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天下打下来以后，就不动了，当帝王的人就等着当帝王就行了。但是当官的人就不一样了，没给帝王做出点贡献就得给我走人！
乾隆皇帝是一个有个性的君王，他的官员任职非常有特色，即包括一品、二品大员在内，常常都是沉浮变化不定的。今天还是威风一世的堂上高官，明天就可能因为过错，被贬为庶民或充军，但很有可能再过一天，又可以稳坐高堂。
除了天子，任何大员的职位都不是铁打的，要的就是有错必罚，有功必赏。
在乾隆期间，做官的臣僚，尤其是做高官的臣僚，未受过处分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
在乾隆期间，最初的军机大臣是鄂尔泰。
乾隆曾赞扬他说：“早年勋绩振南蛮，黄阁沦思久任艰。五载忧勤肩燮理，两朝寅亮首清班。”但是，乾隆当政不久，就发现鄂尔泰有结党营私之嫌，开始对他不满，并寻机找他的碴儿。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乾隆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
当时的河南巡抚雅尔图要求把田文镜从贤良祠撤出，乾隆立即认识到雅尔图这一请求是有目的的：他素为鄂尔泰之属下，之所以有这样的请示，显而易见，他的意思是以李卫与鄂尔泰素不相合，所以特借田文镜之应撤，以见李卫之不应入。
乾隆以此为借口，把鄂尔泰大加训斥一番。
后来，鄂尔泰的门生仲永檀又发生泄密事件，乾隆追根究底把鄂尔泰的儿子革职，鄂尔泰也被降职处分。
鄂尔泰死后，乾隆对他的不满仍不到头，在其门生胡中藻文字狱一案爆发后，乾隆竟然把鄂尔泰撤出象征荣耀的贤良祠。
但乾隆帝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功过分明，不一概而论，即便这样，仍承认鄂尔泰“有大臣之风，诚亦不可及”。
在鄂尔泰后，年轻的讷亲被乾隆提拔为首席军机大臣，乾隆很早就说讷亲“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
为此他经常派重任于讷亲，给他加担子。
讷亲的办事才干也实为不错，但在第一次清军发动的金川之役中，因进攻失败而变得贪生怕死起来，竟然遥坐军帐中指挥打仗。
乾隆帝知道后，不计前功，令人用其祖上名臣遏必隆的刀将讷亲处死，并让前线军兵围观这一行动。
消息传出，满朝文武震惊。
乾隆这一举动，一是惩戒了畏敌如虎的讷亲，二是让军兵明白讷亲的命运还如此，更不用说小小的军士了，若军士们不奋力杀敌，下场自然比这更惨。
讷亲被杀后，乾隆任命比自己还小十几岁的名不见经传的小舅子傅恒为首席军机大臣。
这一任命让人目瞪口呆，显示了乾隆用人之变化莫测。
乾隆对傅恒宠信有加，委以重任。
有一次，傅恒想托自己的脸面向乾隆求情，以宽免皇贵妃之弟的死刑。
乾隆竟反问傅恒：“若皇后弟兄犯法，当之如何？”意思是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怎能因是贵妃之弟而曲法以贷？
话里面还明显地警告了傅恒：不要以为你是皇后的弟弟，就可以超越王法之外，只要犯了国法，也会像他一样被处死。
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98年），傅恒担任征缅军统帅，因水土不服，清军染瘴气而死亡过半，傅恒也染疾，不得已退兵。
即使这样，乾隆仍准备处治傅恒，但傅恒不久就病死了，这才幸免于屠。
紧接着，状元郎出身的于敏中深受乾隆之恩，当上了军机大臣。
于敏中是江苏金坛人，乃乾隆中后期的首席辅臣之一。
此人有过目不忘的才能，乾隆平日信口吟咏的诗句，于敏中事后几乎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当时人都称赞他“才颇敏捷，非人之所能及”。
在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后，于敏中势力逐渐大起来，“士大夫仰之如泰山北斗，景星卿云，以望见颜色为幸”。
于敏中起初也是“讲求古今沿革利弊，熟研朝章国政，切磋久之，达于实用，衡鉴人才，不失铢黍，屈伸荣辱，惟人自力”，可谓非常。
《四库全书》的编纂，也有于敏中很大的功劳。
到了后期，于敏中被时人称之为“金坛秉政”，他结交宫监，声势张扬。
当时，乾隆因军机处还无可掌大权之人，而在客观上使得于敏中小人之势渐盛，后太监高云泄露皇上批文案发，涉及于敏中。
乾隆得知此事，极为气愤，说：“于敏中以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日蒙召对，朕何所不言，何至转内监探问消息？”
于敏中于是受到革职留任处分。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甘肃发生捐监贪污案，于敏中虽然已死，但想起于敏中生前曾经大力支持甘肃开捐例，以致酿成“捏灾冒赈钜案”，乾隆仍痛忿不已，特命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以昭惩戒。
铁打的职位，流水的官，这不但防止了做官的居官自傲，坐享其成，而且保证了人才的正常流通。这也并非说官真如流水一样频频更换，乾隆对于状元出身的于敏中还是很看重的，希望他能永坐军机处。可于敏中不成器，哪能怪得了乾隆呢？为官重在事君以忠诚，如果不忠诚，身边留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好处呢？
乾隆算是一代贤君，用人不受拘泥，灵活机动，把皇帝本职工作做得很到位，手下官员们就不得不服。乾隆明白当官的要是不听皇帝的话，他这个当皇帝有什么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