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
【作品内容】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的第一编是理论，提出了分析经济史的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包含了以下三个有机部分：意识形态理论、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第二编是历史，对西方经济史从农业起源到20世纪这一万年进行了广泛的考察，用第一编提出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第三编是理论和历史，将制度变迁理论在经济史中的应用加以归纳，概括出制度变迁理论的要点。
一、第一编制度变迁理论
（一）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中的意识形态理论
1.意识形态的概念。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解释周围世界时所拥有的主观信念，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层面上，还是在组织结构的宏观层面上，它都提供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解释。个人的日常行为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支配，这些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来自意识形态，并且是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使个人和集团行为合乎理性的智力成果。对现行制度提供公平或正义的判断或合法性的解释是意识形态固有的一部分。意识形态的不同起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专门化。不同的地理位置具有不同的语言环境、风俗习惯、禁忌、神话、宗教乃至整个意识形态。职业化和专门化赋予人们不同的经验和相互充实的关于社会现实的观念。诺思认为，马克思关于意识依赖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所处的物质生活环境这一见解是解释阶级意识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2.成功意识形态的三种特征。无论一种意识形态是想证明现存所有权和交易条件的合理性还是批判现行制度不公正性、不合理性，都必须具有以下三个特征才能成功：意识形态必须能够解释历史并对现行的所有权结构及交易条件有所说明；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也能获得老团体的忠诚，一个灵活的理论必须吸引少数民族、妇女和第三世界的人民；任何成功的意识形态都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使个人摒弃个人私利和对个人成本收益的简单算计来为社会团结行动注入活力。
诺思认为维持现有秩序的成本与现存制度的合法性有关，而合法性则由意识形态来巩固和证明。如果公民相信制度是合理的，虽然从个人成本收益的算计角度来看待现行制度和规则是不合算的，但是人们也不会去违背它，因此凭借意识形态的作用，维持现存制度的成本便会降低。诺思举例说：如果人人信奉公民住宅不可侵犯，房屋便无需关门闭户，即便空着也不必担心盗窃或遭人故意破坏；如果乡村宁静而优美的环境被人认为是一种公共产品，人们便会自觉维护其优美和宁静而不去捣乱它；如果人人信奉民主政治的价值，即便投票行为对于个人成本收益来看是不合算的，他们也会出于公民的义务而前往投票；劳工会安于职守努力工作；管理者亦会克己奉公，并孜孜不倦地关注所有者的利益；契约不仅是一纸而且受到交易当事人发自内心的尊崇。由此观之，一个社会要使公民不成为白搭车者，会反复用灌输的方法使公民接受一套价值观念，而这样做也需要花费一大笔费用。诺思指出对合法性进行投资是苏联和中国社会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在中国社会中，为维护共产主义信念的不可动摇的唯一正统性，这种投资既支配正规的教育机构也支配着非正规的教育机构，马克思的文献也曾强调过美国社会教育制度对于价值观念的灌输和渗透是不遗余力的。
如果主导的意识形态试图证明现存所有权结构和交易条件是公正合理的，进而在道德意义上每个公民必须服从体现在这些所有权结构和交易条件的规章、法规的话，那么一种成功的对立的意识形态则是力图促使人民相信，不仅明显的不公正是现存制度结构和交易条件所固有的一部分，而且建立一种公正的制度只有通过变革才能产生。成功的对立的意识形态不仅为未来的公正制度描绘出一幅可信的令人向往的图景，指出这种不公正已经不仅由不同集团所觉察，而且与社会当中的知识分子企望改良现存制度的愿望紧密联结起来，并且还提出摆脱这些不公正的计划和行动的指导原则。
3.意识形态对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含义。诺思认为解释长期经济变革和社会发展同样需要一种实证的意识形态理论，诺思的论述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意识形态促使交易双方决策过程简化，从而节省交易费用。随着专业化的不断深入和交易的不断扩大，在追求资本财富的最大化过程中，人们发明了相关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两个组织制度必须：通过一套规章和法规约束交易行为，从而使交易各方都遵守这些规章和章程；设计一套程序对于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实施检查和惩处。这里涉及两个费用，其一是衡量费用。衡量是对商品和劳务的正式描述，即对商品和劳务的品质和性能进行检查、监督和评估。没有相应的衡量形式和体系，所有权不能建立，交易也不可能进行。其二是遵循费用。诺思指出：如果违约可以不受损失地得到交易收益，便会助长一系列问题，诸如逃税、诈欺、敷衍、塞责、投机取巧等。因此，为确保交易安全，必须由国家设立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如果国家作为交易的第三方，发展一套作为公共产品的法律体系，并督促法律得到全体公民的遵循，交易的双方用于谈判和履行的费用便会大为减少，因为国家已经为交易各方明确了交易规则，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但是，衡量需要付费，衡量得越精确所需付出的衡量费用便越高。另外，遵循费用也会因为逃税、诈欺、敷衍、塞责、投机取巧而变得十分高昂。总而言之，由于对交易实施约束所需费用十分高昂，衡量和遵循都必须付出代价，因此，如果没有一套思想信念和价值体系对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实施约束，任何政治经济组织都会受到严重威胁。因此，需要一种价值体系用以说明现行制度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从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种节省时间和精力的工具，有助于实现交易双方决策过程的简化，并促进社会共同均衡发展，使经济组织富有黏合力。
其次，意识形态理论可以用于解释一些立法司法行为。由于市场上的资源配置不可避免地通过政治和司法程序进行，便为思想信念支配决策过程提供了大量的空间和充分的活动舞台。诺思认为，对立法选举行为最好的预测不是借助明显的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活动来观察和推测其结果，恰恰相反，是通过公民衡量民主活动所持的思想信念或其他对民主和政治的评价体系。当然，利益集团的压力不可能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相反，这些压力往往成为政治决策的重要来源，而且公共选择理论是探讨决策过程的一种有力的分析工具。但是，作出政治决策的行为主体诸如立法者、管理者或行政部门面临着各种选择，这些选择使意识形态在一定场合成为决定性因素。比如在某些场合，利益集团在某个问题上相持不下或成本收益太分散，以致把大量资源偏向于任何个人或集团都不合适，这时强有力的思想信念可以使政治决策者作出与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压力相违背的决定。此外，利益集团本身的存在和活动，排除了思想信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无法解释得十分清楚明白的。当利益集团的压力的确反映了相当多的政治决策参与者个人净收益的某些场合是可以解释的，但在有些场合，撇开意识形态和思想意识的作用是无能为力的，比如说环境保护运动。
最后，解释长期的经济变革急需一种实证的意识形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曾通过不懈努力很好地解释某一时期的经济成就，指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参数包括技术、人口、所有权和政府对资源控制之间结构的改变。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没有成功地说明上述经济变革的动力。诺思指出有必要对政治经济组织变革的根本原因作进一步探求，因为制度变迁是人类有用的活动。诺思指出，在制度变迁之中，两者都力图集结资源来拥护和反对预期的变革，而变革之后，受益者对受损者又很少给予补偿。在变革过程中，双方为变革冲突所耗费的资源按照成本收益原理几乎不可能证明，这显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人是理性地追求私利最大化的，按照这个理论框架无法解释从古代犹太人的顽强斗争直到1935年通过社会保险法其间大部分的长期变革。诺思的解释是：长期的经济变革之所以发生不仅因为新古典模型所强调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引起人们行为的变化从而导致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演化，而且由于意识形态观念的演进，使个人或集团对于其社会地位及公平正义的看法大相径庭，结果人们便会各行其是，各自追求受意识形态所规定和制约的行为目标。
（二）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中的产权理论
诺思的产权演进理论分以下两个层面展开：
1.史前人类资源作为公共财产的权利状态。诺思认为史前人类社会资源相对丰裕，人口与资源的相对状况并不紧张，因而产生了资源作为公共财产的权利状态。自然资源无论是捕猎到的动物还是采集到的植物最初都是作为公共财产。此阶段公共产权的产生有两个原因：其一，产权实际是对追求主体福利最大化行为的一种排他性规则，这种规则的建立也可以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在史前人类社会，如果建立限制个人行为和把权利界定划分给个人的规则，便会使建立这种相互排他的产权明晰的规则成本大于收益，因此，资源便不可避免地呈现一种作为公共财产共同利用的权利状态。其二，史前社会之中人口增长十分缓慢，而物质资源却相对充裕，甚至绝对充裕，共同占有和利用资源似乎是无限制的，即不存在资源稀缺，从而使相互间界立权利范围，设定权利规则没有必要。
但是，这种共有所有权意味着大家都可以自由地接近资源，而不受约束地接近资源会导致资源利用的无效率甚至最后导致资源枯竭，此时，社会便对组织创新提出了要求。诺思指出，这个时候如果将某些潜在的参加者排除在资源利用之外，便会有效地阻止资源滥用，这样原始农业必须将它组织成专一的公社所有制。诺思首先解释了原始狩猎向原始农业的转移。在具有产权的前提下，由于人口不断增加，人口和资源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在这么一个充满竞争而又没有对保护资源提出要求的环境中，由于缺乏一种机制约束对共有财产资源的利用，动物的存量可能含有灭绝的危险。当个人或群体看出从事狩猎的个人收益大于从事其他活动的收益时，他们便会都去参加狩猎，由于狩猎人数太多，资源利用到一定限度时，动物存量规模开始下降，于是全体狩猎人付出的成本便会上升（生产率下降），这样，狩猎行业劳动的机会成本曲线向回移动，如果从事农业的生产率高于从事狩猎的劳动生产率，人们便会从原始狩猎向原始农业转移。
2.原始农业的公社所有权。诺思指出，最初从事农业的一小伙团体，为了防止将团体公有的土地资源利用过度，群体至少在原则上通过规章、忌讳、禁令来约束其成员利用其在农业生产上的机会。这种公社所有权类似于公有制。由此可知：人类早期的史前社会，自然资源相对人口来说是充裕的，因而表现为公共财产的权利状态，对资源设置排他性产权的成本超过排他性的可能性收益。当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人类智力体力的进步及人的生产能力空前发展，而自然资源的增加不能同等处于稳定状态时，一方面，对已有的自然资源需要建立一种排他性产权，否则，会因所有成员都对资源滥用且不承担责任从而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同时，也使得建立对自然资源排他性产权的可能收益上升，从而有了设置的动力。另一方面，人类需要开辟新的资源，这样便有了定居农业的出现，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范围和群体，这些群体一开始便对新群体具有排他性。因而，相对于别的群体而言，定居农业的产权制度是排他性的公有产权制度，即私有产权制度的前身。总之，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稀缺，加剧了资源利用的竞争，从而要求建立产权，产权的建立即激励机制的形成促进了经济增长。
诺思认为，所有权的演进从历史上看包括两个步骤，先是把局外人排除在利用资源的强度以外，而后发明规章，限制局内人利用资源的强度。在诺思看来，决定经济史中重要结构变化的因素是人口与资源的相对状况，如果不是因为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从而导致了组织的创新，即如果没有私有产权的产生，只要所有资源都是公有财产，技术的改进诸如打猎和采集活动中弓箭的发明只能导致对自然基础的摧毁，而不会导致经济增长。
（三）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中的国家理论
诺思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假定出发，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相对价值等分析工具构筑了包括所有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国家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而关于国家的理论构成了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诺思认为，在对历史的漫长的探索和解释过程中，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提出了各种关于国家的理论，但经济学家却对此不大关注。然而，国家的存在对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自相矛盾的情况，使得有关国家问题的研究对经济史来说至关重要。为什么国家对经济增长必不可少？为什么国家有可能维持低效率的产权结构，国家究竟在履行哪些职能？它在何种情况下是制度创新的主体？
诺思从交易费用分析工具着手探讨，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即制度的运行是无成本的，那么国家对产权的界定和改变便对经济增长失去意义，因为对产权的界定和改变旨在节省交易费用。诺思注意到产权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促进经济增长，无效率或低效率的产权制度阻碍经济增长。产权制度的激励作用表现在：其一，降低了人们之间交往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其二，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有利于人们扩大生产和交易，因为产权制度给交易人的交易活动带来稳定的预期收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即对交易预期效益的不可把握性和由此导致的降低交易费用的愿望，要求对产权进行界定、保护、变革或调整。诺思认为，私人界定、保护、变革或调整并非不可能，但是界定、保护、变革或调整产权也是要支付代价的，即需要付出成本。如果某个主体能够超越于众多经济活动主体而作为第三者承担起这个职能，可能更有利于交易费用的节约，国家就是这个角色。相对于私人来说，国家制定和变更产权制度更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可能节省许多交易成本。因为它具有暴力的比较优势，可以强制制定规则和变革制度。
然而，国家也并非只是一个为公众无偿服务的角色，而是一个同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制定何种产权规则，是否变革产权规则，何时、如何变革，需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要尽量节约交易成本，获得最大利益。国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务，是一些根本性的竞赛规则，国家通过这些作为竞赛规则的公共性产权制度换取国家的收入――租金和税收，并同其他潜在的竞争者进行竞争。统治者提供的这些竞赛规则都具有两个目标：其一是界定形成所有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能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其二是在第一个目标的框架内降低交易费用即制度的运营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收入增加。但这两个目标并不完全一致，诺思认为，从古埃及王朝的再分配社会、希腊和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度到中世纪庄园，在统治者最大限度增加其租金的所有制结构同减少交易费用和鼓励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制度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关系。这一基本的二元结构，是社会未能历经持久的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追求上述第二个目标将导致制定有效的产权制度或创新有效的产权制度，但追求第一个目标则可能维持低效的产权制度。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国家常常向第一个目标倾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低效率的产权制度能得以维持的原因。
诺思认为，由于被统治者个人反抗国家强制力的费用过高，历来导致了众多的个人对国家的规章的冷漠与顺从，尽管这些规章不堪忍受。理性的个人一般说来总是趋于进行成本收益的算计，这就使得大的集体行动当中有众多的搭便车者，这样，国家就可以在整个历史中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其次，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总是来自统治者而非选民或被统治者，因为后者始终面临着白搭车问题，至于统治者一方，他将不断地进行制度革新以适应相对价格的变动，因为他没有搭便车的问题。这样，土地和劳动相对短缺的变化使劳动变得匮乏，从而导致统治者创新制度变革以适应劳动力租金上升。只要劳动的机会成本不变，即来自其他统治者的潜在竞争没有变化，这些创新便将继续进行下去。
二、第二编历史
本篇系统地考察了人类自史前经济生活至现代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诺思论述了经济增长和现代所有权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经济增长的起源可以远远追溯到前几个世纪所有权结构的确立过程。所有权与制度结构的变迁是说明经济增长的关键因子。诺思的基本命题就是：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产权不是万能的，但是任何国家的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和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正如诺思所指出的，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能持续激励人们创新的产权制度以提高私人收益才会出现。据诺思分析，有许多外在性变化促成了利润的形成。但由于一些制度因素的作用，使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变更旧有制度安排）的形成，从而出现了制度的变迁。诺思具体分析这些因素：
（1）规模经济。由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的要求，有效的经济组织的产出需要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但由于企业自身的组织形式是它资本供给量的决定性因素，所有企业不能够等额地增加资本和技术，组织有必要变迁，如有限责任公司能够取代合伙制，是因为它能为创新者获取内涵于规模经济中的利润提供了制度条件。
（2）外部性内在化的困难。外部性即有些成本或收益对决策单位是外在的。如企业作出的决策没有承担内涵于决策中的所有成本。消费单位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该单位的消费，而且取决于其他单位的消费。诺思认为当排他很困难时，要组织私人方面的市场将外部性内在化是有成本的，而通过政府的强制安排既可能增加社会的总收益，又可能降低成本。
（3）对风险的厌恶。诺思断言大多数人都是风险的厌恶者。如果有能克服风险倾向的制度被创新，总利润将会增加。如保险业专业化增加了成本，但组织创新仍有利可图。
（4）市场的不完善。传统古典经济学假定所有市场是完全的，诺思则认为获取信息是有成本的。由于不完全市场之间有显著差异，就有可能建立一些制度降低获得信息的成本，预期不确定水平在个人使市场更容易运作。总之，诺思认为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就有可能使潜在收入增加。即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
诺思强调：技术的革新或改进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如果人类没有持续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构建把技术改进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诺思明确指出：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际和知识技术存量的增长速度。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的形成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是经济史的核心。
三、第三篇理论和历史
将制度变迁理论在经济史中的应用加以归纳，诺思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的要点：由于人类受其自身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只有通过交换即交易这一基本活动获得经济效益和安全保障，而所有权是交易的基本先决条件，所有权结构的效率引起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国家则规定着所有权的结构并最终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此外，由于约束行为的衡量费用很高，如果没有思想信念约束个人最大对利益的追逐，会使经济组织的活力受到威胁。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种节省时间精力的工具，有助于实现决策过程的简化并使社会稳定和经济制度富有黏合力。
【简要评述】
诺思在学术上的贡献和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他在1961年发表的《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成长》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美国经济发展的“一国三方”的经济模式。诺思认为，在1815年刚刚起步的美国经济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三部分独立的经济组成，即“北部”“南部”“西部”。指出美国经济模式如同一个三足鼎，每个地区都依赖另外两个地区，三部分共同支撑着美国的经济。诺思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资源禀赋理论、比较利益理论，被认为第一次圆满地解释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并且为从经济上解释日益加剧以至最终引发内战的地区矛盾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它已成为大多数教科书所采用的标准体系。
其次，诺思是20世纪60年代支持创立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主要人物。诺思于1966年出版的《美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使他成为美国经济史新的研究方法的主要实践者。据另一位著名的新经济史学家休斯所说，“新经济史”一词就是诺思首创的。诺思和其他提倡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反对为叙述历史而叙述，建议经济史学家应用当代经济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提出假设，验证和利用档案资料。他们主张任何假设都应当通过收集有关数量资料并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所进行的分析来严格检验。诺思在阐明和传播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起了主要作用。1960―1968年间他是这门新学科的领袖，他于1966年出版的《美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向人们显示了新经济史的威力。在这本论文集中，诺思应用经济理论和表格式的数据资料向当时流行的观点提出挑战，他证明可以利用最基本的经济理论对一些历史解释提出质疑。由于该书是第一本、在许多年内也是唯一的一本适用于大学本科的新经济史教材，因此，在一个时期该书一直拥有许多读者。至于他在该书中提出的一系列创见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争论，从而扩大了新经济史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对按照新方法培养出来的经济史学家的需求剧增，于是诺思所执教的华盛顿大学和格申克龙所执教的哈佛大学等机构成为新经济史学者的培训中心。在不长的时间里，一大批第二代新经济史学家脱颖而出，在全国大学经济系里担任了职务，并在这一学科里占据了支配地位。
再次，诺思及其合作者设计出一个有关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的经济模式，从产权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其他组织结构的变革与创新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诺思在80年代出版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相当完整地提出了一套经济史理论，并且用这套理论考察和解释了自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至现代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诺思从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假定出发，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相对价格等分析工具，构建了包括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诺思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的演进，显然是富有启示意义的。早在70年代，当《西方世界的兴起》等著作出版后，在新经济史学研究领域便不断有追随者竞相仿效，运用类似的方法研究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过程，提出种种重新解释西方各国历史的观点。《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将新经济史学更加理论化和体系化，考察的时空跨度也更大。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赢得了广泛的推崇和赞誉。
（潘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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