蒙古勋贵、怯薛、汉族儒臣等多方面人士。在这些人的激烈反对下，忽必烈不得不杀掉卢世荣和桑哥。在这段时期内，忽必烈藩邸汉族儒臣老死身亡，一个个在政坛上消失，汉法派儒臣的政治代表，改由受他们熏陶而发生一定儒化的真金太子、安童丞相及不忽木等担任，他们和卢世荣、桑哥激烈争斗并交替掌权。可以说忽必烈暮年之际，朝堂之上依然是腥风血雨，不得安宁，充满了戏剧性的事变和冲突。由于忽必烈身旁汉人精英匮乏，导致他改而重用叶李、赵孟頫等南人名士的奇怪现象。尽管如此，年逾古稀的忽必烈仍然以出色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左右着朝廷大局，仍然按照自己的理念和意志，统治和支配着庞大的元帝国。
八 帝师八思巴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的侄子，生于1235年。1246年，八思巴随从伯父萨迦班智达到凉州，拜见窝阔台之子阔端大王，并奉阔端大王的命令继续学习佛法。1253年夏，忽必烈远征大理，途经六盘山，首次见到了八思巴。忽必烈征服大理北返，八思巴又主动朝见了忽必烈。这期间，八思巴的博学与忠诚给忽必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254年，忽必烈尊八思巴为上师，赐给八思巴“优礼僧人令旨”，特别强调对八思巴及萨迦派所在后藏地区寺院僧人的政治保护。
1258年，八思巴参加了忽必烈在开平举行的佛道大辩论，表现出色，这又加深了忽必烈对佛教，尤其是吐蕃喇嘛教和八思巴个人的崇信。
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后，立刻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这意味着藏传佛教已经凌驾于汉地佛教以及其他宗教之上，成为元朝的国教。八思巴还为忽必烈和察必皇后举行了灌顶仪式，灌顶象征着忽必烈与察必完全皈依了藏传佛教。
八思巴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奉忽必烈的命令，发明了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字或国字。成吉思汗建国前后，曾命人以畏兀儿字书写蒙古语，从而诞生了畏兀儿体蒙文。不过忽必烈对此不甚满意，非常希望能够创制一种代表大元帝国的新文字。八思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创造出了新的文字。至元六年，忽必烈下诏书将八思巴字颁行天下，要求“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忽必烈对于推广八思巴字可谓不遗余力。（《元史》卷二百二《八思巴传》）
皈依藏传佛教后，忽必烈十分虔诚。当时元大都的很多建筑以及朝仪、风俗都有藏传佛教的印迹。忽必烈曾命令僧人以黄金为泥，缮写《大藏经》一部，贮以七宝珐琅函，希望流传万世。史载，此次写经耗费黄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忽必烈还在帝师喇嘛们的建议下修建了一批藏传佛教的寺院。
八思巴还经常为忽必烈及皇后、皇子讲经说法，祈福祝寿，广作佛事，佑国护民，皇室则赐予其大量的赏赐。八思巴死后，亦怜真、答耳麻八剌剌吉塔、亦摄思连真、乞剌斯八斡节儿等相继担任忽必烈的帝师，而奉喇嘛教主为帝师作为一项制度，也为后世其他皇帝所沿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