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事情到了一定的关口，必须有人出面“迎风而立”，这时候聪明的主事者往往会耍出手段，让别人心甘情愿地充大头、撑台面、冒风险，而他自己却毫发无伤地捞好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明的“要面子”的手段。
三国枭雄曹操在发迹称霸的过程中也玩了几手漂亮的幕后策划戏。他在群雄并起、危险四伏中，把别人捧上前台，自己在幕后操纵，成为最大的收益者。
曹操刺董卓失败，马上逃离洛阳，回去整合兵马，会同袁术、袁绍、孔融、马腾、孙坚等17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在这些力量中，曹操拥有较强的实力，且作为发起人，理应以他为盟主，但他却主动谦让，把盟主位置让给袁绍。并说什么：“袁本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汉朝名相之裔，可为盟主”。其实他正是看穿了袁绍的虚荣和较弱的缺点，既让他做出头鸟，又可以使自己把握实权。果然袁绍心中大喜，心甘情愿地当了冤大头，结果在群雄逐鹿中四面受敌，力量慢慢削弱，最后终于被曹操吃掉了。
曹操这套阴谋的好处在于：一是可以借力克力、借势灭势；二是可以暗中操纵，浑水摸鱼，得渔翁之利。通过这次与17路诸侯的合作，曹操几乎全部摸清了他们的底细，而对方则不知他的深浅。等到公孙瓒、孙坚等人看出他的野心时为时已晚。更何况此时曹操又玩了一手更高明的手段。
曹操杀入洛阳、消灭董卓力量后，便把汉献帝挟持到自己的地盘许昌“供”起来。这一招更高明，他把汉献帝当成皮影，而自己则是耍皮影的。由于汉献帝的名头，诸侯都不敢对曹操轻举妄动，而曹操更是拉大旗作虎皮，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立为大丞相，实则以天子名义对诸侯们指手画脚。曹操的这一招，可谓把幕后操纵演绎到了极致。曹操后来的不断壮大，四方贤士猛将皆来投靠，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关系。
隋朝末年，李渊从太原起兵后不久，便选中关中作为长远发展的基地。因此，他就借“前往长安，拥立代王”为名，率军西行。
李渊西行入关，面临的困难和危险主要有3个。第一，长安的代王并不相信李渊会真心“尊隋”，于是派精兵予以坚决的阻击。第二，当时势力最大的瓦岗军半路杀出，纠缠不清。第三，瓦岗军还用一支主力部队袭奔晋阳重镇，威胁着李渊的后方根据地。
这三大危险中，隋军的阻击虽已成为现实，但军队数量有限，且根据种种迹象判断，隋廷没有继续派遣大量迎击部队的征兆。但后两个危险却是不可掉以轻心的，瓦岗军的人数在李渊的10倍以上，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危险中，任何一个危险的进一步演化，都将使李渊进军关中的行动夭折，甚至有可能由此一蹶不振，再无东山再起的机会。
李渊急忙写信给瓦岗军首领李密详细通报了自己的起兵情况，并表示希望与瓦岗军友好相处的强烈愿望。
不久，使臣带着李密的回信又来到了唐营。李渊看了回信后，口里说了声“狂妄之极”，心里却踏实多了。
原来，李密自恃兵强，欲为各路反隋大军的盟主，大有称孤道寡的野心。他在信中实际上是在劝说李渊应同意并听从他的领导，并要求他速作表态。
李密拥有洛口要隘，附近的仓廪中粮帛丰盈，控制着河南大部。向东可以阻击或奔袭在江苏的隋炀帝，向西则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取已被李渊视为发家基地的关中。因此，李渊虽知李密过于狂妄，但人家有狂妄的资本。
为了解除西进途中的后两个危险，同时化敌为友，借李密的大军把隋炀帝企图夺回长安的精兵主力截杀在河南境内，李渊对次子李世民说：“李密妄自尊大，绝非一纸书信便能招来为我效力的。我现在急于夺取关中，也不能立即与他断交，增加一个劲敌。”于是，李渊回信道：“当今能称皇为帝的只能是你李密，而我则年纪大了，无此愿望，只求到时能再封为唐公便心满意足了，希望你能早登大位。因为附近尚须平定，所以暂时无法脱身前来会盟。”
李世民看了信说：“此书一去，李密必专意图隋，我无东顾之忧了。”果然，李密得书之后，十分高兴，对将佐们说：“唐公见推，天下足定矣！”
李渊投李密之好，把他当成台面人物，使得他不再对自己防范，不仅避免了李密争夺关中的危险，而且还为西进牵制住了洛阳城中可能增援长安的隋军，从而达到了“乘虚入关”的目的。李密中了李渊之计，十分信任李渊，常给李渊通信息，更无攻伐行为，专力与隋朝主力决斗。之后几年中，李密消灭了隋王朝最精锐的主力部队，而自己也被打得只剩2万人马。而李渊则利用有利时机发展成为最有实力的人，不费吹灰之力便收降了李密余部。
李渊的手段虽不如曹操精细，但也深得其精髓。他利用李密的弱点，吹捧一番，便把李密送上了热闹却危险的舞台，而自己则不露行迹，等到前台的戏一结束，他便出来收拾摊子，凭空落下大大的好处。李密的失误，在于他把指挥棒轻易地交给了李渊，自己粉墨登场做起了悲剧角色的演员——“出头鸟”。
无论是曹操对于袁绍、汉献帝，还是李渊对于李密，用的都是让对方当“出头鸟”，而自己在幕后掌权策划的手段。这种看似“风光”、“有面子”的“出头鸟”，处于风口浪尖上得到的不外是明枪暗箭、嫉恨攻击，成为众矢之的。而幕后的操纵者不但安全无恙，而且坐收渔利，成为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赢家。这也正是从结果与从过程中要面子的不同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