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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道德的问题

1.当下道德的不稳定局面

如今,我们对道德的理解与评价似乎仍然举棋不定。从一方

面来说,道德似乎为哲学和宗教思想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那些面临土崩瓦解的群体提供了统一的战壕:因为如果其他一切因素都不稳定的话,起码人类还在,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还在;社会生活赋予了我们很多使命,这一点无可争议。因此,一场关于伦理教化的运动爆发了,它极为关注人类福利的进步(延伸到这个特殊领域之外),如此一来,也使得我们的生命变得有价值。在这里,道德等同于利他主义,可以理解为为他人谋福利,将他人的利益置于我们自己的利益之上。这场运动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形成了一个主要群体,是一场消除疼痛与困境的伟大运动,一场缓和狭隘与困难的伟大运动,一场使我们的存在更加人性化的伟大运动,一场从中汲取灵感、并将继续汲取灵感的伟大运动。

但是在这些成果当中,基本上还存在着很多令人生疑的、自相矛盾的事情。或许人们在利他主义的道德基础上很容易团结在一起,因为它将更深一层的道德问题隐于背后——如果并没有从实际上否认这些问题存在的话。难道道德就一定等同于利他主义吗?一定就要为他人谋福利吗?“利他主义”这个词出自孔德的哲学思想,而孔德的思想是出于一种对精神独立完全屈服的、将整个生命折合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体制。这样的话,那些不接受这种哲理的人应该采纳这种道德观点吗?实际上,认同利他主义就意味着道德将会变得狭隘与肤浅。是不是社会行为与人道主义行为已经将道德的意义消磨殆尽了?我们不需要在自身面前、在发展我们自己的灵魂面前、在我们与这个世界以及外界的关系面前去面对那些伟大的使命了吗?自始至终,我们的生命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获取快乐,还是客观性格

的动机决定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比如,一名艺术家的创作可能由各种不同的动机所引导,也许他是为了追求名声,追求人们的认同,或是追求个人利益;也许他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突发奇想与欲望;或者也许他仅仅是为了跟随内心的需要,想要创作。必要的话,以英勇的勇气服从这些想法,不论他周围的环境如何反对,不论可能遇到什么危险: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行为难道不属于道德的范畴吗?同样地,精神的自我保护可能会使研究人员或者有宗教信仰的人与环境形成最尖锐的反抗,也可能使他们彻底失去平静与安逸。事实上,整个精神运动,包括它的诉求、困难以及疑惑,可能会扰乱我们平静的生活,也可能会威胁我们即时的幸福。可是,我们能不承认它是道德使命的一种吗?如果它是,那么道德肯定比利他主义更深入、更优越。

此外,人们可能会把精神运动与利他主义对立起来,因为它不懂如何将道德建立在灵魂自身的深度之上,不懂如何将精神的自我保护做得更好:然而如今它受到围绕在精神之外的不稳定群体的欢迎。我们受到过去两种不同思想世界的影响,代表着更加内在化的道德:一种是宗教世界,一种是内在理想主义世界。在宗教世界中,精神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在内在理想主义世界中,精神使我们肩负起整个生命的伟大使命,对我们的全部行为做出道德评估。从当今的精神生活来看,不仅这两种世界的基础会动摇,而且它们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令人生疑。

宗教世界已经彻底从群众的视野消失,而内在理想主义也在日渐失去它的力量与生气。同时,我们的时代也认为宗教道德太软弱、太消极,而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道德看起来也太抽象,

它的责任的概念也让人觉得太严苛。因此,社会道德(包括利他主义)成为唯一一个未惹争议的话题,回头竟发现我们是如此肤浅,如此狭隘。

因此,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年代根本没有道德可言,这与世界历史发展的精神状态相吻合,即使没有道德,我们的年代也能满足其内心最深处的需求。从它最深处的本质来看,如今的道德至少像宗教那般不稳定。a我们没有自己的道德,这严重削弱了道德在当今社会的力量,这是多么铁铮铮的事实!这对于道德的反对者来说,要讽刺、嘲笑道德,然后相信道德本身如此不堪一击、一无是处,经过现代的无数观察总结,使这个结论清晰明确,又是多么容易啊!如果经过生命的自我回忆与自我深化,我们还不能重获属于自己的道德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应对这些并发症。

也许这正是目前的燃眉之急。

2.道德与形而上学

现在人们普遍倾向于将道德完全从哲学问题中分离出来,让道德自己支配自己。很多人相信,如此一来,生活就会变得更自由、更简单。人们还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例来证明,尤其是伟人康德。

从最早的时候开始,人们对复杂难解的哲学闻而生厌,想在a 虽然基础不稳定,但是我们的年代还是出现了大量的道德论文与书籍。

这有什么错吗?哈姆雷特曾有言:天堂与人间,还有很多事物不在我们的哲学之列。对此,利希滕贝格说得好:“不错,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很多事物存在于我们的哲学之列,但是并不存在于天堂,也不存在于人间。”

秩序井然的生命中寻求庇护。一个人这样做也许事出有因,但是所有人都这样做也能说是事出有因吗?对于个人来说,这种行为不受他支配,如此是不是可以假设一种稳定的、人们认可的道德是不存在的?若要把不顾外在的问题、在实践行动的港湾中得到庇护的想法归咎于康德,那真是彻底的误会。他的思想并不是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对比,而是关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对比,是理性渗入了我们的探究,从而我们不约而同地去处理外在关系。

因此,康德并没有对现实的终极信念弃之不顾,他只是从由旧式的思辨哲学中得来的决定这些信念的不同角度中寻找要点,他并没有将道德视为他的中心思想,没有说道德是事物新秩序的表象、是明了的理性王国。康德是一名属于他自己那一类的形而上学者,一名彻彻底底的形而上学者。将实践放在思想之前的日常理论绝对与康德打不上交道。

实际上,只需要再进一步观察这种现象,就可以察觉到道德与世界观的冲突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无论我们的道德理念如何不同,它们总会脱离生活,并从纯粹的自我之中汲取渴望,取得一种超越自我保护本能的进步:对于任何被誉为道德的行为,这种进步一经发现,隐藏于它背后的情感便从纯粹的自我保护的动机中源源而来(即使隐蔽、迂回),我们便认为它的道德品质遭到摧残破坏。现在,即使大自然从纯粹的自我保护中展示生命解放的序曲,这些序曲依旧零散混杂,所以这代表着一种改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革命——当新行为在它的纯洁中萌芽,宣布着对生命的主权。崭新的意义与价值也在拉开帷幕。难道我们不需要一个新的世界来连接、巩固这一切吗?

进一步说,行为并不具有道德品质,除非它可以自由决断,并展示一种具有独创性的生命:如果说,道德行为仅仅是出于习惯、冲动、或者是官方的压力,而不是个人的决定与实践,那么道德行为就会立刻失去其独特的品质,从道德领域中退出。如今的自然界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无法进行自发行动与自由决断。

它的构造使它抵制一切想要分解它的势力,因此,如果除了自然界之外,没有其他的领域,或者是如果自然界的秩序同样适用于精神生活,那么,任何一种道德都将没有立足之地,虽然道德的目的不仅仅只是“监管”社会生活。

当道德需求获得充分的自我意识时,跟所有的其他目标比起来,它会感到无比优越。然后,它不会考虑单纯的实用性,而是将绝对性直接带进人们的生活。“一个人若是丢失了自己的灵魂,即便赢得了全世界,又有何益?”这句话对于道德来说,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新的现实没有给这种说法做后盾,它怎么可能发生?就算它可能发生,它就不会有过多的负担吗?在直接存在中,一切目的都必须彼此适应、彼此评判,如此一来,绝对性就不会傲视群雄了。

因此,不管我们从哪个角度看,道德囊括了对一个新的世界的需求。它使初次亮相的事物得到逆转,因此道德属于形而上学。所以,如果依靠道德,我们就摆脱不了形而上学。如果我们真的热切希望道德摆脱一切形而上学,我们就必须使之肤浅浮泛。另外,将道德从旧式思辨哲学中得到的复杂的推论中解救出来,使之不仅仅是完全独立起源的哲学的附属现象,也肯定有充分的理由。

我们把精神生活当做现实内心生活的目标,这再一次引起了进退两难的境况。因为我们将精神生活看成是世界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是高等生物的伟大成就,是毫无意义的关系网与纯粹个人体制所引起的自我保护行为的鲜明对比。随着人们对这个新世界的认同,大自然必然会低人一等。但是,正是因为高等事物必须保持永不停息的自发活动,所以它必须首先在个人的心中被唤醒,进而进行自发活动。这种独享精神世界的自发活动就是道德,从而现实主义与高等生物渗透进了人们的生活,这是一个崭新的、无限自我的胜利,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向无限靠拢”。

人们已经明白,精神舞台需要每一个个体穷其一生的直接参与,个体不再接受孤立感观调解的生活。因此,道德首先被设想为一场个人生活的运动,一场努力实现自我的尝试,一场自己为自己的格斗。因为我们表现出了一种广泛的人格,所以现在一种广泛的运动立刻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展示了出来。对这些因素的考虑使我们需要道德与形而上学之间形成最紧密的联系,让我们觉得如果离开了形而上学,道德就会变得荒诞不经。道德不需要太多的说辞来解释它的概念。正是由于道德的存在,一个崭新的世界立刻呈现在我们面前,将我们包围,给了我们光明的现在。道德与形而上学的联系只能被旧式的学派形而上学者驳回,旧式的学派形而上学是从假想的思想需要而来,除了现有的世界之外,又设计了另外一个新的世界;或者被那些将道德视为单纯的社会秩序、监管生活的工具的人所驳回——后者肯定不需要新的世界,而且也不需要道德,道德只不过是一种名义上的存在而已!道德把独享精神生活作为目标,如果精神生活没有成为现实的核心,那么

所有的道德都会沦为一种表象,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有了这种信念,我们就有可能面对各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与困难,各种充满过失与误解的问题与困难。因此,从根本上来说,道德是生命的升华,是真正的自我反对纯粹表象的胜利,是整个无限宇宙的独享。但是这种升华并不是从自然生活提炼出的直接存在衍生而来的,它反对直接存在,这既是一种使命,又是一种要求,也是一种命令。这种要求的局限性与否定性最终会影响生命的主张。责任的概念应运而生,它源于我们自身,而不是外在。因此我们有了生命的主张,远离了对大自然与自我的武断推断,对一切虚荣做作坚决地说“不”。

从这一点来看,道德代表的并不是现有世界里的单纯的成就,而是一个新世界的收获,在这个新世界里没有冲突,有的是新旧两个世界为至高无上的权利而奋斗。道德并不是一种新型的行动问题,而是一种新型的存在问题,但是必须不断地将这种问题转换成相应的行动。现在,人类成了不同的现实阶段的聚集地,甚至是两个对立世界的会场,他必须决定哪一个世界占统治地位。

不仅如此,自此以后,他必须维持比他现在的身份地位更高的现实阶段,因为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实现新的世界,他的行为超越了个人的立场,赢得了普遍的意义。这使他从自我中心论中释放出来,进一步扩展了灵魂,并将一切单纯的辅助性提升至实用性,人类由此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伟岸与尊严。

的确,这种伟岸与深深的疑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如果没有揭露最广泛的差异以及人与人之间最坚决的抵抗,那么实现新世界的使命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放大。首先,大自然将人类绑

定在单纯的自我之上,面对这个阻力,精神运动的效果甚微,它只能维持着一种单纯的目的,沦为一种单纯的表象。与单纯的人类的力量比起来,一些不可能的事现已诉诸于求,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因此,人类必须超越纯粹的人类。如果没有广泛的力量,生命又怎么能进入一个新的方向?因此,从最开始,人类就必须拥有广泛的力量,必须要有与人类行为相对应的接受能力,必须要有一双援手,能够拉攀登者一把。是的,自由必须放射出优雅的光芒。这是生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转变!最初的主张已经无法接受,自否定之中又衍生出一个新的主张。这里有大量的需求与动荡,生命巨大的浪潮席卷着人类,改造着人类,他们有太多的残缺不全与心神不安,太多顽固不化的阻力与无可奈何的约束。

但是在所有的疑虑与阻力中,生命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模样,更深的深渊已经开启,内心的无限性日益明显。如果说有什么事物能够向我们证明生命并不是只有平庸,生命中也有意味深长,那么它就是道德。

3.道德与艺术(生命的道德观与艺术观)

从一开始,艺术与道德就经常打得不可开交,彼此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对彼此的敌意也绝不纯粹是人类造成的结果。真正的原因是出于事物本身的性质。道德与艺术对生命的使命与看法似乎截然不同,针锋相对:道德需要附属于普遍有效的律法,而艺术需要尽可能自由地发展个性;道德与矜持不苟的责任对话,而艺术邀请我们自由发挥我们的所长;道德在纯洁的灵魂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希望取得显著的成绩,只要一点点就行,而艺术只

看重外在的呈现。为了达成对这种对比与矛盾的正确看法,我们需要简要回顾一下这个问题的历史发展情况,不过要把个人的偏见摒除在外。

(1)历史回顾

希腊人在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让其他民族望尘莫及,但是在他们的哲学领域中,却并没有对艺术推崇备至,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与其说是一名思想家抵制艺术,不如说是哲学家中最伟大的艺术家抵制艺术,这个人就是柏拉图。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在很多地方对艺术挑三拣四;他渴望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真实的人、无感觉的人,这强迫他认为艺术只是影子的影子;正如在戏剧性的艺术中所看到的一样,他被不断变化的自然形式所排斥,被统治艺术的虚构的精神世界中的杂质所击退,最终,被情绪化的生命中狂热的刺激所驱除,而这种刺激在他看来不断加强。面对这些指控,艺术却仍然泰然自若,在古文明时期依旧为自己开疆辟土,并居于生命的主要地位。然而,艺术越是陷入一种主观的精湛技艺——如今是一种古怪的夸大之词与颓废的浅薄涉猎——艺术的实际内容就越来越被外表的光泽所取代,支持辞严气正的道德的呼声就会越强烈,犬儒主义与斯多葛学派就越会成为那些对享受美好事物不屑一顾的骄傲灵魂的避难所。

日渐兴起的宗教运动使艺术的独立价值第一次赢得了充分的肯定,正如在普罗提诺的哲学中那般:道德所经历的精神的深化,同样作用于艺术使命的深化。根据普罗提诺所言,美的事物包括

高级事物对低级事物的控制,灵魂对身体的控制,思想对物质的控制。创造力并没有在一成不变中迷失自己,它仍然保持着精神上的自由,保持着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交流。艺术只注重灵魂的感受,它不再是柏拉图所认为的单纯的仿效自然,而是竭尽全力描述自然中至高的理性,这样一来,艺术就会取得超越自然的成就。

但是其中基本的宗教秉性将美的事物带入神秘的沉思比带入艺术创作中要多得多。因此,我们看到一种艺术秉性充斥着整个生命,但却是逃避而不是主动寻找一种明显的表现形式。

对于基督教来说,如果艺术的声望与地位最初没有经受最严重的创伤,那么要将生活的重心由艺术转移到道德上来便是痴心妄想。此外,在古文明时期末所盛行的艺术类型只能怂恿人们将艺术抛弃。虽然在时代的沿袭中,艺术形成了一种不怎么光彩、经常发展成令人不快的形式,但是它在更高一层的文化发展中却是截然不同的:受宗教影响的精神生活的深化将艺术带入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一点在耶稣基督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毋庸置疑的是,对于历史上一般的宗教创建者来说,只有掌握了卓越的创造性想象能力,才能建设一个伟大的无形世界与强大的现在,甚至将这个无形世界变成人类的主要世界。耶稣基督正是如此。在他看来,这个世界非常温暖,非常亲切,充满灵性。他将上帝的王国——充满真爱与天真烂漫的信任的王国——清晰、坦诚地呈现在人类面前,借此唤醒人们潜在的情感,用深深的向往填满人们的心灵。他使得人类的存在进行了一场华丽的转变。这个转变在发现纯洁、天真,为纯真的生活所付出的过程中清晰可见,在将最简单的自然过程用作阐述人类灵魂的绝妙方式中也洞若观

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它将所有的感观艺术搁置一边,但是还是为精神艺术留出了康庄大道。后来,希腊对于美的概念越来越有影响力。我们可以在尼撒的贵格利以及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论》中得到解释。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论》在极大程度上是在对艺术充满敌意的思潮的影响下成形的,他半路出家,皈依基督门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对教条的、学究式的教育极度不满,并且渴望真实的生活。但是,在他的思想里,他对美的把握很坚持,由此造就了包罗万象的整体,他教育人们理解一切多样性,将它们看做这个整体的成果与见证。最终,他将整个宇宙总结成为道德的艺术品,是能够协调公平正义与爱的一种秩序。同时,奥古斯丁还是一名语言大家,他的作品揭示出精神的强大与柔弱在存在的对立之间来回摆动。他赋予了拉丁语精妙绝伦的乐音,经过他炉火纯青的运用,拉丁语成了最适合表达内心的语言。

中世纪的教会制度使几个主要的彼此对立的思潮达成了和解,意义深远,同时也将美的概念融入进了这个制度之中。在生命的总体结构中,它可以出现在整体的秩序与和谐的显眼之处;在更细致的结构中,它以多种形式出现,号召艺术为宗教与教会歌功颂德。

现代社会有了更多的活力,但同时所有的矛盾也更加激化,破坏了中世纪的均衡。整个期间,斗争与对立从没有结束。从一开始,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给予了对立最果断的解释。在文艺复兴期间,人们第一次充分意识到了用美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与生命,现在,美的事物成了生命发展的主要工具,成了每一种力量

与人类实现自我、享受自我的最重要的表达方式。艺术教给生命去发现自我,努力达到自己的最高水平。同时,生命也会回绝,因为所有无形的关系都显得那么不真实。生命对直接的现实费心劳力,只是希望通过对心灵与外界的控制,收获一种满满的无边无际的幸福。人们对生命以及自豪的自我意识充满强烈的渴望,就很容易把道德当做从外部强加的束缚、死板的教条以及令人生厌的种种限制。一个人的个性越强,就会越正义凌然地摆脱一切束缚,只听从自己的内心。因此,文艺复兴时出现了伤风败俗的不道德行为,这是它——一个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力量——失败的主要原因。然而,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并不缺乏与反对势力作斗争的人物,他们紧紧把握艺术,并赋予艺术一种道德的生命形式——我们只需要举米开朗基罗这一个例子就足够了。文艺复兴之后,艺术改走奇异风与洛可可风,只是偶尔一股复古浪潮会让人们想起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道德以及人们内心深处责任感的加强。它为生命带来了极大的热忱,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改革家,甚至是他们的追随者。这种内心的深化并没有对艺术产生直接的好处。另外,拥有丰富想象力的艺术似乎更难使人类接近上帝,而与上帝建立直接的联系是生命的重中之重。所以,是不是对每一种艺术画像与艺术装饰的极度蔑视遮盖了上帝在灵魂中的存在,从而使生命变得肤浅、脆弱?然而,尽管如此,情感对艺术的敌意还是对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种创造力更强的艺术逐渐兴起——一种相对来说与感观分离的艺术,但是在灵魂中却更加根深蒂固。路德和巴赫是这类艺术的代表。

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理性主义强调逻辑清晰,它的目的性很强,也很足智多谋。其打破历史的思维模式对于艺术是有利的,但是利处不大,与道德相比还是相差甚远。同时,道德不需要有多深的深度。随着新人文主义的崛起,新纪元的破晓,人们对于美的渴望更加强烈。正如德国的主要诗人与思想家所说,人文主义思潮在其鼎盛时期为有意义的合作带来了美好。康德将道德当做了人生的基石,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承认美的独立性与价值。事实上,他是第一个清楚地从美好的事物中将美的独立性与价值识别出来的人,他在灵魂的中心发现了美,并将它推崇至凌驾于所有单纯的实用性与享受性之上。因此,歌德发现“批判和判断的主旨与之前艺术、思想以及行为的主旨相一致”。而歌德虽然在艺术创作方面有着丰功伟绩,但是绝对没有看轻道德,也没有承认生命的艺术观;他的艺术作品太过于热切地追逐自己心底最深处的感受,自己为自己尽责。如果整体来看歌德的思想,而不是分开来看的话,认为这个问题无所谓的人,没有权利对歌德有任何微词。虽然歌德可能不会知道艺术与艺术修养受到“传统道德观念”或者“迂腐与自负”的限制,但是在要求人们像把握自由的秩序那样把握世界的秩序上,他派给了我们一个道德使命,这个使命包含整个生命,并将人类带入崇高的、普遍的责任感之中。

最后,诗人与思想家席勒锲而不舍地调和“好”与“美”,因为“自由就在其中”。库尼曼(Kühnemann)如是说道:“席勒的思维模式的独特特点主要在于他道德观点的高纯度,连同他对艺术生命独立性的充分认可。”之后,这两种思想再一次分离。浪漫主义给予了艺术的优先性以及生命的艺术观一种特别明确与自发的表

现力,而费希特与其他民族运动的领袖在强化道德方面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在发展社会福利与社会效用的同时,19世纪日臻强大的社会文明与工业文明,日渐成为艺术的附属角色。在对此提出抗议的讨伐声中,现代艺术兴起,并雄心勃勃地想要影响整个生命:它承诺给人们更健全的设施,更多的欢乐以及更多的个性;与道德不同,它名正言顺地举起了生命艺术观的旗帜。所以目前来看,这两种艺术再一次分道扬镳。

历史告诉我们,千百年来,对立长存不衰。这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道德一再地谴责艺术,认为艺术瓦解了生命,使生命变得不堪一击、懒惰散漫;反过来,道德也受到艺术的指控,说它冷酷无情、机械呆板、无魂无魄。另外,我们已经让自己相信:

在较低生活水平中广泛分布的道德与艺术,需要互相扶持才能接近彼此的最高水平;如果没有彻底消灭反对派,那么创新思想肯定会一落千丈;这些信念清楚地证实精神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对这种分化现象的责备肯定要归因于人类,而不是问题本身的性质。现实中,如果道德与艺术互不认可对方的重要性与必不可少性,那么它们就无法以一种相称的方式执行它们的使命;如果它们不把自己置身于整个精神生活,并在精神生活的关系中寻求理解,那么它们就无法完成它们的使命。

当道德竭尽所能去接管整个生命时,它通常会发展成为一种规章制度体系,对人们严格要求,同时许诺会给人们至高无上的回报。如此一来,生命受到了鼓舞,便会专心致志,但是生命还是会主要把它当做一个命令来对待,在此道德并没有赢得人们心灵上充分的肯定,也没有带来爱与快乐。因此,人们很容易在柔

弱无助与形式主义这两者之间翻来覆去。事实上,这通常是一种平凡的资产阶级生活或者是教会生活,他们对纯粹的道德心满意足;就其平均水平来说,虽然基督教早期与启蒙运动时期对道德热情洋溢,但是期间并没有什么举足轻重的精神内容。道德只有在融入一个更广泛的关系网之中,才不会变得死板与肤浅。然而,当它融入的时候,因为它是朝着新的现实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意味着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命令,还意味着一个人内心的改头换面,意味着崭新生活的进步,道德就会发现艺术确实不可或缺:对于这个新问题,不能把它理解为一个整体,它确实存在,而且是一种鲜活的存在,没有艺术的援助;这个问题也不能在缺乏建设性的艺术成果时遍地开花,将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混为一谈。当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一种新的生活成为艺术的伟大目标,当超越纯粹的人类与单纯的日常生活成为艺术的宏伟蓝图,艺术以它的静谧与劳作,以内心所需为条件,以它解放的精神灵魂,以它将无限存在拉近我们内心的力量,以及以它在我们生活中所占的一席之地,一定会立刻被视为道德。

另外,对自己以及自己的使命自视甚高的艺术,可能也不会小看道德。即使一流的创作艺术家也不敢对生命的艺术观妄加评论,因为他无法将艺术与他的余生相分离,单独视之;他必须将他的整个灵魂扑在艺术创作上,他不会满足于单纯的手法技巧,而且他太关注艺术创作的困难与不足,无法将艺术创作视为一种单纯的享受。事实上,艺术家本身并没有对生命的艺术观评论太多,反而是对艺术一知半解的业余爱好者对此滔滔不绝,他们习得了并不正统的艺术,并且经常把他们的理论强加在艺术家身上,

而艺术家并不热衷于处理这些,也确实对此毫无防御能力,意识不到这样将艺术从整个生命中分离,不仅没有提升艺术的档次,反而降低了艺术的水平。

当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或者说,当我们认识到不仅仅是已经存在的事物要继续发展,新出现的事物也要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好地认识艺术与道德相互依存的关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主见,需要人类的觉醒,需要有包容一切存在的动力。起初,我们显然不能急于享乐或者只顾苦思冥想,而是要积极行动与创作。同时,如果不想让这个新世界镜花水月,模糊不清,如果我们想俘获整个灵魂,那么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强大的、艺术的生活结构。想要创造新的生活,艺术必不可少。

(2)目前的问题

A。现代唯美主义

有了前面的讨论,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对唯美主义表明我们的立场了。但是要反对当前的唯美主义,我们尤其需要控制内心的虚伪:如今,总体来说,这个世界以及生命充满了太多的黑暗与荒谬,生活的种种矛盾很难使我们将我们的存在转化成享受,很难感受纯粹的欢乐与整体的和谐,即使我们付出了完全的灵魂,奉献了全部的力量。这种唯美主义并没有准确表达想要逃脱生活困境的现代生活态度。想要准确表达现代生活态度,只能通过现代主观主义的联盟,一种能产生思想观点的联盟,虽然这是时代的征兆,但是它却剥夺了一切创造力与一切提升灵魂的力量。

由个人主义与唯美主义混合而成的一股思潮,衍生出了“新道德”这个标语,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女性。但是即便是这种思潮也不能轻视,因为它的原则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社会对道德的需求只不过是维护社会生活的秩序,社会风俗与社会效用赋予了这种秩序一种圣洁的表象。因此,虽然这种思潮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它还是容易会以伟大的自觉意识维护自己,就像仆人常常会比他们的主人更傲慢自大。如今,随着历史的进步逐渐改变社会生活的类型,人们也随之需要改变。死板的保护传统生活类型可能会引起令人痛苦的压力,也可能会把对的变成错的,错的变成对的。在相互关系以及工作类型方面,现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而修正社会秩序以及传统道德在各个方面都势在必行。

但是,即使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赞成唯美主观主义代表(也许特别是女性代表)以一种草率的、简易的方式解决问题。首先,道德本身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秩序,道德行为与社会的正确性也并不相同。在道德的最高层次,这种正确性虽然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重视力度却并不大。将单纯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变成控制性目标的想法已经被决然驳回。虽然方法本身确实有一些缺陷,但是绝对不会是毫无价值可言。它之所以没有随波逐流,是因为某些体系已经出现了问题,它们认为一切社会秩序都应该受到谴责,认为社会秩序是一种过分的束缚。而事实是,社会秩序是一种将生活提升到一定层次的必要手段,能够充分抵制无休无止的破坏性势力的行动。只有极端乐观主义才会如此天真地把幻觉当珍宝,我们通常会称为幼稚,幻想着如果人

类被赋予无限的自由,那么生命就会欢欣愉悦,和睦安定。如果这种乐观主义的肤浅迷住了半开化的人,而且没有危险的话,也许他们会觉得这种乐观主义和蔼可亲。遗憾的是,人需要社会秩序来约束他的欲望,但是这并不是社会秩序的错。对此持反对态度的人,如果他们有逻辑思维,也会抵制每一种苦口良药。如果我们为了理想主义的人生观而打破一切束缚的话,是不是做什么事都会不费吹灰之力?“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不幸的是,他要扮成天使与野兽作斗争。”

鉴于“新道德”这个标语,我们必须坚决抵制“道德”这个词的误用。不要对词语不以为意,因为对它们的误用可能会遮蔽真正的问题。我们已经习惯将道德理解为脱离个人幻想与欲望的一种秩序,拥有崇高的责任与良知。事实上,在标语“新道德”

的背后,唯美主观主义带给我们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享乐主义,是个体摆脱一切束缚的自我放纵。在唯美主义中自我满足的人应该一致抵制道德与宗教,认为它们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并把道德与宗教从自己的思想中移除。但是,它们不应该借着道德与宗教的名义去掩饰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毫无疑问,矛盾十分尖锐。

是不是人只不过是自然本能的合体?是不是人的聪明才智只能将这些本能达到最好的平衡?亦或是不是我们拥有一种能够将我们的存在转化为自由行动的精神力量,能使我们成为自己的主宰?

我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我们的主观幸福感是至高无上的吗?或者有没有一种精神需求能够驱使我们超越这种至高无上?斯多葛学派(禁欲主义)与伊壁鸠鲁派(享乐主义)已经将这种对立在我们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毫无妥协退让的余

地。然而,旧享乐主义比新享乐主义的想法更严密,起码旧享乐主义并没有声称自己是新道德的代表!

在感观问题,尤其是在性的问题上,现代主观主义与其他思想的矛盾冲突最尖锐。没有人会否认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基督教中,尤其是天主教,对感观的轻视,甚至可以说是蔑视,仍然跌宕昭彰——之后,源于颓废的古典时期思潮以及与基督教斗争思潮的思想方法,与堕落的感官主义(肉欲主义)相对抗。实际上,尽管所有外在的严密往往会产生内在的浅薄,我们还是要处理强行挤进基督教的摩尼教带来的一些问题。浅薄就是当生命要与感观展开斗争,尽可能地削弱感观、贬低感观、使之一文不值,就是当那些成功消灭感观的人,无论他们多么冷酷与肤浅,都被誉为英雄,当做模范。毕竟,灵魂的净化与精神生活的发展从感观的滥用中获益了吗?另外,像其他所有反常的事情一样,感观的抑制必须制造比消灭邪恶的势力更多的邪恶。如果滥用,自然对此的报复通常是很严重的。但是抵制禁欲主义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事情不像它经常从唯美主义的角度表现出来的那么简单。

生活的感观与性表明,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最亲密的关系,比其他任何事物都亲密,自然紧紧地把握住了他。然而,精神生活的发展同时将他凌驾于自然之上,因此,简单淳朴的思想已成为天方夜谭。从精神生活的角度来看,感观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有多种解释的问题。它可以不顾根据个人幻想与欲望而达成的更高的精神目标,自由自在地任意追随自己的道路吗?还是它应该臣服于精神生活的目的,在此找到自己的用处?自然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对此牢记于心的人会支持前一种做法,他们经常忽略了一

个事实,那就是在我们这个纷繁复杂、扭曲反常的文明世界,我们无须再去应付纯洁的自然。现代生活的感观通常是微妙与虚伪的,甚至可以说是堕落的。为了区分自然中真正的存在,我们需要精神力量的协助。如今,想要简单地对所谓的感观妥协绝对毫无可能。

B。艺术在现代的地位

如今,艺术再一次成功地站在时代的前端,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因此,对于它拒绝所有的依赖性,坚持独立自主的想法,我们肯定会大吃一惊。这种想法用一个众所周知的词表达就是“艺术至上”a。艺术的邦交不会对这种说法有任何疑义。艺术不应该为外来意志所用:它不应该对道德、政治以及宗教施以援手,以免陷入“艺术目的论”的境地,“艺术目的论”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吸引人们的目光,但却不是长久之计,不能促进任何实质性的进步。然而,要正面解释“艺术至上”这个说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经常听到一种呼声,呼吁艺术应该对一切事物漠不关心,只需要关心自己形式的完美即可。只有这样,艺术才能鹤立鸡群,自由自在地走自己的路。但是,与余生分离的艺术对艺术自身有好处吗?在这种情况下,艺术能达到它的最高水平吗?走这条路对艺术来说危险重重,它可能会堕落为一种单纯的a 这个词并没有恶意(一开始这个词是库辛于1818年在巴黎大学演讲时用到的)。过了很久“艺术至上”这个词才成为学校的信条,成为不同艺术派系争论的焦点。可以说孔德曾经一度也对这个词比较关心,但是他用的比较肤浅(见《实证哲学教程》第6卷,第167页)。

形式,眼花缭乱地炫耀着它技艺超群的技巧,没有人类在背后支持,也不会对人类有任何影响。这种类型的艺术可能会发现大量的感知经验,可能会使我们的情感得到意想不到的充实与改善,可能会对克服困难上瘾,但是它只能给人类的灵魂带来少得可怜的好处,也无法显著提升精神生活。永远呼吁人们要克服一切形式与内容的对立,这不是伟大的艺术作品独有的特点吗?艺术作品的完美形式没有同时充分表达内心生活的内容吗?艺术不应该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人们的问题吗?尤其是北方人,不会放弃这种心性。他们没有南方人所特有的那种自然感观能力,只有遇到困难时他们才会寻求出路。所以,灵魂的核心以及灵魂的最深处很容易被遮盖。于是,艺术成了他们找寻自己、继承传统、度过内心分化的不可或缺的途径。最完美的形式如果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话,就永远不会满足。

那些认为实际内容对艺术有危险,与艺术不相关,从而排斥它的人,头脑中通常会有一种想法,一种抽象的概念。但是精神生活与思想是一回事吗?除了思想之外,精神生活就没有其他内容了吗?旧理智主义可能会对这个问题肯定地说是,但是现在我们不再志在成为唯理智论者。我们怎么能继续被过时的思想所羁绊,阻挡我们追寻整个人类最深最广意义上的内容的脚步呢?

依我们的观点,对实际内容搁置一旁会对艺术所追求的独立性构成危险。对物质的独立并不意味着纯粹的独立。艺术对形式偏执的付出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一种单纯的专业技巧,一门心思地表现(不是对别人,而是对它自己)自己的技能。这会引起对古怪反常的、自相矛盾的以及言过其实的事物的偏爱,其影响就是

承诺的自由会太容易变成另一种依赖,一种艺术家对别人的依赖,对自己情绪的依赖。真正的独立只存在于从艺术家内心需求出发而来的创作。但是如果没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想揭露的,这种艺术创作也不会凭空而来。

我们应该简要地说一说现代艺术与性之间的关系。只有非艺术的思维模式才会宁可退出这个话题,也不赞成艺术用这个话题将自己层层包围。但是,对性如此偏爱的艺术,应该把性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对它加以深思。如果艺术对性愤恨不满,并且将它推到令人生厌的程度,那么这是道德堕落的迹象,而不是技能。

没有美学理论能抵挡住这种事态。

不管在发展与冲突中会有多少造型艺术,造型艺术肯定不缺乏显赫人物与辉煌成就的代表。文学领域的前景并不是那么光辉灿烂。时代赋予我们许多动机与使命。旧式的思想体制已是过眼云烟,新的思想体制正冉冉升起。人类对于其在宇宙中的位置极度渺茫,人类本身又有太多的发展与改变。但是,生命的增速不会给我们太多自我惆怅的机会,因此我们的存在变得茫然困惑,很多人已经不再了解自己。面对这种情况,文学有了一个光荣的使命。它要试着阐明我们的观点,将我们周围以及内心的一切清楚地表达出来,从我们身边一片混沌的表象中指出发展的大体走向。它应该尽可能地将我们的生活汇集成一个整体,同时要协助这个整体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文学需要一种内在的优越感将自己提升至时代的前沿,需要一个精力充沛的综合体,既能抵制也能吸收有胆识的、强大的先进精神创作。文学对此的尝试并不少,不过必须要说的是,我们德国的文学——文明世界中最

伟大的文学之一——并没有达到时代的最高水平,在现代人为精神的自我保护而奋斗的过程中,在现代人竭尽所能使生命变得有意义的过程中,它也没有为现代人提供多少帮助。把这些坦白说开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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