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年6月5日，在风景秀丽的苏格兰的克科第港口城市，亚当·斯密来到了一个富裕的家庭。不幸的是，他的父亲已于几个月前故去，斯密是这家的独子，得到了母亲很好的照顾与教育。小时的斯密体弱多病，他很爱读书，记忆力惊人，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沉醉于自己的遐想之中。
14岁时，斯密以优异成绩从克科第市立中学毕业，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他在这里修完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伦理学等课，讲授伦理学的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不顾教会的反对，坚持在讲课中宣传信仰自由、政治自由的观点，给斯密以很大的启发，也使他确立了正确的理论方向。
1740年，17岁的斯密得到了奖学金，人牛津大学继续深造。但是，此时的牛津大学死气沉沉，成了陈腐理论的避难所。一次，学校当局发现斯密在阅读大卫·休谟的《人性论》，立即将书没收，并对斯密严厉训斥。但这种陈规戒律并未束缚住斯密自由奔放的思想，他在牛津的6年中，饱览群书，积累了丰富广博的知识。后来，他与休谟相识，两人志同道合，常一起讨论理论与现实问题，结下了终生友谊。
1748年，斯密受聘担任了爱丁堡大学的讲师，讲授英国文学史。3年后母校聘请他出任教授，讲授道德哲学。按照当时的分类，道德哲学分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包括经济学）四大部分，几乎涉及了社会科学的一切方面。斯密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他旁征博引，并不断引用社会上的新观点、新事例，深深地吸引了听课的学生。而且，他还根据学生的表情不断改进自己的讲演内容和方式。丰富的内容，灵活的方式，使斯密声名鹊起。1759年，他将伦理学部分的讲义整理修改后以《道德情操论》的名义出版，受到社会的欢迎与重视，斯密从此跻身于国内一流学者之列。
在论述社会伦理的这部书中，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句名言。他说：“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一个单独的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运动原则，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挥它的原则完全不同。如果它们不一致或正好相反，这盘棋将下得很艰苦，而社会必然随时处于高度的混乱之中。”他提出应当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让人们追求个人私利，政府机关不要横加干涉，自然地会带来社会利益。
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的14年是斯密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格拉斯哥大学是所新兴的开放的学校，除课堂外，它陆续建立了发明家瓦特的车间、天文学家威尔逊的铸造所和天文台等实验场所。斯密热衷于接触各界人士，进行社会调查。他常常到车间、工厂了解实际的生产情况，与瓦特也结成了好朋友。他还参加了格拉斯哥市长创办的经济学俱乐部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也常常专程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参加学术活动，他是爱丁堡哲学学会和择优学会的成员。择优学会很重视经济问题，尤其偏重于农业问题。这些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斯密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坚定了他应让经济自由发展的观念。他在法学和政治学的讲演中，指斥了当时存在的封建残余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初步说明了实行经济自由政策的优越性。他的这部分讲演在1896年根据一学生的笔记以《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讲演》名义出版。
1764年，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作为贝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他进行了为期3年的欧洲大陆游学。在法国期间，他考察了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结识了魁奈、杜尔哥等著名经济学家及许多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与他们广泛地交流思想，并就他准备撰写的经济著作征求他们的意见。魁奈等重农学派的经济理论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丰富了他的知识。
返国后，他在刚刚建立的大英博物馆进一步搜集了资料，就回到家乡，“闭门造车”，潜心著书。经过7年殚精竭虑的研究与思考，他的著作终于写成了。1773年春，他携书稿到伦敦出版，不料在伦敦又发现许多新资料，特别是杜尔哥寄来的《关于课税的备忘录》，以及北美殖民地日益强烈的反抗的详细报道。斯密立刻在伦敦住下来，研究这些新材料，对自己的书稿进行修改补充。
日月如梭，一晃3年过去了，斯密呕心沥血的这部巨作，到1776年3月终于问世。书的名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这部宏大庞杂的著作中，斯密勾画了政治经济学的整体结构，论述不同的经济政策、经济学说、财政制度与国民财富增长的关系。尽管在理论上有矛盾之处，在经济政策上却始终主张在社会经济中实行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反对封建残余的束缚和重商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
书一出版，立刻在社会上引起积极的反响。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敏锐地察觉到斯密的经济理论对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纷纷研读这部著作，寻找改革的理论。议会辩论时，议员们常常摘引书中的语录，为自己的观点作辩护。一些政府官员在制定重要的经济政策时，也找到斯密，征求他的意见。例如，1779年，爱尔兰发生骚动，要求贸易自由，英国贸易大臣卡莱尔就此一再要求斯密发表意见。斯密做出详细分析，指出给予爱尔兰贸易自由不会损害英国的利益。传说，在一次政治家的聚会上，斯密一到场，全体与会人员立刻起立欢迎，斯密请大家坐下，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尊敬地说：“不，您先坐，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国富论》的出版，奠定了斯密著名学者的地位，人们尊称他为“苏格兰贤人”。他迁居到伦敦，参加了广泛多样的社交活动。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税务司司长，年薪600英镑，他携母亲到爱丁堡定居。长期以来，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始终未论婚娶。1787—1788年，斯密两次被母校格拉斯哥大学选为名誉校长。
斯密是个对工作、对学问异常认真的人。海关大量繁琐的日常行政事务，使斯密获得了实际的知识，也消磨掉了他的时间。在任司长的12年里，他并未停止著述。《国富论》的每次再版，他都依据新的知识，作出修订。1789年，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他还抱病修订了《道德情操论》的第6版。但是，他计划撰写的关于文学和法学的两部规模宏大的著作，却没有时间完成了。临终前，他将全部未完成的手稿付之一炬，他不愿意将欠完美的东西留给后人。
1790年7月7日，斯密与世长辞了。简朴的墓碑上写着：“《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安眠于此。”
斯密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著名学者，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初期，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经济自由的理论和政策，指导了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资产阶级扫除封建残余，抛弃重商主义，确立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理论上，他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对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20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在研究斯密的理论，寻找发挥“看不见的手”作用的正确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