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嘿，突然间电视台给我打电话来了，请我谈谈北京的“四合院”。
北京人谁没住过四合院？没住过也见过。大的、小的、雕梁画栋的、碎砖墙灰顶的。一家住四进外带园子的；十六家凑一堆在院里搭小棚的，全见过。可我就不想谈。谈完电视台高兴了，可我把人得罪了，谁知道在哪个方位上碰上太岁呀！
我见过在四合院身上作蜡的人。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说过，不要总提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想提它。可中国人有些事不提文化大革命说得清吗？咱们少提好了。该提的也点到为止，保证不使劲宣扬——文化大革命时候，我在瓦工班里接受“劳动改造”。这班里还有位“下放锻炼”的女工程师，叫柳兰，多脆生的名字！不过本人已经四十来岁，既没柳的纤细也没兰的幽雅了。小矮个、穿身工作服、头发掖在帽子里，整天埋头干活，很少说话。按说我是“被改造”，是上了另册的，她是“受锻炼”，属于“人民内部”，她该监督我。可我们那位苦大仇深的瓦工班长刘师傅阶级斗争的弦拉得不紧，而且有点“唯生产力论”，看我会点瓦工手艺，能顶个劳动力，她只会和灰递砖，算半个壮工。干活时就叫我拿大铲，叫她给我打下手，听我的喝，我说：“报告班长，这不行吧，我是阶级敌人，人家……”
“全是臭老九！全要改造！”班长说，“干活你领导她，政治上她监督你，矛盾可以转化的！”
这样我俩就成了搭档。造反派为了照顾我们有更多的改造机会，吩咐班里尽量把大家不愿做的活交我俩干，修厕所呀，整理化粪池呀，优先让给我做。我们当然很感激地领受，她不爱说话，又是个女人，我更不便于主动答讪。所以我们俩在哪儿干活，哪儿就特别安静。这样带来的好处不消多说。一九七五年追查“攻击伟大旗手的谣言”，凡有五类分子参加劳动的班组都开会，挨个问：“你说过什么话？从哪儿听来的？”唯独我们班没查。造反派叫班组长查，班长说：“这两人一个天聋一个地哑，听见什么他们也咽进肚子去了，还敢传播谣言？”
可这么一个人，竟然在最要紧的时候说了句话，惹起了场麻烦。
就在这年夏天，有位上海来的造反起家的“首长”，名叫钟于江，他家里厕所坏了。照往常像这种事，公司下令派人去修，命令下到瓦工班，自然又落实到我们俩头上。可这次情况不同，首长家里施工，是重大政治任务，怎么能叫一个五类分子和一个臭老九去呢？就选了几位红根红苗，三代贫农的工人，由班长带着去。剩下的人不够干正经活儿了，就在工地上打扫卫生。
他们去了两天修完回来了，回来两天又叫他们去。他们回来我们就盖房，他们走了我们就打扫卫生。因为是首长处的政治任务，谁也不好打听干什么活，怎么干的，可都奇怪，修理一下厕所怎么没完没了地打持久呀呢？大概过了足有一个多月吧，天气大热了，有天公司侯主任怒气冲冲地来召集全班开会，连我们参加锻炼和接受改造的人也让参加。会场的人分作两半，凡参加修厕所的全愁眉苦脸地坐在右边，没参加修理的神情惶惶然地坐在左边，责成柳兰作记录，让我坐在角落里旁听会议，接受教育。并且说如果我知道什么情况，也允许立功赎罪，提出建议。
原来那厕所没别的毛病，就是一到雨季就不泄水，弄得满院臭气薰天；这么点毛病总修不好，首长生气了，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让大家揭露批判修厕所这几个人。
侯主任讲完，会议就冷了场，再没有人说话。侯主任看看这么坐下去交不了帐，就换了温和的口气问道：“你们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修不好呢？”
有个青年瓦工叫孙平，上过几天高中，是出名的刺儿头，他说：“厕所根本就没毛病，你叫我们修什么？”孙平的爹是个解放军小官，侯主任不敢惹他，就强笑着问他：“没毛病怎么会不泄水，满院臭呢？这所‘四合院’是首长搬进去之前重修过的呀。还是首长亲自指导修的呢！”
孙平说：“他既能指导修房子，当然知道毛病在哪儿，还问我们干什么？”
会场就僵住了。
侯主任又赔笑问班长：“刘师傅，你是老瓦匠。在坐的就你在解放前出的师，盖过‘四合院’你也不知道毛病出在哪儿？”
刘师傅说：“首长都讲了，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就抓阶级敌人呗。”
侯主任更加笑得甜蜜些说：“那不是官话吗？得了，师傅，您高抬贵手吧。你说说原因，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决不外传，喂，那个右派，你听着，你要敢传出去我们坚决实行专政。”
我赶紧站起来答应：“报告，我耳朵上火，什么也听不清楚，要传也传不了！”
刘班长动动嘴，似乎想说什么，可咽了口唾沫又把嘴闭上了。侯主任看了气不打一处来，说道：“那你们就开会研究修理方案，什么时候研究出来什么时候散会，我还有工作，不陪你们，你们研究出办法来给我打电话好了。”
主任一走，工人们就打开了话匣子。有人说那位钟于江首长牛皮哄哄，一进门先把大家训一顿，能修也不给他修；有的说那么好的房子他住着还挑鼻子挑眼，嫌它不好咱换换，让他住我的抗震棚子。有人就说：“算了，好鞋不踩狗屎，能修给他修修，省得他找大伙麻烦，天天叫你开会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刘师傅叹口气说：“毛病我是看出来了，可我不赶说呀！说出他没准又抓住批一顿说我贩卖四旧！”
大伙问：“什么毛病？”
刘师傅说：“搬家之前，修房时钟于江让把厕所换了位置，压住青龙角，纵了白虎星了。”
人们听了哈哈大笑，我也忍不住笑，刘师傅说：“笑什么？这是真的！不信换个地方准保院里没臭味。可我要提这个意见他准说我故意寒碜他！还得批我，犯的上吗？小子，让他臭着去吧。”
说着，打点吃饭了。大家正往食堂走，侯主任迎头跑了来说：“刘师傅，吃过饭还开会，上边来通知了，找不出办法来就地办学习班。先务务虚，查查阶级斗争新动向，你们班可是有资产阶级分子的！”
刘班长说：“别乱拉扯，人家两人可没说话！”
侯主任说：“不讲话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办法！柳大工程师不是专门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四合院’作过研究，写过论文，大造舆论要保护它吗？”
柳兰的脸由红到白，嘴唇哆嗦，声音很低地说：“这些事我已经接受过批判，认过罪了！”
侯主任鼻子哼了一声，酸溜溜地说：“为保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四合院那么卖力气。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住的四合院怎么就这么冷淡？工人阶级修不好你就袖手旁观看热闹？查一查，哪个阶级的感情？大家开会查一查！”
侯主任一甩袖子扬长而去，柳兰站在那儿浑身哆嗦，牙咬着嘴唇竭力不哭出声来。
工人们是有同情心的。有的劝她别往心里去，说“我们心里有数，不会难为你。”有的劝她先去吃饭，说“吃饱挨斗还能多顶一会儿呢，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别委屈了肚子。”孙平说：“这可是属老太太买柿子，专拣软的捏！柳同志，别尿他，看他能咬谁二两肉！”忽然刘师傅一拍胸脯说：“得了，我去说，明告诉他，左青龙右白虎……”
柳兰忙一把拉住刘师傅，说：“你别为了我挨批，现在正批林批孔批周公，你说这一套还行？”
刘师傅说：“我说的是真话。”
柳兰说：“我明白，你刚才一说我就懂了，他必是翻修时把厕所安在东南角或东北角了！”
众人就说：“对，不愧是专家，一听就知道地方！”
刘师傅说：“他要离卧室近，他在北屋东间，所以修在东边偏南！”
柳兰说：“下水管八成是往北接的。”
刘师傅说：“对，南边下水道在西南角上，他们就接在北边了。”
柳兰说：“刘师傅刚才说到病根上了，没一点错！”
大伙问：“你这知识分子也信左青龙右白虎这一套？”
柳兰说：“北京季候风春夏是东南风，厕所有味自然散播到院子里，夏天人们又开门开窗，能不满院臭吗？古人修四合院是按八后天八卦的方位修的。北边是立武位，一定垫高，南方朱雀东方青龙，应是水道流通处。先人把厕所压在西南角，说是镇住白虎星，因为西南是王鬼……”说着说着眼也自己一惊，呆住了，停了一下说：“原谅我放毒，我认错……”
刘师傅说：“咱说好，谁要把柳兰的话打小报告我日他祖宗，她是为解决问题才说。柳兰你说怎么办吧！”
柳兰说：“没别的办法，把厕所搬回西南角去！春夏东南风，有味往西北散，冬天西北风，有味往南散，院子不会有味。而且那里必定有下水道，也不会再有不泄水的毛病，也不会有味了。”
众人一致叫绝。可刘师傅说：“这个厕所，是那位头头出主意搬到东边来的，这一来不丢了他的面子。他能干吗？”
柳兰说：“那我就没办法了，连这个主意你也千万别说我出的。”
才欢腾起来的工人们，又蔫了。孙平眼珠一转说：“走走，吃饭去。船到江心自然直，没有活人叫尿憋死的！”
第二天是星期天，大家休息了。第三天上了班，大家正要开会，侯主任突然急如星火地跑了来说：“行了，别开会了。首长下了命令，叫立刻把东边的厕所拆了，盖到西边去！”
大家一听，都莫名其妙，怎么造反派大人忽然主动要搬厕所了呢？
人们拿着工具去四合院拆厕所，叫我俩给他们推砖推灰，推到门口就卸下，不许我们进院子，为的保护首长安全。路上正碰上一群造反派往胡同里看大字报，那是张才贴上不久又被撕毁的大字报，标题是：钟于江的反革命罪行必须清算；下边写道：“日从东方出，日出东方红，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真理，东风压倒西风，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可是钟于江狗胆包天，竟敢故意把厕所由东边搬到西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这样的反革命罪行是可忍孰不可忍……”
下边赫然写着作者的名字“全无敌。”
柳兰小声说：“这个字体很熟，我见过！”
我也觉得熟，正想猜测一下，忽然孙平提着一桶灰走过来，冲我们厉声喊道：“臭老九，干活去，造反派们展开路线斗争，有你们什么事？滚！”
二
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我和柳兰被落实政策，重操旧业，有时开知识分子座谈会之类常常碰到，我才发现，她不仅很爱说话，而且很会说话。只是她说话总不离开一个中心题目：“要保护和抢救四合院”！去年又碰见时，她就对我说：“我要对现有的北京四合院做一次调查，看看还剩下多少？破坏到了什么程度！你知道哪里有保存较好的四合院，可以给我提供点线索。”
我告诉她一处四合院的地址，是我五十年代住过的。在西楼大街，这是某位王爷的“小府”。“小府”者，王爷侧福音的府第也。不像正式王府那么气势轩昂，带有太多的衙门气。小巧玲珑、精致素雅，垂花门外种着几树碧桃，垂花门内一样的妙手游廊，庭中两树西府海棠。到春天开得如霞如烟！三间正房，东西厢房全出厦，两边耳房前还种了翠竹巴蕉，几间后照房已切出去卖掉，从耳房那里削断了，我租的是垂花门外三间倒座房。这里原是外客厅。虽然不见阳光，可很敞亮。瓷砖地，四白到底的墙，窗隔纸仍然糊纸，可中间一块大方玻璃。主人家姓包，是位六十开外的老太太。和她同住的是她女儿叫玉茗，也有近四十岁了，还有一个外孙和一个外孙女。虽然多年不知主人有无变化，但我想这四合院是不会消失的。
柳兰听后，同意去调查，她说要办个手续。一个学术单位或是学校是无法进行调查的。如果住的是一位高级干部、警卫人员决不许你进门。理由是“保护首长安全”。如果是普通老百姓，人们会讨厌你干扰了他们的生活，对你拒之千里。最好的办法是找房产管理局。开一个证明信，证明她是房产局派来调查住房安全情况的，这样才畅行无阻。她是这个局的顾问之一，办来并不困难。
过了一个星期，她打电话来，说是一切办妥，房管局负责人很支持她的研究计划，特别和那里的街道委员会打了招呼，要他们多加协助。
第二天柳兰就乘着一部吉普车来接我了。我说：“你好大派头！”她说：“不，这位司机是业余摄影师，兼为学院拍些资料照片，所以他开车一起来了。”
骑自行车骑惯。屁股底下一冒烟，马上那自我感觉就有点晕晕乎，似乎自己的身价也随着座下交通工具的升格而涨价。吉普车开到西楼大街，戛然而止，司机问我，“还往哪里走？”我往窗外一看，不禁暗自叫苦，十几年没来，叫我上哪儿找这个小府去呢？迎面而立的是个二十来层高的“西楼大酒店”，米黄色花岗岩墙壁镶着深茶玻璃，门外水池花场，颇为壮观。而距酒店大厦不过一箭之地，却又是一间矮得比吉普车差不了二尺的小木棚，木棚上用五颜六色画了许多眼睛，招牌则是“港妹发屋”。小府哪里去了呢？我正冲着街景发怔，从身后转过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士，按北京的新习惯，应称“女师傅”。“女师傅”冲我点点头问到：“你们是房管局调查组的吧？”
“嗯？”柳兰在一旁插嘴说“是房管局的。可不是调查组。”
“找一〇三号四合院对不对？我正等你们呢，随我来吧！打昨天我就听说你们要来了。房管局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街道委员会……”
这位女师傅口不停腿不停，一直把我们领到酒楼两侧，发屋背后，转过一道广告牌，一〇三号缩在广告牌后边，显得又矮又旧，灰鼻子灰眼。幸亏檐下有砖雕，那上边“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三位仍坚守岗位没动地方，不然我真不相信这就当年我住过的那栋小府。
走进门楼，看到原本是侧座房东山墙的地方开了扇小门，女师傅伸手一让说：“请屋里坐。”我们听命令而入。屋里很黑，乍进去看不清，女师傅最后进门，随手就拉开了灯。我们发现上了当——这是我当年住的三间房中最小的一间，如今砌了道墙与那两间分离了。总共有八九平方米，却放了两个双层床，一条桌子，四个箱子，两只椅子，水缸、碗橱、柜。我们别说坐，连站也站不下。
“您不是调查吗？看看吧！”女师傅指一下四周说，“我五口人，到晚上除去上下层床上睡满，还要搭个地铺。拆迁以后，我们家不增加居住面积行吗？你们来一回调查组换一回人，没有一个说句痛快话的。你们今天再不说句痛快话，就别走了。你们表个态，将来大楼盖好分我几间？”
“大楼？什么大楼？”柳兰满脸的“莫名其妙”，“谁给您分房？”
“嘿，还给我装傻充愣？”女师傅冷笑道，“你们是房管局派来的对不对？”
“对呀？”
“你们的目的是看看现在住的怎么样？拆迁以后分配多少间楼房对不对？”我告诉你，分配少了我可不搬。挤了半辈子，赶上拆四合院了还不给扩大，我等到多咱？
“您这可误会了，我们不是……我们是……”
柳兰越着急越解释不清，我正要替她帮腔，忽然身后有人敲窗户。回头一看，一位六十开外的老头正冲我招手：“来，来，我跟你谈点事。”
我走到院中。这是位红光满面，慈眉笑眼，衣冠不正，说话和气的老头。一见我就慢声慢气地说：“您来半天了，站累了吧？到我屋坐一会儿？”说完并不等我同意，拉着我的手就进了倒座房的中间门。这就是二十年前我住进的那间房。可他住得比我干净，收拾得整洁，窗台上种着花，墙壁上挂着画，最引我新奇的是他的桌上、书架上，放满了各色各样的石雕，这些石雕都是在各种颜色的鹅卵石上，就其自然形状，略加雕琢而形成的人像、动物和山景，有的加了颜色，有的保持本来面目。
我问：“这是您做的？”
他说：“退休没事，弄点小玩意解闷。”
“您这屋收拾得好整洁！”
“我就一人，没孩子糟蹋，我听你们在那屋谈得很热烈，八成那女工又要你们多分房给她吧！”
我说：“可不是吗？”
老头说：“别听她的。别看她屋里放了四个人床位，其实就两入住，她儿子在别处还有一套子，她是张口三分利，你们分她两间一套她准搬，拆房的事别因为她耽误了。我这辈子没别的要求了，就等着往楼房里搬家。”
我奇怪地问：“您一口人在这儿住两间满舒服，怎么还想搬楼房？”
他说：“我不多要，比这房面积小点也可以，可一定要住楼。”
“为什么？”
“住四合院做饭取暖得买煤、生炉子！我这么大年纪了，搬煤搬到何时为止呢？用水也是个事儿呀，全院十几户就一个水龙头，天天打水要排队。还没厕所只能用街上的公厕，我又有个五更泻的毛病，弄不好就脏了裤子。楼房有煤气、有暖气，各家有自己的卫生间，那多方便！我老了，也该享受点现代化呀……”
他还没说完，从外边闯进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气哼哼地问道：“哪个是调查组的同志？”我答应了一声，说：“我是，可我们是调查四合院建筑艺术的，不管分房。”
“管不管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抢占了我姥姥的房子，为什么还不腾出来？”
“二妞，二妞你出来！”随着喊声一位鬓发花白的老妇人走了进来，伸手就去拉那姑娘说：“人家谈正事，你别捣乱快出来。”
这声音很熟，不由得对她注目而视，恰好她也回头看见了我，一下子我们互相都认出来了，同声说：“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
这是原来房东家包老太太的女儿玉茗，那时她不过四十多岁，如今成了老妇人。我问她：“你还在这院住哪？”她说：“文化大革命搬出去几天，老太太死去了。去年落实政策，我们又搬了回来。”
“占了我们七间房，就还给我们一间小耳房。”姑娘愤愤地说：“这叫什么落实政策？”
“胡说！”玉茗继续道：“政府已经把产权交还给我们了，住户一时找不到房子搬不出，这也没办法，大家都困难，将就点吧，您怎么不当记者，发起房产来了？”
我就告诉她，我是陪工程师来调查四合院的建筑艺术的，并不发拆迁分房。
正说到这儿，外边人声嘈杂起来，老头听了听，就出屋去看热闹。姑娘也跟着出去了。玉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从衣袋中掏出一封信来说：“这是我昨天给报社写的一封读者来信，正犹疑要不要寄，您来了，交给您吧。”
我接过信，摸着很厚，问道：“谈什么的？也是要求落实政策？”
她说：“不，虽说房子叫大家住着，产权已经还我了。挤点我也认可，住在四合院里心中就踏实，我就觉着我还住在北京，我还是北京人，再好的楼房，再现代化的设施，我也住不安宁。我就是一个要求，别拆，别拆。我挤着点，忍了，大伙在院里搭小棚、盖小房，弄得像天桥的破烂市，看不见天看不见地，我也忍忍，可就别拆它。北京没了个四合院了，没了四合院还算北京吗？得，我不耽误您工夫，就请您把我的要求提上去。”说完，她很礼貌地点点头，走了出去，这时外边的声音已经滚水开锅似的了。只见垂花门内，各种材料，各种样式的小厨房把院子塞满，在这些小棚之间，站着男女老少各色人，带着高兴的、苦恼的、愤慨的、请求的表情，七嘴八舌争着说话。柳兰和司机站在人群中，不断地点头、摆手。嘈杂声中听出人们说的都是关于房子的事。正在乱得不可开交，从大门外闯进来几个西装笔挺，皮鞋铮明的人物，其中一个高个儿大声喊道：“柳兰同志，柳兰在哪里？”
这声音很熟，仔细辨认一下，竟是当年监督我们劳动改造过的侯主任，我不由得浑身皮肉有点发紧。这时柳兰也从垂花门里挣脱出来了。她像我一样，一见侯主任两腿不由得打个哆嗦站住。侯主任眼快，立刻人到声到，喊叫着伸过手去：“哎呀，老战友了，从昨天听说你们要来我就在盼呀，怎么来了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
柳兰脸红着说：“侯，侯主任，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侯先生现在是我们大酒店的经理。”侯主任身后跟随来的一个人抢上来说：“侯经理打昨天就吩咐下来要欢迎你们几位到酒店去坐一坐，今天一听说你们到了，立刻放下工作，带我们来迎接，现在就请移步吧！”
他们像绑架一样，一人拉住我们一个人的胳膊，不由分说，硬给拉出门楼，进了大酒店，来到一间会议厅。厅里桌上已备好了烟、茶、水果、鲜花，并且沙发上已有四、五个人在坐着恭候，一见我们进来，就像屁股下也装了弹簧，一个个全蹦起来了。侯主任为我们一个个介绍：张主任、李部长……总之全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家落座之后，侯主任正式发表了个欢迎词，除了回忆他和我们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共患难”的友谊，还颂扬了柳兰在四合院研究方面的成就，并说我在报社工作中是个权威人士。最后说“我们扩展酒店业务，有了他们两位帮忙，是万无一失了。”大家就鼓起掌欢迎我们讲话。我叫柳兰讲，柳兰叫我讲，我们正互相推脱，侯主任说道：“不必客气，咱们开门见山，你们要什么条件吧！要劳务费？要住房？要酒店永久性的给以优待，尽可以说。”
我说：“这是从何说起……”
“二位，二位，当着真人不能玩假招子呀。你是记者，柳兰是四合院专家，今天专门来看一〇三号的四合院，你们要干什么？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蚤子明摆着吗。咱们是老战友呀！”
张主任就答上了茬，冲柳兰和我点点头：“二位，我们酒店改革能不能成功，我们承包人会不会破产，北京市的税收能不能增加，关键可全在你们手上攥着了。我们酒店不再增加五百套房间就挣不够成本，我们就要破产！要增加房间哪儿找地方去呢？就只有拆这个四合院！你们今天调查完，明天在报上发表篇文章，说这四合院多么好，多么美，多么有艺术价值，市政府就许把它定成文物保护单位，谁也别想再拆它了。我们费了多少劲，花了多少钱，才使规划局答应把这房子划给我们。我们弄个文物保护单位来干什么？没事找事呀？”
李部长就又接口说：“我们要买来这个院子拆掉，也不光是为我们酒店。我们是同情那个院子的住户。我们把它买来，立刻另外找地方盖楼房把住户搬迁去，每家都比原来居住面积有所扩大，房东也就借此收到房价，既解决了住房困难，又落实了政策。我们不能不关心群众疾苦啊……”
话题就像一只球，在侯经理、张主任、李部长之间传来递去，弄到最后，归为一条：如果柳兰和我调查的结果是这个四合院值得保留，就会对国家、民族、酒店、住户、先祖、后辈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恰好这时，侍应生来请大家去用餐了，从会议室到餐厅，柳兰就真的像个罪犯一样低着头，一语不发。坐到餐桌前，她也仍然毫无生气，但侯主任并不因此愠怒。笑嘻嘻地敬酒布菜。
直到终席，又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公文包“作纪念”，这才放我们出门。我们像逃跑一样地钻进吉普车。车子发动了，三个人不由得叹了口气。
司机问柳兰：“你觉得这个四合院怎么样？”
柳兰说：“我连它什么样也没看见，只看了个门楼。”
司机说：“我是问它的命运怎样，能保住吗？”
柳兰沉了半天，狠狠地说：“真见鬼，祖宗留下来的艺术遗产，现代的人们好像跟它有仇，不拆光了心不安，就没有一个人出来要求保护它，我真想掉眼泪。”
我说：“先别悲观，有见识的人总会有的，你看看这封信。”
我把玉茗的信交给她。她看了一眼，放进了衣袋里。
八七·十二·十七香港湾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