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
【主要内容】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集中体现并代表了贝克尔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这是因为，首先，贝克尔在本书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他的研究方法――经济学方法，该书更为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视角》，他的那些研究成果不过是这种研究方法的逻辑延伸和具体化。换言之，读者完全可以循着这一思路在人文科学领域里进行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其次，本书是一部特殊的文集，绝大部分章节的内容由贝克尔从他已发表的诸多论述中精心采撷、编纂而成，各个章节具有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又彼此关联，都统一在经济分析方法上。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共由7篇组成。第一篇是方法论的阐述，其余六篇则是这种方法论的进一步发挥，也就是经济分析的具体应用。
贝克尔在第一篇导言中指出，围绕经济学定义的争论于事无补，“因为我确信，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科学，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研究方法。的确，许多行为同时为几门学科所研究。例如，生育行为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甚至政治学考察的一部分。但我认为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这是因为，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经济分析由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三种综合假定有机构成。最大化行为意味着追求最大效用。效用的来源可以是市场上的商品或劳务，也可以是声望、尊严等其他一些非货币因素。效用最大化动机的基础是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效用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人的基本偏好的满足。基本偏好决定了偏好类型，偏好类型相对稳定，并不因人因时或因地而异。偏好的实现需要相应的资源，而资源的分配通过市场进行，这些市场能够有效地调整参与者的行为。效用最大化、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三位一体，构成了贝克尔的“经济分析”。
第二篇是价格和偏见。对歧视现象的经济解释构成本篇的主要内容，这也是贝克尔从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领域迈向“非经济领域”进行其开创性研究的第一步。贝克尔指出，经济上的不平等并不必然意味着歧视的存在。收入上的差异也许与种族、性别有关，但收入的变化反映着边际生产力和工作时数的变化，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和工作经验等因素都会造成这种变化。排除了这些因素的余项才是歧视的体现。研究表明，歧视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能够增加歧视者的收入，而是使歧视者和被歧视者同时蒙受损失。要维持歧视，或者说要购买歧视，歧视者就要支付相应的费用。歧视纯属一种偏好，像任何一种商品或劳务一样，对它的消费取决于收入和价格这样一些变量。
由于歧视代表了支付给他的货币工资率与真实或净工资率之间的百分比差异。如果π是所支付的货币工资率，那么π（1 d）就是净工资率，其中d是歧视系数。
一个具体例子将有助于说明这些思想。假设市场工资率为6美元，并且雇主的d为0.50。那么从这个雇主的角度来看，被歧视的团体的工资率为9美元[π（1 d）6美元×（1 0.50）]。这意味着在雇佣首选的工人而不是受偏见的团体的过程中，这个有偏见的雇主愿意支付最高每小时3美元的酬金。d的数值越高表示对歧视的一种更加强烈的偏好。另一方面，如果d为零，那么这个雇主就是无偏见的。
如果在整个经济中歧视系数都是正的话，那么对首选的工人的需求将会大于不存在歧视偏好的情形。其结果是，首选工人的市场工资率将会超过那些具有同等生产能力的非首选的工人。这一事实有一个重要的含义：歧视的雇主将拥有比那些不歧视的雇主更高的工资成本。那些歧视的企业将必须为它们的偏好支付一个工资补偿金或“价格”。那些不具有这种歧视偏好的企业或者那些偏好相对于工资差额较低的企业将会在较低的工资上雇佣具有同等生产能力的非首选工人，从而获得一种成本优势。从理论上来说，从长期看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只有最小成本的生产者才能生产下去；歧视者将拥有高于市场决定的价格的平均成本，即，它们将会遭受损失。
因此，贝克尔的理论与更加广义的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就长期看，竞争市场体制将会对歧视强加成本，这会减少歧视的数量，不管它是通过性别、种族还是宗教偏好进行歧视。政府在加速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应该是拒绝利益集团阻碍自由职业选择的压力。
第三篇是政治和法律，主要阐述了犯罪行为和对付犯罪的公共政策。当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一个人才会去犯罪。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较之成本存在的差异，因此，犯罪行为理论只是一般选择理论的扩展，用不着诉诸道德的颓废、心理机能的欠缺以及先天遗传等特殊范畴，同样是约束条件下一种理性的行为。同样，对政治的信息不完全和政治组织的庞大规模或许是民主政治产生垄断的两大力量。政治领域垄断及其不完备至少同市场领域一样突出，甚至更为严重。因此，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政府管制，如果政府管制失灵超过市场失灵，那么就不需要管制了。不去调节经济垄断而甘愿承受市场失灵的影响比进行调节从而蒙受更大的政治垄断的影响或许对人们更为有利。
第四篇是时间和家庭生产，主要围绕人力资本、时间分配和家庭生产进行了探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是两种不同形态的资本。对人的投资形成人力资本，这种投资包括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以及收集价格与收入的信息等多种形式。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影响未来货币和消费的投资。当预期效用大于当前支出所带来的效用时，人们便会进行这项投资。它适用于假设的个人是否决定去上大学的情形。为投资目的而去上大学的决策取决于一个人投资的预期收益。如果不去上大学，图中的信息所适用的这个人可以期望得到由曲线HH所表示的年收入。如果上大学，收入曲线变为CC。上四年的大学涉及直接成本（1），比如学费和书本费，以及间接成本（2），它采取在投资期间内所放弃的收入的形式。一旦这个大学毕业生加入劳动力大军，她或他所挣的将会比仅有一个高中学历的人所挣的要多。（3）表示了这两个收入流之间的差异。投资决策需要对年收入的增加部分（3）的现值与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1和2）的现值进行一个对比。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即如果净现值为正――投资将会发生。图中所暗含的基本原理适用于所有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比如一个工人迁移到新的地点工作的决策、一个企业为其工人提供在职培训的决策、一个发展中国家使用资源来提高其劳动力总体健康水平的决策等。在每一种情形中，决策者都会对未来的收益与现在的牺牲作出比较。
投资大学教育要求现在作出牺牲，为了获得一个更大的一生收入流（CC而不是HH）。四年大学教育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比如学费与书本费（1）和大学期间所放弃的收入的间接成本（2）。这些成本的现值将与来自于大学学历的预期增加的收入（3）的现值进行对比。如果（3）的现值高于（1）和（2）的现值，那么投资就会发生。
贝克尔是第一个对一般培训和专门培训进行区分的人。一般培训不仅会提高工人们在他们现在的就业中的边际生产力，也会提高他们在将来可能会从事的任意其他就业中的边际生产力。专门培训只会提高工人们在为他们提供培训的公司的边际生产力。因此，我们的一些技能是专门于一个特定的企业或情形的（专门资本），而另外一些则可以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情形或工作背景（一般资本）。
贝克尔指出，人力资本理论有助于解释“或者被给予特殊解释或者使研究者感到困惑的较为宽广范围内的一系列经验现象”。这种现象包括如下事实：（1）收入通常按年龄以一个递减的比例增长，并且增长趋向于与技能水平正相关；（2）对于那些拥有较高技能水平的人而言，失业率相对较低；（3）年轻人与年龄较长的人相比变换工作更加频繁，并且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在职培训；（4）拥有较高能力的人与其他人相比较，在他们一生的时间内会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在职培训。
长期以来，闲暇被视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商品，闲暇的增多意味着工作时间的减少，也就是劳动供给的减少。贝克尔则认为，不应把闲暇作为一个独立范畴，所有闲暇都含有某种消费，所有消费活动都含有某种闲暇。人们不是在工作与闲暇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不同消费活动之间作出抉择。市场活动时间（工作）与非市场活动时间（闲暇）的最佳组合可以使消费者获得最大效用。
新古典主义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假设消费是瞬间完成的。贝克尔认为，消费会花费时间，时间是稀缺的并且具有价值。用于消费一件产品的时间就不能用于另外一个用途，比如，去获取收入。一些消费品的消费会比其他消费品花费更多的时间。因此，贝克尔认为，人们在作出购买决策时会考虑产品的“全部成本”或“全部价格”。一件产品的全部价格包括其市场价格加上消费它所必需的时间的价值。
这个重要的思想引导贝克尔提出了一个重构的选择理论。家庭作为基本的决策单位，应该被认为是能够提供效应的“商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其消费者。商品的生产会通过将在市场上花费时间所购买的产品（产品和服务）组合起来而发生。为了得到购买用于生产商品的产品所必需的收入，家庭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花费时间。为了在家庭中生产和消费商品，它必须花费生产时间和消费时间。一个例子是生产和消费一顿饭，比如一顿早餐。家庭通过使用生产时间（准备这顿饭所需要的时间长度）和消费时间（吃这顿饭所花费的时间）将产品（鸡蛋、面包、果汁和熏肉）组合在一起而将其生产出来并消费掉。
家庭必须对它希望消费何种商品和它将如何着手生产这些商品作出决策。这些决策每天都在进行。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是一些商品需要许多时间而不需要许多产品来进行生产，而另外的一些商品则需要许多产品和很少的时间进行生产。时间密集型商品的一个例子是通过在海边呆几天而获得自然晒黑的肤色。产品密集型商品的一个例子是一顿快餐。
贝克尔指出了他的模型的几个有趣的含义，而其他人则提出了另外的一些含义。三个例子将有助于说明这个模型所阐明的思想的类型。第一也就是这样一个含义，即从劳动力市场上的时间中所获得的收入的增长将有可能导致人们将他们的消费方式从时间密集型商品转向产品密集型商品。原因是家庭生产时间和消费时间的机会成本会上升。一个人可能会通过在美容院花费较短的时间来获得一个晒黑的肤色而不愿意在海滩上躺上若干个小时，或者是在饭店里吃饭而不愿意生产和消费一顿用自家种植和刚采摘的蔬菜做成的饭。第二是家庭生产的生产能力的提高，比如说，微波炉、垃圾粉碎机、洗衣机和烘干机的发展，会解放消费时间（观看肥皂剧、参加体操课）、或者劳动力市场时间（兼职或全职就业），或者两者的某种组合。第三是当夫妻双方都具有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收入的能力时，与夫妻中有一方具有较低的收入潜力而选择不工作的家庭相比，这些家庭有可能会有较少的孩子并且会生产更多的产品密集型的家庭经历。
家庭是一个积极、主动的生产单位，生产健康、尊严等一系列特殊商品。家庭生产所投入的要素既有购自市场的商品与劳务，还有时间和环境要素。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导致个人实际工资的增加，因而时间的机会成本即时间的价值增加了。
生产要素之间相对价格的改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生产过程的改变。新的产品或劳务之所以层出不穷，并不是层出不穷的需求或偏好所致，改变的只是实现这种需求或偏好的生产方法。所以，无须借助需求或偏好的外在变化，只要利用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就能解释全部家庭消费行为及有关变化。
第五篇是非理性行为，指出了非理性行为的基本含义。非理性行为真的没有理性吗？贝克尔区分了非理性的两种基本含义：冲动和惰性，前者与概率问题相联系，后者受过去选择的影响。通过对冲动模型和惰性模型的深入考察，贝克尔得出了这样一条重要结论：非理性经济主体（厂商、家庭或个人）因机会的变化往往被迫作出理性的反应，并特别指出，经济分析并不认为所有市场经济主体的信息是完备的，并不认为所有经济主体的活动不存在交易成本，但是，信息不完全或存在交易成本情况下的行为不应混同于非理性或随意行为，从而可以将非理性行为纳入理性分析框架中。
第六篇的主题是婚姻、生育率和家庭，从而创立了家庭经济学。婚姻存在于各个社会和各个时期。当“合伙”的预期收益超过保持独身或继续寻找配偶所担负的成本时，个人便会选择结婚。促使人们作出结婚决策的那些变量的重大变化将使他们重新考虑他们作出的抉择。收入的高低、寻找配偶时间的长短、对配偶的了解程度、办理离婚的难易等因素都会影响婚姻的稳定性。同样道理，当重归独身或另行配偶的预期效用大于离异的预期损失，已婚者将终止婚姻。由于存在婚姻市场，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寻求婚姻组合。
生儿育女通常要有食物、衣物和学费等方面的支出，还要占用父母的时间。这种时间也是一种支出，因为存在着机会成本。在贝克尔看来，生儿育女如同购买某种耐用消费品。人们“购买”子女是因为他们预期能够获得的效用足以补偿他们的那些支出。子女会同其他耐用消费品争夺家庭预算的比例或份额，增加子女意味着减少其他消费。子女数量与质量随家庭的收入及子女的“购买”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对子女的需求同对其他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一样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由于父母时间的价值的增加提高了这些子女的相对价格，因而家庭规模或子女数量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婚姻会考虑到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能够使双方最大化他们对“商品”的联合生产与消费，这会提供经济福利。生育和抚养小孩是婚姻能够提供便利的中心“商品”。换言之，双方是出于经济自利才形成一个家庭的。使之能够从合作中获益的技能的差异来源于不同的过去经历和在人力资本上的其他投资。拥有最高市场工资机会的个人非常可能从事市场工作，而家庭生产将由相对于他们的努力拥有最大相对生产力的个人来从事。传统上，结婚的妇女专门从事抚养孩子和其他家庭活动。其结果是：她们需要来自于她们丈夫的保护，她们不被遗弃和防止不幸的长期“契约”。事实上，所有的社会都形成了对已婚妇女的长期保护；我们甚至可以说“婚姻”是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长期契约来定义的。
即使婚姻双方之间的生产能力上的相对较小的差异也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时间、家庭生产时间和消费时间上时间配置的较大差异。原因是从事一项活动会提高一个人专门人力资本的积存，这反过来又会提高在那项活动中的生产力。但是，这并不会总是导致完全的专门化。比如，在某些情形下，一方可能会倾向于兼职工作。
婚姻通常涉及“高素质”男女之间的“正向选择”。其中一个原因是生产上的互补性。一方所拥有的正面特征会提高另一方在产生“全部收入”――从广义上来说包括“商品”――过程中的边际贡献。
婚姻双方会寻找关于未来伴侣的信息，但是在寻找的过程中必然要花费时间、努力和其他昂贵的资源，并且寻找的时间越长，从婚姻中获益被推迟的时间也就越长。一个理性人既会在另外候选人的“外延的边界”上，也会在关于真正候选人额外信息的“内涵的边界”上继续寻找，直到在每一个边界上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为止。
作为一种结果，即使人们拥有关于他们伴侣的不完全信息，他们经常也会结婚。随着通过结婚这种信息的自我暴露，离婚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最优决策。在结婚的早期比在结婚的后期更容易发生离婚，因为信息的积累会发生在结婚的最初几年之中。意料之外的好运或不幸（成为一个电影明星；经受不育）会增加离婚的可能性，因为它可能将完美的一对变成一方可能不再认为是完美的一对。女性市场生产能力的提高降低了专门化的收益，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
第七篇是社会相互作用。马歇尔曾以企业为出发点建立了微观经济学的体系，贝克尔则借助经济分析通过对家庭的全面阐述最终建立了以家庭为主体的微观经济学体系。本篇将相互作用的一般研究纳入当代的消费者需求理论。接下来，假定不同人的各种性格可以影响某些人的效用函数，从而引申家庭内部关系、慈善行为、妒忌和仇恨等方面的研究。
经济假设同利他主义行为似乎是十分抵触、格格不入的，要想使经济分析在“非经济领域”站稳脚跟就不得不面对利他主义。利他主义在市场上是罕见的，在家庭里却是较为普遍的，这是因为利他主义在市场上没有什么收益，而在家庭里却可以提高家庭成员抵御灾变和其他不测事件的能力，分散风险和损失。利他主义对家庭的支配如同利己主义对市场的支配。社会“仿佛”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在这样一个松散的结构中，利他主义也是存在的。利他主义随其投入要素的成本结构而变化。时间的价值愈高，利他主义的供给就愈少。要建立一个利他主义的社会，关键不在于改变人，而在于改变人周围的成本结构。特别指出，适当的自愿协议和适当的政府行为的现实可能性很小，尤其是在政府发育不完善或受制于许多压力集团的情况下，契约法不能很好地形成，或者其他的私人交易成本相当昂贵，这种可能性就会更小。所以，在利他主义环境下，“腐化”原理引起的私人行为会自动地使群体收入达到最大，这时，政府的反应或（关于私人谈判的）科斯定理不起作用。换言之，在利他主义的情况下，“腐化”原理成为科斯定理的有力的替代品。
以关联效用的形式定义的利他主义是家庭的一个重要特征。当一个人的效用会因为另外一个人的效用的增加而增加时，他就会是利他的。利他主义增加了婚姻的潜在收益，因为对一件商品的消费能够使效用的增加多于对消费者效用的增加。一个家庭成员的快乐能够增加其他家庭成员的快乐。
在被贝克尔非常形象地称之为“坏孩子定理”的定理之中，他提出了家庭中的利他主义将趋向于克服自私。贝克尔将这一定理大致表述如下：每个受益人，不管其如何自私，都会最大化其遗赠者的家庭收入。换言之，即使是最讨厌的孩子也不愿意去做任何将会减少他们的潜在遗产的事情。
这儿的思想是减少家庭全部收入的行动将会导致这个家庭利他决策者会有较少的收入以转让给每一个受益人。自私的孩子会认识到伤害这个家庭会以伤害他们自己为代价。这个原理是普遍适用的，因为它适用于所有的利他主义者与受益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利他主义对自利的限制作用会随着受益人数量的增加而下降，即会随着家庭或组织的规模的增加而下降。
【简要评述】
从理论创新角度看，贝克尔掀起了一场革命――经济学帝国主义，突出了经济学的基本命题：由于资源（包括时间和空间）是稀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支付机会成本。这样的思想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要义，也构成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动力――新古典化倾向。像任何思想变革来临时遇到的情况一样，贝克尔的学说出现时遇到了极端的“歧视”。他的文章迟迟得不到发表，保守的学术同行在公开场合对他的观点讥笑嘲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多的人接受了贝克尔的主张，经济学分析方法在解释许多“非经济现象”方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贝克尔指出，有些现象还有待经济分析作出同样深刻的解释，有些解释还不够完善，不过，诚如贝克尔所说，有限的成功出自有限的努力，经济学分析的力量和它所展示的远大前景是毋庸置疑的。贝克尔运用他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解释了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解释了大量存在且最有代表性的社会现象。当然，经济分析所能运用的领域还远不止这些，贝克尔的全部分析也仅仅是一场思想革命的开始。对于许多非经济变量，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社会生物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法学家和其他专家的建树对理解人类行为也是必需的。虽然经济分析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但无意贬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作用，甚至也不认为经济学家的贡献胜人一筹。正如作者所说：“如果全书观点成立，那么，经济分析就为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一直为边沁、康德、马克思及其他学者长期求之不得的统一的方法。”
从现实指导意义来说，既然任何人都是经济人或理性人，那么社会秩序或规则的创建，都必须考虑个人利益的存在。如果否定个人利益的存在，就难以达到制度存在的价值。因此，制度规则的变迁无非是影响经济主体的相对收益和相对成本，从而将改变收益和成本的支付矩阵。如果经济学家情不自禁用非理性行为、无知、粗心大意、愚蠢行为、价值的改变等臆断说明解释不了的现象，以掩盖他们自己知识的贫乏，这些臆断就恰恰暴露了他们所掩盖的失败。因此，需要从现实的约束条件中抽象出符合经济运行的经济变量，从而给予经济学方法――理性分析，寻找相应的政策处方。这从反面论述到，以往所认为的非理性行为，恰恰通过新的约束条件给予理性分析。换言之，正是由于没有寻找到恰当的约束条件，我们才能得到所谓的非理性解释。实际上，这些非理性行为都可以再次得到理性解释。“实际上，经济理论很能相容于非理性行为，这一点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这或许就是本文分析的主要结论，”从而才能真正获得“存在就是合理的”的认识层面，进而真正达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层面。
（汤吉军）
参考文献：
[1]Becker，G.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2]Becker，G.Irrational Behavior and economic Theor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0：1-13，1962.
[3]Becker，G.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Economic Journal，75：45-64，1965.
[4]Becker，G.and Stigler，G.Law Enforcement，Malfeasance，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1-18，1974.
[5]Becker，G.Human Capital and the Pers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An Analytical Approach.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1967.
[6]〔美〕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