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不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也；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袄则可畏也：楛耕伤稼，耘耨失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袄；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袄；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袄。袄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迩，其灾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袄，可怪也，而亦可畏也。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晖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乱生其差，治尽其详。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
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之谓也。
“译文”
自然界的运行变化有一定的规律，不因为尧是圣人而存在，也不因为桀是暴君而消亡。采用合理的措施去对待它就吉利，采用不合理的措施去对待它就发生灾难。增强农业生产而且节制用费，上天就不会使人贫困；供养充足而且行动适时，上天就不会使人患病；遵循自然的法则而且坚定不移，上天就不会嫁人灾祸。所以，水灾旱灾不能使人饥饿，寒冷暑热不能使人患病。自然灾害和变异不能使人遭灾。如果农业生产荒废而且奢侈浪费，上天就不能使人富裕；供养不足而且行动不适时，上天就不能使人健全的生活。违背自然法则而且胡作乱为，上天就不能使人吉祥。因此，水旱灾害还没有发生人们却已经闹饥荒，寒冷和暑热还未迫近人已经生病，自然灾害和变异还未出现人已经遭到了灾难。遇到的天时与社会安定时期相同，但是灾难祸患却与社会安定时期有很大的不同，这不能埋怨上天，是自然法则如此。所以，明白天与人的分别，就可以叫做最高明的人了。
不用做就成功了，不用谋求就得到了，这叫做天的职能。如果这样，即使天的职能深奥莫测，那最高明的人也不会去加以探求的；虽然天的职能广大无边，那最高明的人也不去多施力量，虽然天的职能十分精微，那最高明的人也不去多作考察。这就叫做不和天争职能。天有四时的变化，地有丰饶的资源，人有自己治理自然和社会的办法，这就叫做能和天地相配合。放弃人治理自然和社会的努力，而一心向往对天时地财的依赖，那就是太糊涂了。
星辰相随运转，日月交替照耀，四季轮番交替，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和转化，风雨普施万物，万物各自得到这些自然现象的协调和谐而产生，各自得到它们的滋养而成长。看不见大自然是怎么做的，却可以看到它的功效，这就叫做“神”。人们都知道天生成万物，却不知道在生成万物中那种没有形迹可见的过程，这就叫做天。只有圣人不希求去了解天。
天的职能已经确定，天的功效已经产生，人的形体已经具备了，于是人的精神活动随而产生。喜好与憎恶、高兴与愤怒、悲哀与欢乐都蕴藏于人体，这就叫做人的天然的情感；人的耳朵、鼻子、嘴巴、身体，各有不同的感触外物的能力而不能互相代替，这就叫做人的天然的感官；心处在胸腔内，用来统管上述五官，这就叫做人的天然的主宰；利用人类以外的万物来养育人类，这就叫做天然的养育；顺应人类的需求来供养人类的叫做“福”，违背人类的需求的叫做“祸”，这就叫做“天政”。如果使人的心这个天然的主宰昏暗糊涂，扰乱了人的天然的感官，放弃了“天养”，违背了“天政”，背弃了人自然具有的情感，从而丧失了人的天然功能的作用，这就叫做最大的灾难。圣人能使天然形成的主宰纯净，使人类天然具有的感官端正，使人的“天养”完备充足，使人的天政顺应畅行，使人自然具有的情感得到调养，因此使人的天然功能的作用齐全。如果这样，人们就知道什么是能做和应做的事，什么是不能做和不应做的事了，那么天地都能为人类所任用，万物能供人类役使了。人类的行动各方面都治理得很好，人类的保养各方面也恰到好处，人的生命就不会受到伤害，这就叫做“知天”。
所以最能干的人在于懂得什么是不能做和不应做的事，最聪明的人在于他不去考虑那些不能考虑和不应考虑的事。对于天的认识，要根据已经显现出来的征象预测未来的变化。对于地的认识，要根据已经显现出来的适合作物生长的条件因地制宜地培养和繁殖各种作物。对于四季的认识，要根据已经显现出来的节气变化的次序，合理地安排农业生产。对于阴阳二气的认识，要根据它反映出来的和谐的现象进行调理。有专管天文历法的人观察天象，而圣人自己却掌握着治理自然和社会的根本原则。
社会的安定和混乱是由天造成的吗？答道：日月、星辰、时序气象的变化，这在禹桀时代都相同，禹能使天下安定，桀却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安定与混乱不是天造成的。那么是时令气候造成的吗？答道：在春季和夏季众多作物纷纷出土抽芽、繁荣生长，在秋冬之季便收获、储存、收藏，这在禹和桀的时代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却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与混乱不是时令造成的。那么是土地造成的吗？答道：有了土地万物就能生长，失去土地万物就不能存活，这在禹和桀的时代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却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与混乱也不是由土地造成的。《诗经·周颂·天作》上说：“上天造就了这座高山，太王又将它扩大。太王已扩大了它，文王又让它定安康。”就是说的这个。
上天不会因为人们厌恶寒冷而废止冬季，大地不会因为人们厌恶路途遥远而缩小本来广大的面积，君子不会因为小人气势汹汹地叫嚷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上天有一定的常规，大地有一定的法则，君子有一定的行为规范。君子遵循他的行为规范，而小人却斤斤计较眼前的功利得失。有首诗说：“在礼义上没有违背，何必顾虑别人的议论呢？”就是说的这个。
楚王出行，随行的车辆多达千辆，不是他聪明；君子吃粗粮喝清水，不是他愚笨。这些只是偶然凑巧的事情。至于志向端正，品行高尚，思虑精明，生在今天却能有志于古代的正道，这就在于他自身的努力了。所以，君子重视自身的修养努力，而不指望得到天的赐予，因此日益进步，小人放弃自身的修养努力，而指望得到天的赐予，因此日益后退。所以君子日益进步，小人日益后退的原因是一样的。君子与小人相差很远的原因也在于此。
流星坠落，祭神的社树发声，全国的人都感到很恐惧。有人问：这是什么原因呢？答道：这没有别的原因，这是天地自然界的一种变化，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是事物变化中很少出现的一种现象。对这些感到奇怪，可以理解；但对此感到恐惧，就错了。太阳、月亮发生日蚀、月蚀，不适时的刮风下雨，怪异的星象偶然出现，这些现象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曾出现过的。只要君主贤明，政治清平，那么即使这些异常现象在同一时代发生，对现实政治也没有什么损害；如果君主昏庸，政治险恶，那么即使没有一种这样的现象发生，对于现实政治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流星坠落，祭神的社树发声，这是天地自然界的一种变化，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是事物变化中很少出现的一种现象。对这些现象感到奇怪，可以理解；但对此感到恐惧，就错了。
在已经发生的骞件中，人为的怪现象是最可怕的。耕作粗劣造成对庄稼的伤害，锄草马虎造成收成不好，政治险恶就会失掉民心。田地荒芜，庄稼枯萎，因而粮价昂贵，人们饥饿，路上有饿死的人，这些就叫做人为的怪现象；政治法令不明确，国家的各种措施不适时，农业生产不治理，这些就叫做人为的怪现象；礼义不加整顿，男女内外事务没有分别，男女荒淫乱伦，父子相互猜疑，上下彼此背离，外患内乱并起，这些就叫被人为的怪现象。怪现象是由人为的混乱造成的。上述三种怪现象交错发生，国就元法安宁了。人为怪现象产生的道理很浅近，但它带来的灾难却十分惨重。不按照时节役使人力，牛马就互生怪胎，六畜发生怪异现象，这些都是怪事，而且也使人感到害怕。古书上说：“各种事物的怪现象，古书上是不讲的。”没有用的辩论，不切需要的考察，可以放弃不理。至于君臣的礼义，父子的相亲，夫妇之有别，那就应该天天琢磨，不能有片刻的停止。
祭神求雨就下雨了，这是为什么呢？答道；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如同不祭神求雨而下雨是一样的。发生日蚀、月蚀，人们就敲盆打鼓呼救，天发生干旱人们就祭神求雨，占卜问卦之后决定大事，这并不是因为能求得什么，而是用来文饰政事。所以君子把这些做法认为是文饰政事，但老百姓认为这是神灵。把这些做法认为是文饰政事就吉祥，把这些做法认为是神灵就会有凶险。
天上的事物没有比太阳、月亮更明亮的了，地上的事物没有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万物中没有比珠玉更明亮的了，在人类社会中没有比懂得礼义的君子更明亮的了。所以日月如不高悬于天空，那么它的光辉就不会显赫；水火不聚集在一起，那么它的光亮润泽就不会多；珠玉的光彩不露于外，那么天子诸侯就不会把它当成宝贝；礼义不用于治理国家，那么它的功业和名望就不会显著。所以人的命运在于如何对待天，国家的命运在于如何实行礼义。国君，只有尊崇礼义，尊重贤人才能称王子天下；重视法令，爱护人民，便可以称霸于诸侯。如果贪图私利而多欺诈，国家就会危殆；玩弄权术阴谋，为人反复无常、幽暗阴险，国家就会彻底灭亡。
推崇天而思慕天，怎能比得上把天当作物来畜养而控制利用它呢！顺从天而赞颂天，怎能比得上掌握天的规律而利用它呢！盼望天时而等待上天的恩赐，怎能比得上顺应天时而驾驭它呢！听任万物自然增多，怎能比得上施展人的才能，对万物加以变革发展呢！一心想着如何用掉万物，怎能比得上治理万物而使万物都能得到充分合理地利用！仰慕万物想知道万物产生的原因，怎能比得上促进已经生长的万物更好地成长呢！所以，放弃人的努力，只是指望上天恩赐，那么万物就不会对你恩赐什么。
历代帝王没有变更的东西，足以作为一贯通用的原则。朝代的兴衰变化，都要用一贯的原则去顺应变化。一贯的原则理顺了，就不会发生混乱；不懂得一贯的原则，就不懂得如何顺应事物的变化。一贯原则的主要内容并没有消亡，社会混乱是由于运用一贯原则出现了偏差；社会安定，是由于运用一贯的原则十分完备。所以用“道”作为衡量正确的标准，凡符合道的就依从照办，不合道的就不去做，出了偏差就会使人陷入迷惑。涉水的人要靠指示水的深浅的标志，如果标志不清楚，就会使人掉进水里淹死；统治人民的君主要靠道为标准，如果标准不清楚，国家就要混乱。礼义，就是治国的标准。违背礼义，社会必然会昏暗；社会昏暗，就会导致天下大乱。所以，“道”在各个方面都不能不规定明白，外事与内政都有不同的标准，隐蔽的与显现的都有一定的常规，这样人民的灾难就可以免除了。
各种事物都只是道的一个方面，一种事物又只是各种事物的一个方面。愚蠢的人只了解一种事物的一个方面，可是他还自以为认识了这个道，这实在是太无知了。慎到只看到事物之后的一面，而不能根据事物的变化看到事物之先的一面；老子只看到委曲求全的一面，看不到积极进取的一面；墨子只看到均等的一面，看不到等级差别的一面；宋子只看到人的寡欲一面，看不到多欲的一面。如果人人都只看到事物之后而看不到事物之先，群众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如果人人都只是委曲求全而不去积极进取，高贵和卑贱就无法区分；如果只有均等而没有等级差别，政令就无法推行；如果人人欲望少而不多，群众就得不到教化了。《尚书·洪范》中说：“不要偏重个人的爱好，应当遵循圣王的法则前进。不要偏重个人的厌恶，应当遵循圣王的道路前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