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著名评论家贝尔在自由意志的问题上曾经这样写过：“自由的问题总是会引起无休止的讨论，而不管是哪一方，似乎也总能找到支持自己的理由。”a而另一位著名的现代德国学者则声称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的矛盾已经得到“解决”。b这两个人到底谁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呢？长久以来，思想界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的分化似乎不可调和，难道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由于新思想的介入而最终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亦或也许我们认为a 海牙于1727年说过，自由问题没有尽头，每一个从事自由问题研究的人，总会能够从各个方面找到无限资源。
b 请参见美侬，《心理和道德理论价值的研究》，第209页：“然而我们所要研究的并非一个决定主义问题：在我看来，不管怎样，对于那些相信因果关系法则的人来说，他们从逻辑上讲不可能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因此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已经解决了。”胡夫丁引用过这段话（《道德》，德语第二版，第102页），并表示在丹麦文学研究中，这个问题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个问题无须再探讨下去只是因为我们所坚持的特殊角度，只是因为我们深受某种特殊思想的影响吗？下面就让我们仔细回顾事情的始末，让我们看看决定论的胜利是不是真的人心所向，坚不可摧。
决定论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外在形式以及理论依据，然而其本质却是一成不变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可能被视为是最早的意识决定论者。a他们受因果关系理论影响，认为整个世界处在彼此相连的关系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无法脱离开整体而获得自由，事实上，与心理研究相比，斯多葛决定论者更多的是受整体生活观的影响。基督教早期阶段所宣扬的道德和实际学说也再次将自由意志放在主导型地位上，但却从没有给出科学论据。而奥古斯丁以上帝为中心的现实观中也延续了这种倾向，这种观点包含了完全绝对主义观并将所有人类决定视为上帝全能和全知的最终环节。宗教改革之后（尤其是对于早期改革者来说）这种地位的削弱（主要由教会和中世纪完成）受到公然拒绝，而最严重的宗教决定论再次横行于世。在启蒙运动的鼎盛时期，宇宙决定论成为主流并成为斯宾诺莎思想体系的经典形式，莱布尼兹表面上强烈反对决定论，然而实际上在他的理论中也存在微妙的决定论因素，康德在精神层面上也对自由做出解释，但是由于我们的生活和行为随时间的大潮而不断变化，因此这种解释并不会产生什a R。罗玲在《亚里士多德的归因理论》中做了详细调查，研究发现亚里士多德绝非决定理论主义者，但是他的研究也并没有得出清晰结论。
么效果和帮助。a
因此很明显，即使是在19世纪以前，决定论思想毫无疑问就一直领跑精神和智力世界，尤其是在思想领域的最高层上，决定论的发展道路一马平川，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并且不断增加生活力量，而不是削弱减少。在基督教刚开始盛行时期，保罗最支持决定论并做出了无人能及的工作，奥古斯丁也是一个有着无限精力的人，而且具有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在宗教改革的挣扎中，人们认为所有行动和状况完全而且只能依赖上帝，没有任何世俗力量能帮助我们，正是这种信仰带给人们坚定的自信和不屈的意志力。
而始于19世纪的新决定论正是所有这些历史时期的延续。
之前的决定论起源于宗教或辩证主义信仰，但是现在，这种新决定论通过对经验的彻底审视，不管是来自生活中的哪个方面的经验，通过审视从而促进并完善新的决定论，决定论从没有像这样明显，这样给人深刻印象。因果关系的巨大网络在人们四周交织得越来越密，一种更确切的表达方式使古老经验重生并在人们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这样一种说法，人们已经明显继承了祖先的本质，而继续发展则以来与自己的周遭环境和教育，到人们获得清醒意识的时候，他已经从内在上完整，而这一切都是命运塑造的结果，与意志无关。最近几年，社会科学的发展告诉我们，我们的行动从最根本上说，都受我们四周环境的影响，a 严格意义上理解，这种理智自由必须将我们的生活圈禁在静止状态，没有任何个人行动的机会。
而从历史角度上看，似乎我们永远都只是所处时代的孩提——甚至不能反对这个时代。
不仅如此，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也使我们有机会更亲近地观察内心生活的微妙变化，并从整体上展示运动的每一个环节，犹如一个链条上的每一扣，从各方面进行调整和约束使其整体一致：不允许任何不确定行动的发生。除此以外，道德生活也受到了公平对待，人们所做出的努力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即使自由消失，道德的本质如责任等，仍旧会保留下来，甚至可以说道德本身就是这个过程中的获胜者，因为每一个单独行动与我们的生活整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生活整体也与普遍社会历史密切相关。因此，当提高和改善这些关系成为人们行动的主要目标，那人们行动就会获得一个更广大的基础，也就有了更确定的用途。
此外，人们的道德感也不断增加，个人犯罪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宽容。在决定论的影响下，一股强烈的人道主义运动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在犯罪法领域，当社会上的所有力量都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当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思想与当今生活密切接触，从而获得新力量时，似乎所有的对抗力量戛然而止，决定论成为最终不可辨驳的获胜者。当然决定论不仅仅局限在科学领域中，在德国，决定论被视为是真正开明人士教育的核心，而那些对决定论仍心存怀疑的人则被划分为愚蠢的老顽童，被现代文明所鄙视和唾弃。
然而，如果我们想到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而且这个数量正在不断增长的著名思想家仍对决定论持反对态度的话，那这种对决
定论的乐观态度未免为时过早。a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在其他文明国家中，对决定论的反抗情绪丝毫不比德国弱，法国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间断哲学”肆意猛烈地对抗决定论，而柏格森也在灵魂生活中将自由当成最基本要素。也许这些都可以当做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证据，虽然从德国思想中的某些特殊倾向的角度上看，似乎事实就是如此。
2.对决定论的评论
决定论的问题上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整个时代，以及时代中的思想家们围绕着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分帮结派，对待这样的问题我们绝不能采取随意的态度，鲁莽冲撞只能带来恶果。但是在考虑现代思想的趋势时，我们有必要将注意力先转移到与决定性问题有关的运动上。
如今决定论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生活观，在我眼中这极其教条。我们看待古老问题的角度过于狭隘，我们的眼光仅仅局限在我们特定时代的狭小圈子里，从我们所处的时代出发而没有将其放在历史整体中。然而一旦从整个历史上看，决定论与其反面倾向就不再呈现高低思想层次这样的关系，而人类启蒙的不断增加也不会随之产生反抗因素的不断减少。决定论已经a 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一些近代作品：《自由意志的对手》，罗兰；《自由与必然》，弗勒希利）；《自由意志》，乔尔；《科学和哲学中的不自然法概念》（德语版，）等，文德尔班最近在这个问题的分类上作出了极具价值的贡献（《关于自由意志》，第二版），他指出有必要将不同形式区分开，乍一看去，这些形式通常都包含在“意志自由”中，其实不然。（见第222页）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数千年，但是反抗运动却屡压不止——这些运动不仅发生在相对非理智阶级，在伟大的思想家中也屡见不鲜——不，最重要的是，甚至在领先的决定论者的队伍中也时有发生！不仅如此，在任何时期，决定论都没有从理论层面彻底地实施出来。当斯多葛学派向世界灌输因果关系理论，将整个世界转变成一个因果联系的世界，并将人类命运完全置于这中联系中时，人类个人决定的力量依然存在，人们可能认可这个因果联系的世界观，并在其中勉强发展，或者负隅抵抗而不愿任由这种决定论因素摆布。这种个人决定论（正是斯多葛学派道德体系的核心）明显与决定论学说相对。只要奥古斯丁的思想被人们的以上帝为中心的观念所占据，那他就会立即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决定论者；只要他开始思考人类行动的问题，尤其是实际宗教事物，他就会将人们视为受到上帝的召唤从而进行独立合作并做出个人决定。路德在晚年生活中也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对决定论的强硬态度。
在斯宾诺莎身上，虽然他强烈坚持人类完全处在普遍联系的网络中，然而事实仍然是人类要获得认可从而确立自己的位置，而这种位置的确立也赋予生活以全新面貌。生活不再是一张人类幻想的网络，而是纯粹事实的领地。而且说起决定论的经验主义形式，正如我们现在所要面对和处理的状况，我们是意识到这种因果关系的网络并将其作为行动的促发力，还是我们继续保持无意识状态，对其影响不闻不问？难道这两种做法最终不会产生巨大的反差吗？这种因果秩序本身并不会发生什么影响，而是我们对这种关系所持的正面或负面作用才使生活有了不同的面貌。从
这一点上来看，人类决定并非一无是处。
今天，决定论者可以从康德关于自由意志问题上所站的立场上领教到自负所带来的恶果，然而康德在他们眼中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康德的思想体系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哲学界中最重要的成果：而在这项成果中自由是其不可或缺的里程碑，没有自由的观点，整个思想体系就分崩瓦解。a我们必须记住，在康德思想中，想象中的时空与现实中的自由概念是其对理性的评论的基础，而自由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其理论体系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也许有人会对康德解决自由问题的特定方式不以为然，但事实上，在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眼中，自由永远是不可或缺的。
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人们置这么多对决定论明显有利的，而又无可辩驳的论据于不顾，还要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超越决定论以外呢？原因很简单，决定论所带来的逻辑后果只能是毁坏人类精神和智力生活，从决定论角度看，人类灵魂和外部世界的目标都冥冥之中自由安排，他们按照某种特定方式出现从而不断发展。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严格的讲还会出现个人行动的问题吗？我们还会有良知吗？如果我们完全坚持决定论立场（而且绝不从任何形式上受传统人类生活和个体观念的影响或支配），那我们只能将自己视为旁观者，被动地看着自己默默承受一切，不仅从灵魂a 在此我们只需引用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前言中的表述：“自由的概念受到不容置疑的实践理性法则的证明和支持，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概念，纯粹的，甚至可以说是辩证的理性系统才得以完整。”康德还表示：“不仅如此，自由是我们所了解的唯一一个具有有限性的辩证理性观点，我们完全无须费力理解它，因为这就是我们已经熟知的道德法则的条件。”
上受到束缚和枷锁，肉体上也避免不了，我们的未来发展完全被磨灭，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扮演自己的角色，沿着既定路线一步一步走下去，完全沦落成为命运的奴隶。现在这个词的实际意义也完全消失了。
当不再有做决定的需要，不再有付诸原始行动的压力和空间，当未来犹如花儿绽放一般从过去中崭露头角，留下的就只有现在的影子，生活中所有的内在关系、所有的主宰实体也随之消失。
这种实体注定不能被动地传递下去，它是原始的个人行动的产物，只能不断被创造。因此从决定论的角度上看，我们的灵魂也变成了独立元素的并置，从外部看也许像是一个真题，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内在一致性和整体性，简而言之，这就是对所有自发性的完全否认，尤其玷污了决定论。当我们开始认真考虑到底这种脱离原始行动的做法、这种任由命运摆布走向模糊不明的未来的情况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们似乎明白这种事情简直忍无可忍。
人类陷入一片恐慌，这种束缚的力量势不可当，因此这也成为他们对命运的迫切希望，对道成肉身过程中最急于实现的渴望。
也正因如此，人们一直在探求，在无情的必然性面前抵抗到底有什么用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采取的唯一一个理性的态度就是屈服、顺从。难道人的本性不是天生的吗？难道本性与环境的结合（广义上理解的环境）成就了今天的人吗？难道不是命运赋予了人们现在这样那样的角色，将人们指派到四处吗？难道对人类行动来说，其关键作用的不是明确的动机吗？如果人类可以随意选择自己行动的动机，如果善人可以做出邪恶的决定或者恶人也能做出善举（与之前行动无关），那生活难道不会就此
陷入困惑和混乱的状态中去吗？
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无论如何也要让这些事实原原本本呈现在生活中，让它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承认他们能彻底解决问题，承认他们能对人类的精神本质做出公正判断。有一个事实毋庸置疑：人类（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人类的思想）并不是像动物那样完全停留在生存链中，安心做其中的一环。人类所能做的就是踏出这个链条，能直面它并从整体观察它，如果人类连这一步都实现不了，那还谈何追求真理，而事实是人类不仅能实现这一步，而且能进一步探求生活的发展。难道这和行动不同吗？我们无法通过一系列毫无关联的刺激就能实现进步，我们能够提升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巨大优越性的整体，从而实现自我行动，迈进生活的新阶段。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探讨多样性的问题，能够评估这其中每一个因素的真正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并不是作为既成事物直接给我们的，这种价值随其所依附的整体而改变，而这个整体的重组也会带来价值的改变。如果有人问，那种突破人类原始精神生活的自我行动是怎样实现的？而事物整体性的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呢？那我们就必须以诚相待，坦白解释我们无法给出任何答案。
说来也可笑，如果我们要否认一切然而又无法给出合理理由，那我们该有多可怜可笑啊！在我们周围我们能看到有无数有意识有感觉的实体，每一个都是有自己特征的生命体，这些生命体不断更新不断延续，我们又该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如果这无所谓不争的事实，那又可不可以说这种现象也有无法发生的可能性而受到拒绝，正如自我行动早先刚在人们意识中觉醒时那样受到人们
质疑呢？似乎新生命体并非是无生命物质结合的产物，也不是有生命物质分裂的结果。因此新生命体并不能成为实体。然而我们又实在无法否认他们随时随刻都在产生！因此我们似乎有必要将我们的可能性概念归到事物现实一类中，在现实与我们狭隘的智力标准向吻合之前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强迫现实——从最根本上讲决定论的主要支柱就是理智主义。
另外，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忘了人类所处的特殊位置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复杂局面，一方面人类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人类也塑造了新阶段现实的开端，塑造了一个精神自由的王国：这就将人类生活转化成一个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人类自己的决定。人类生活也因此受到反对力量的影响，双方的力量未可同日而语，一方面我们拥有自然或社会存在并享受这种存在而带来的乐趣，另一方面是有新的无限自我的精神秩序。我们有没有可能直接将能带来个人乐趣的行动结果与在提升自我的同时，实现个人职责并进一步发展爱所带来的效果进行比较呢？a在这一点上，很明显不是独立行动的问题，而是生活整体的主要趋势，这不是我们做什么、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我们将心用在哪里的问题。
人类的灵魂并不仅仅能构成一个两种现实阶段相连的舞台，a 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的动机和目的犹如固定的给定数量，像在天平上一样掌控着我们的灵魂，从而影响我们所做的各种决定，我们必须杜绝这种说法。
难道所有的行为都是既定目的的产物——难道就不能因为生活的内在转折而产生新的目的吗？难道灵魂就不能赋予这些目的以新的价值吗？
灵魂本身受到召唤，与生活相配合：在这个领域中，精神生活能够通过自我占有而达到完全现实。而在这个问题上所涉及的决定也非在特定时刻就能做出来的，他们是整个生活的产物。生活有必要做出持续肯定和加强。正如我们所见，精神生活不可能维持在一个不变的阶段，精神生活必须持续更新，否则就会顷刻间沦落下去，因此我们的生活也一直保持着紧张状态，我们不能沉默，不能一成不变地占有精神内容。从这个角度上看，自由行动并不是瞬间决定的问题，也不是一时兴起的产物。虽然有时候一个短暂的瞬间也能占据上风，但也只能是由于其持续量变的积累从而影响整体。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应该是整体问题，应该是生活的主要趋势问题，而不是影响决定的某个孤立的点。
自由和命运相依相存，并共同影响我们的生活，精神个体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单纯的决定根本无法促进这样的整体发展。命运将发展的主线固定好：但是只要这个发展个体具有精神性，那发展的前提就是通过个人行动付诸个人努力，这个行动与其他外界行动相区分并作为中心起支撑作用。力量的核心首先应该是纯粹的，是独立的。追求自我，追求灵魂也许是一场让人不顾一切的战斗，会让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也许我们在到达终点前要有好长一段距离要走，但是只要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就会付出更大的努力、更多的工作来抓住这个终点并将生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因此我们的生活不再只是命运的分配，更多的来自个人努力，越来越受自我行动的影响，而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发展亦是如此。从精神角度看，我们手中紧握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没有个人行动和努力就不会转化成稳固的现实。我们可以采取消极
的被动的态度，使自己在环境中随波逐流，或者我们也可以从环境中获得独立，在环境中不断努力从而达到精神自由。就精神内容来讲，历史并不是建立在既定基础之上，也不会总是在风平浪静中向前发展，从整体上历史是开放的，总是会受到人们的各种质疑，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总是想确保历史有一个稳定的基础，我们的职责就是从整体上理解历史，抓住历史，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历史。
有了这样的信仰，决定论就能在人们脑海中产生一个截然不同的画面：一幅与众不同的内心生活。从决定论的角度看，一切事物貌似都建立在相同的既定层面上，或者说不管怎样，都会从一个相同的既定背景中出发。而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简单，生活的内容也不会那么统一一致。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
各种不同的层面交互错杂，前一刻我们还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后一秒钟就掉转车头，沿着其他路径前进了。在生活过程中，一种观点也许会轻易主宰另一种，从而误导我们整个生活和个体发展，但是扭转这种局面，我们需要的只是承担起一种全新的使命，经历一场巨变，这样我们的内心就会出现全新的、始料未及的因素，而旧观点就领域就会随之消失，我们由内而外的发生转变，我们的所有价值观也随之更改。之前填满我们灵魂的事物现在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不值一提。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某种机械程序，而是我们自我刺激自我活动的产物。经历过这些以后，我们就会清醒过来，我们就会知道之前认为是天的事物其实只是一种朦胧的薄纱，一种亦真亦幻的可能性，而我们所实现的只是部分苏醒。
我们的社会存在的条件以及日常生存的必要性使我们逐渐适应周遭的一切：一个人可以逐渐在某种工作中稳定下来，开始例行公事似的烦琐工作，他需要做的就是全身心投入其中，任何闪失，任何遗漏会使他身败名裂，而对于他这样固守成规，规规矩矩在限制之内而从不会寻求更广阔生活的人来说，僵化麻木自然就是等待他的命运，他不会想到去开启新的生活之门，更不会想到改变自己。毫无疑问，正如决定论者们说服我们的那样，他的行进路线已经提前被设计好。悲伤，或者生活中的其他大动荡都是福佑，因为这些都能使我们摆脱个人情感的束缚，与生活之源建立全新的联系。
从这一点上说，艺术的使命最艰巨，艺术应该消灭传统生活的局限性，拓宽生活视角，建立起新的希望，在环境的制约面前，艺术应该竭尽全力，将灵魂解放出来。所有问题的关键都是一样的，是我们的生活包含既定数据，然后组合在一起呢，还是这些数据仍旧处在可塑状态下？个人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整个人类。个人承受特定职业和命运的制约，同样，整个人类也会禁锢在特定思维模式下，特定人类文化下，受束缚和限制，这些都能使生活逐渐僵化，逐渐狭隘。在这种条件下，人类所能做的只能是沿着制定路线前进，成为实现某种功能的工具而已。那些已经到达某种类似文化系统的一定高度的人，一定认为自己完全能够解释事物的来龙去脉，解释事物发生至此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整个历史就是一种必然性的大链条。
但是人类文化系统同样也会从鼎盛时期逐渐衰落，慢慢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诚然，如果人类在万千的宇宙关系中不能维持
自我，无法抓住本质和关键，不能争取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那事实的发展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周围所能加到的新生活是从旧世界中发展而来的吗？希腊思想家们有没有可能已经预见到基督教和新民族的崛起，从而带动的新的文明形式呢？从中世纪的角度看，现代所赋予生活的方向是不是也能够预见出来呢？而现在，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现代文化的内在局限，意识到这种文明内容的逐渐衰老，又是什么在不断地鼓励着我们，让我们保持愉悦的状态继续工作，让我们相信人类没有在旧道路上耗尽精力，崭新的希望仍旧在向我们招手？然而没有个人活动，所有的这些希望和可能就无法转化为现实，我们不应该扮演被动的旁观者的角色，而应该接受内心的召唤，与环境和生活相配合。难道这样拓宽并激活我们的现实观的思维模式不应该进一步应用到整个宇宙中去吗？我们现代人的最大缺陷就是狭隘地将这个世界单纯理解成目前的状态，理解成我们周遭的事物，独立的可能性，或者是现实的总和。
世界上的复杂局面以及矛盾事物，不完整性的多重标志，以及事物理性与非理性的交互错杂都向我们做出暗示。看看我们周围，将现实的整体发展归为“既定事实”，这种做法似乎也会不落俗套地成为顽固狭隘的教条主义。而这种“既定事实”也成为最不幸最误导人的概念。其所宣扬的理论不言自明，充满问题并排除所有自我活动及其原创性。现在胆小甚微的思维模式几乎不会意识到精神力量的退化，而这种退化就是因为完全继承了“既成”的结果。“精神就这样毫无怨言地接受生活赋予的一切，死死地坚持这种‘理所当然’。”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在此没有足够的空间充分解释我们眼中的自由和决定论问题，我们希望不久以后会有一部基于道德之上的作品详细探讨这个主题。然而我们应该在此指出，决定论是建立在现实本质这种学说的明确基础之上的，而认清这些学说的本来面目无疑会破坏决定论这种不证自明的特点。决定论将世界视为是既定的、封闭的，而人类只是这个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怀疑决定论的暂时性无异于愚蠢之举。
然而这个世界仍处在可塑状态，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参与到这个创造当中去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些立场不同的人也不能被视为是丧失理智。就算做最坏的打算，他们仍旧能以柏拉图和康德的思想世界自我安慰。同时我们也并不想以任何方式轻视决定论所带来的巨大作用，自由问题被提到人们面前并获得新的思考角度。物质整体得以深化，人们也不再幼稚地肆意肯定自由，生活中的诸多必然性也不会再被轻易忽视，我们生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命运设计好，但是人们不免仍旧心存疑虑，难道这些就是全部了？难道自由的同时不能维持自己的权力？难道不是自由与必然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赋予了生活独特的个性？又到底是什么使生活，从最广义上讲的大生活，成为可能？我们同意谢林的说法：
“如果自由和必然之间无所谓任何冲突，不仅从哲学上讲，而且从更高层次上讲，那精神启示就会逐渐衰弱直至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