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及现状分析
借鉴发达国家在金融安全预警方面的经验，吸取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都是为了更好地审视我国的金融安全预警问题。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两个大的阶段。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是我国经济恢复和初步奠定国家工业部门体系时期。当时国家采取的是高积累的收入分配政策，金融业基本上是金融机构一元化和金融业务简单化的运作方式，并且具有封闭性的特征。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业全面发展，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逐渐建立并完善，同时金融风险也出现了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特征，金融安全的影响因素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回顾这一历程，有助于我们发展和完善我国现行的金融安全预警体系。
金融安全与预警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正处于经济恢复和初步发展阶段，财政金融关系较为简单，金融业的运行更多的是一种封闭式的资金流动。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金融安全问题并不突出，预警体系包含在计划系统之中。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金融运行的特征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金融业运行状况具有封闭性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元化和简单化运行方式
自从我国的计划金融体制建立以后，其所有制结构、业务经营方式和管理手段都一步一步地趋向于一元化、单调化和简单化，从而走上了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银行和金融体制截然不同的发展轨道。
金融体制的所有制成分趋于一元化。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还存在着不同经济成分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到了“三年恢复”时期结束时，只剩下全民所有制、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三者的结合，其典型代表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公私合营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此外还有一个处于次要地位的外国资本主义所有制，两家英资银行分行。“一五”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公私合营银行消失，所有制结构变成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二元化的格局。到了“大跃进”和“三年调整”时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消失，成为一种准全民所有制的农村金融组织。至此我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所有制结构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金融机构之间利益的一致性极大地减少了对多种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需求，进而也减少了对多样化金融工具的需求。
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一元化。在计划金融体制形成初期，如“三年恢复”时期，我国还存在着从事多种业务活动的金融机构，有银行、保险和信托等。到“一五”时期，信托业基本消失，只有银行业和保险业。而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保险业也逐步消失，保险机构名存实亡，只剩下银行业，而银行业务又基本上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家所包揽。至此形成了我国一元化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而一元化的金融无需多样化的金融工具，这就必然导致金融资产、金融工具的单调化。
金融资产或金融工具种类的单调。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股权性质的金融资产基本消失，只剩下债权资产，也就是说，所有的金融资产都表现为债权性质的金融资产。在这种债权性质的金融资产中，最初还有一些非银行信贷性质的金融债权资产，如中央政府几次发行的为数极少的公债券。1958年以后所有这类债权资产一律取消，只剩下银行发行的金融资产或金融工具，即通常的借贷权证、存款凭证、转账结算凭证以及为数不多的流通中的现金等。金融组织机构的一元化和金融资产（工具）的单调化，又从根本上取消了金融市场存在的理由和作用的条件。
所有上述特点表明，在我国计划金融体制只剩下独此一家的中国人民银行，所有从事金融业的部门和机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下属机构，包括中国银行也从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管理局的情况下，我国没有专门进行货币政策研究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中央银行，没有以执行中央银行政策意图为主的政策性银行，也没有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各种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没有同样以营利为目的、但是业务范围相对狭窄的专业银行，没有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也不容许个人和金融机构进行交易的股票、债券、外汇和货币等市场存在。以这样的体制结构为背景，当年进行的“银行是机关还是企业”的讨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大多数其他国家都没有对这种不言自明、无需论证的话题的探讨。因为，我国当时的银行确实一身而兼二任，它同时承担宏观调控和日常金融业务的双重任务。故而认定它具有机关和企业的双重性质，而实在是对当时这种银行性质和职能的描述。
（二）信贷计划决定金融运行
计划金融体制关于所有制、金融机构和运作方式的特点最终都体现在信贷计划上，或者说，正是信贷计划的运作方式才保障了计划金融体制有关特点的存在。而信贷计划运行框架的货币供给开始于各级银行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指令的贷款发放，这就从运行机制上决定了我国金融的运行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根本不同。
信贷计划是我国的货币供给计划，其基本框架是两个计划一个差额，即信贷计划包含现金发行计划，现金发行计划为信贷计划的存贷差额所决定。信贷计划的基本科目是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资金来源的构成主要为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财政存款、现金发行以及财政对银行的拨款和银行的历年积余等，资金运用的构成则主要为各项贷款投放的现金加库存现金。这两类科目加总的余额相等，即贷款加现金发行或回笼等于存款。现金计划是按照存大于贷为现金回笼，贷大于存为现金发行的规则编制的。
全民所有制银行的运作只能是封闭性的，它主要表现为：一是各级行处的资金纵向运行，所有下级行处的富余资金都要上划上级行处，短缺资金也有待于上级行处的下拨，同级行处之间几乎不能进行横向资金融通，除非得到上级行处的批准；二是我国银行很少与国外（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发生联系。除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外，我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与国外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没有业务往来；在我国境内，也仅有少数几家新中国成立前留下的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其业务也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同时，我国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也没有业务联系。在全国的银行实际上都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信贷计划是各分支行信贷计划的汇总，各分支行的信贷计划则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信贷计划的分解，后者各项指标的加总就是前者相应科目的余额。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信贷计划与现金计划后，并将各项指标分解，切块下达分配给各分支行。各分支行必须严格执行分配的贷款额度，并积极组织存款，努力实现现金发行与计划要求的一致。
（三）服从于上级指令的运作方式
正是在信贷计划决定的金融运行框架中，服从上级指令就成为我国当时银行运作的基本规则，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极大化的运作机制不同，它既是形成“大一统”银行体制的基本条件，也保证了“大一统”的银行体制的正常运作。
银行运行实行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体现在金融体制上，就是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即省市设分行，区县设支行，区县以下设分理处。这种与行政管理的职能和层次结构高度一致的组织结构，决定了金融决策是整体经济计划决策的一部分；国家的计划决策，如投资、生产增长和财政收支等计划对金融活动起支配和导向作用，成为金融决策的依据；金融体制内部的决策也纵向贯穿上下级行政等级原则，表现为自上而下地进行金融机构的设置与撤并、信贷安排和利率的调整。这样的金融运行只能是行政管理与经营业务不可分割，宏观与微观合二为一，集中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在从事具体金融业务，如工商信贷等的同时，承担金融活动的调节和监督。在信贷计划决定贷款投放和发行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要将全部贷款分解下达给各个分支行去发放，而所有的存款又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估计、并要求各分支行组织吸收的。这就决定了各分支行的贷与不贷，贷多贷少，贷给谁都只能根据上级行分配的贷款指标来决定，而与它们吸收存款的多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只要有贷款指标，没有存款也能贷；反过来，没有贷款指标，存款再多也不能贷。因为各级行处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所以无法根据利益导向来运作。因为各级行处的存贷款都在信贷计划的控制之中，所有分支行的存款都要上划总行，它们所有的贷款也都由总行核准划拨，各级行处再按总行的指令行事，所以总行要对各级行处承担责任，各级行处因此无需面对入不敷出，收不抵支的风险。同时，因为所有的货币供给实际上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所有的货币需求又由计划经济所直接决定，利率相应也只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决定。在利率既不为货币供求所决定，也不能反过来决定倾向供求的条件下，各级行处的贷款发放更无需考虑利率的高低。而没有随行就市的利率就不会有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如果不讨论计划金融体制本身对它的排斥的话。
（四）简单直接的货币传导机制
所谓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是指货币供给的变化影响经济运行的环节和途径。在以服从指令为运作方式的“大一统”的银行体制的基础上，货币供给的变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直接明了的，而不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银行体制中，货币供给的变动要通过一系列中间变量传导至实体经济活动。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中，货币的传导过程表现得相当的明确和直接，但它影响经济的力度却相当有限。传统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由计划决定生产的经济。尽管计划的编制离不开对需求的估计，但需求不足以直接影响经济生产。因为，计划经济中的商品价格，商品的生产和流向，以及生产要素的配置等都直接为经济计划所规定。这就是说，完全的计划经济不具备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需求决定生产的基本条件。对传统计划经济中货币供给传导机制的研究，不能直接照搬当代经济理论总需求分析的结论，但可以依据同样的方法分析计划经济体制的具体情况。
一般来说，完全计划经济中的货币供给开始于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按信贷计划发放贷款，转化成贷款企业的购买力后，构成对销货企业商品的需求，货币供给即对生产资料的生产发生影响；销货企业将销货收入的一部分发放工资奖金，存款货币转化成现金，对消费品生产产生影响。至此，货币供给已经传导至经济运行过程，但是，它的影响只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媒介，而不至于直接造成生产的扩张或收缩，因为决定生产规模的是经济计划，货币只是实现经济计划的手段。尽管它也会在经济计划实现顺利与否的意义上，间接地影响生产规模。
在货币供给与商品供给大体相当的情况下，销货企业可以顺利地实现其商品销售，购货企业则能获得必要的生产要素，它们的生产循环都能正常地进行下去，国民经济因此在经济计划确定的水平上运行。在货币供给大于商品供给的情况下，偏多的货币也会追逐有限的商品，商品价格因此承受上涨的压力。但是，计划经济必然采取各种包括票证在内的配给控制手段，以阻遏价格水平的上升。在货币供给小于商品供给的情况下，购货企业得不到必要的贷款，其再生产循环就会遇到障碍，销货企业的商品卖不出去。但是，只要有生产计划支撑，即便银行资金不能到位，产品卖不掉而积压，生产还能按计划继续进行。
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作为这个体制组成部分的金融组织所有制形式和机构设置的一元化和金融工具的单调化，使市场机制在全社会、包括在资金配置和调节领域中逐步消失，资源及其配置和调节的方式相应趋于计划化。与许多商品的市场一样，金融市场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国家计划全面直接的干预。在为各级政府所要求的经济高增长指标服务的同时，根本否定各级行处融资的自主权和积极性，降低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助长了经济的盲目扩张和社会总需求的过度膨胀，以及信贷收支被动式平衡和预算的软约束。没有金融市场也就没有反映资金供求的利率体制，仅有的银行利率也只是行政意志的表现，而不具有调节资金供求的经济杠杆作用。
（五）直接被动的金融宏观调控方式
在“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中，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通过对经济计划来进行，信贷计划只是直接作用实际经济的方式发挥配套作用，这不仅在方法上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以间接、独立自主的方式调控经济有根本的不同，其调控效果也有很大的差异。
在计划经济的三大管理体制，即计划体制、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中，金融体制从属于计划体制和财政体制，财政体制也从属于计划体制，计划体制实际处于核心位置，起支配作用。相对于计划指令而言，财政和银行实际上成了完成计划指令的执行杠杆和操作工具，因此，完全不具备自主运作和调节经济的独立性。在“计划点菜，财政结账，银行付款”的三角关系中，银行的被动性和从属性尤为突出，它实际上只是按计划和财政的指令行事，所以不需要、也无法独立承担宏观调控经济的重任。
当时，我国的宏观调控在经济计划的基础上，通过信贷计划的执行来进行，也就是在实行扩张性的经济计划之时，放松银根，刺激经济扩张；反之，则抽紧银根，促使经济紧缩，信贷因此发挥为经济计划配套的辅助作用。如果没有经济计划的扩张，银根就不会松动，松动了也不足以有效地刺激经济；反过来，只有经济计划收缩，银根也不会抽紧，抽紧了也很难使经济紧缩到位。如果不讨论经济计划对生产领域和货币供给的决定和制约作用，没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许可，信贷计划不会扩大，各级行处的贷款额度也不会增加，货币供给将保持不变，经济运行只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一旦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收缩信贷计划，各级行处就只能收回贷款，货币供给就相应减少，经济运行的水平随之下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因此而能够实现预期的宏观调控目的。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信贷计划一旦付诸实施，就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它会违背设计者的初衷，决策者甚至难以完全把握它的运行结果。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金融安全的保障机制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金融安全因其特殊的运行特点而实际上是有保障的。择其要点，主要有：一是金融机构单一。这就是说，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提供基本金融服务的只是一个庞大的中国人民银行，既没有竞争者，也没有必要去考虑如何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之类的问题。二是业务简单。当时由中国人民银行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只是一些基本的存款、贷款、结算等服务，业务经营过程中没有太多的风险。这也和当时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关，当时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财政占到初次分配的主要部分，企业的利润留成和居民收入只是占较小的部分。在这种背景下，来自金融服务需求一方的金融需求也必然是较为单一的。三是运行指令化。在这种运行方式下，自上而下是一种类似于国家行政机构的运作方式，各经营机构的自主权较少，也就意味着没有在业务经营过程中相机抉择的必要。更主要的是，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各级分支机构没有按所经营的范围和业务进行独立利润考核，也就没有因为利润的驱动而经营有风险业务的需要。四是没有金融市场。按照一般的理解，金融中介是对风险进行集中处理的，在处理标准化的信息方面相对于金融市场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市场是把金融风险直接推向市场参与者从而分散风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还谈不上有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也就不存在与金融市场的波动相联系的金融风险及其风险的突然爆发。五是外部不存在外部冲击。在当时相对封闭的经济运行体制下，我国的经济与外界的联系只是通过较少的渠道与前苏联等有一些联系，所以基本上没有直接把经济运行的不平衡因素暴露在外部经济环境中。
如果我们把金融风险大致定义为金融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那么通过以上前四点可以看出，单一的金融机构以指令化的方式经营相对简单的金融业务，使得金融活动的决策主体比较单纯，没有源自不同决策主体判断的差异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对信贷计划执行过程的垂直控制非常严密而且具有直达整个机构体系的效果。在没有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机构体系实际也是将金融市场的功能内部化了，金融风险的控制是通过对信贷计划指令的执行情况的纠偏来快速实现的。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金融风险预警是通过对前后期信贷计划的执行与反馈情况的调整来实现金融风险预警的。在经济运行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运行也不存在来自外部经济体冲击的可能性。总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体制对金融风险及其预警的控制力很强，我国的金融安全问题还是有保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