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了，天冷了，孩子放学的时候，天空中飘着细雨。孩子缩着脖子，还把双手插进裤袋里，匆匆地往家走。孩子路过一家商场，看到里面有好多人，包括一些学生都在买手套，孩子就决定也买一副手套，那样就不怕冻着手了。
孩子进了商场，像其他孩子一样，细心地挑选着手套。最后，孩子看中了一双棉手套，孩子戴在手上，非常的暖和。于是孩子就买下了它。
然后，孩子戴着手套回家了。路上，孩子想，我要不要告诉母亲我买手套了？告诉了母亲，母亲就可以给他钱。不告诉，母亲肯定不会给他钱。但是告诉了母亲，母亲肯定会心疼花了钱。母亲失业好一段时间了，最近才在一家家政公司上班，工资很低，而自己却花钱去买一副手套，母亲肯定心疼。
孩子决定先不告诉母亲买了手套，等找个适当的时候再说。孩子在开门之前，把手套取下来放进了书包。
打开门，母亲看到孩子回来了，就笑了，问：“你冷吗？”孩子说：“不冷，不冷！”母亲说：“我给你买了一样东西，你猜猜是什么？”孩子听母亲说给他买了东西，就笑着说，肯定是好东西！母亲拿出一副棉手套来。孩于吃了一惊，说：“妈，你给我买的手套？”母亲说：“天这么冷，怕你的手冻着了！要是冻着了，怎么学习怎么写字？来，戴上试试，看合适不！”母亲说着就将手套往孩子手上戴。
孩子没想到母亲会为他买一副手套，太突然了。孩子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母亲想着给他买手套，可是他呢，却只想着自己，只买手套给自己。孩子知道，自己买的手套，只怕是永远都不能拿出来了，只能拿去退掉。拿出来让母亲知道了，母亲会怎么想？肯定会心疼花了钱，而且还会认为孩子不关心她。
母亲给孩子戴好了手套，高兴地说：“还真合适！暖和吧？”孩子说：“暖和，真暖和！”孩子又说，“妈，你呢？你有手套吗？”母亲说：“我不用戴手套！我不怕冷！”孩子知道，母亲肯定是为了省钱，舍不得为自己买手套。母亲怎么会不怕冷呢！不行，我得给母亲买一副手套。要是母亲的手冻着了，那她怎么干活？父亲不在了，家里全靠母亲呢！
第二天，孩子把自己买的那副手套好说歹说地退掉了，然后换了一副女式的棉手套。母亲给了他一副手套，他也要送一副手套给母亲才行。他不能让关心他的母亲把手冻着了，否则，他会不安的。
孩子回到家里的时候，吃了一惊，母亲的手上，已经戴着一副手套了。孩子没有把自己给母亲买的手套拿出来。孩子对母亲说：“妈，你买手套了？”母亲说：“买了，我怕你为我买手套，所以就先买了。”
孩子看了看母亲手上的手套，发现那是一种很便宜的手套。母亲终究是舍不得花钱的。孩子知道，母亲买这样的手套来戴，也只是为了让他安心，让他不再为她没有手套担忧她冻着了手。孩子说：“买了就好！你要不买的话，我就要给你买了！只是这手套暖和吗？”母亲笑着说：“很暖和的！你就放心吧，我的手不会冻着了！”孩子笑了笑，说：“暖和就好，暖和就好！”
现在，孩子是不能把自己买的手套送给母亲了。孩子把那副手套悄悄地藏了起来。孩子不能让母亲知道他给她买了手套，知道了，母亲肯定会心疼花了钱。孩子决定等明年冬天的时候再把手套送给母亲。
“我的心情却异常平静，我极其希望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即便这意味着我自己生命的丧失。”
母爱创造奇迹/佚名
3岁的凯特琳·赫奇斯用尽她所有的力气，顽皮地爬到妈妈特里斯的身上，用力地拉着妈妈的胳膊以引起她的注意。当37岁的特里斯胳肢她时，她被痒得哈哈笑着倒了下去。
她们能像这样坐在彼德伯勒家中的起居室里真的是个奇迹。因为在4年前，特里斯不得不做一个可怕的抉择。她患上了癌症，并接受了化疗。如果她继续治疗，凯特琳将会被流产。如果她选择保住凯特琳，停止化疗的话，她就可能被宣告死亡。
“要做这样的选择，一定是每位母亲最可怕的事情，”37岁的特里斯说，“但我的心情却异常平静，我极其希望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即便这意味着我自己生命的丧失。难道这不是每位母亲的本能吗？”
在1995年，前药剂师特里斯被诊断为非何杰金氏淋巴瘤——一种淋巴腺癌，当时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
经过了一年多的化疗，特里斯的病情得到了局部的缓解，但是治疗的结果并不像医生所期待的那样令人满意。在专家们决定下一步将如何尝试治疗时，特里斯也有了一段休息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她与保罗到土耳其一起去度假。在土耳其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看到了一对黄金结婚戒指，当即就买了下来。
“结婚是我们经常谈论的问题，”特里斯说，“我们都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结婚的，但是结婚戒指是使它成为现实要走的第一步。”
然而，他们回来后，结婚的计划不得不向后推延。医生在特里斯的身体里发现了另一个肿块，并决定尝试更大胆的化疗程序。
可是，在新的化疗开始之前，特里斯急切地想知道她是否能有自己的孩子。于是她去做了检查，但检查的结果显示，她血液中的荷尔蒙含量太低，使她不可能怀孕。“非常奇怪的是，这一消息丝毫没有对我产生困扰，”她说，“尽管医生告诉我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但我认为那是不能相信的。”
几个星期后，新的化疗开始了，但两周后，特里斯有了异常的感觉。具体她也说不清，但是她的身体告诉她有一些变化。兴致一来，她决定做个家庭怀孕测试。
“那就发生在我被告知不能怀孕的两个月后，我就是有那么一种感觉，”特里斯说，“逻辑上讲我是不能怀孕的，可是孕检的结果是阳性。我怀孕了——是我们的孩子。这是这几年来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一时间所有疼痛都消失的无影无踪，我惟一能想到的就是在我体内生长的新生命，母性的本能使我不顾一切地去保护她。”
“我不再考虑癌症、化疗，以及我们孩子之外的其他任何事情，真到医生对我下最后的通牒。”特里斯可以继续她的癌症治疗，但这将意味着她的孩子会流产；或者她选择停止治疗继续妊娠，任由癌细胞自由地扩散。
“我丝毫也没有犹豫，”特里斯说，“我知道我这样做冒着很大的危险，但是我已将它置之度外。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保罗为我的疾病担心，而他也知道我是多么想要这个孩子，事实上是我们两个人都很想要。”
“或许，我的这一决定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是最痛心的事情——我是他们最小的孩子，他们是那样害怕失去我。我宁愿为我的孩子献出生命，我知道父母也会为我这样做的。”
在没有并发症的情况下，特里斯幸运地度过了孕期。“我的精力和活力比前几年更充沛。如果说医生为我的疾病开出了一剂良药的话，那么怀孕就是那剂药。我用了10小时才生下我的孩子，但我没吸一口氧，也没有任何止痛药——我宁愿接连生10个孩子，也不愿意做一个疗程的化疗。”1998年5月8日。凯特琳安全健康地出生了，而特里斯的癌症依旧在局部控制之中。但是5个月后，特里斯在她的脖子上发现了一个肿块，淋巴癌又复发了。
“我恐惧至极，”她说，“我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凯特琳。我害怕我不能陪在她的身边。没有了妈妈她该怎么办？”
特里斯又开始另一个新的化疗程序。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做化疗，这对于特里斯是很累的。但短短的6周之后，特里斯战胜了癌症。
“我几乎不能相信，”他说，“化疗了这么多个月后，我非常惊讶这次能有这么快的疗效。我觉得我是如此的幸运，在我的身上又赋予了一次新的生存机会。”
尽管战胜了癌症，但是特里斯的战役远远没有结束。“化疗为我的关节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她说，“巨大的疼痛让我成了跛子，化疗使我疲惫不堪。照顾孩子是一项长期的斗争，而照看一个婴儿就像一场经常性的战斗。我感觉对凯特琳有一种负罪感，好像我辜负了她一样。我那么想要她，可是却不能陪她玩耍，有时我甚至都不能给她洗澡。”
当特里斯疼得非常厉害时，她甚至不能抱凯特琳下楼。“我会把她夹在腿中间，坐着下楼。”
但是现在，特里斯的身体正在渐渐地恢复健康。那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但是她正恢复体力，并且特里斯和保罗在3个月前结了婚，还有作为重要女傧相的凯特琳。
“5年前我们买的那枚结婚戒指锈蚀的很严重，”特里斯说“但是它们又被擦亮了，看上去还是非常漂亮，最后我们还是用了它们。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所经历的一切。不过，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走过去了。”“4年前，我甚至不知道能否活到今天，我真的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能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小女儿。然而，我真的领悟到了生命的可贵。凯特琳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拥有她的每一天我都充满了感激。”
“我除了尽力多花时间适应从朋友到至亲的转变，也努力不让自己成为未来的女儿和她生父之间的一堵墙。”
继父不易做/佚名
一头美丽的金发，围着一条粉红色的小披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当时才4岁的她手里正端着一碗汤。那时我29岁，正患着流感。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小女孩将会改变我的一生。
我和她妈妈是多年的好友，随着友情的不断升华，我们从彼此关怀到相互爱恋，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姻让我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家庭。起初，我还不太习惯，因为在潜意识里，继父这个角色似乎很虚幻，缺乏真实感，在现实中更像是孩子与生父之间的一道感情屏障，而我担心自己也会被贴上继父这个可怕的标签。
为了让自己自然地过渡到父亲的角色，我很早就开始努力。婚前一年半的时候，我住到了与她们家相隔不过几个街区的公寓。结婚的事敲定后，我除了尽力多花时间适应从朋友到至亲的转变，也努力不让自己成为未来的女儿和她生父之间的一堵墙。但我也希望能在她的生命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我对她的了解多年来日益增加。她正直、真挚和率真都超过了同龄人。我知道她的内心世界就像一个甘愿奉献又很富同情心的成年人。我还一直担心的是，我会不会因为不是她的生父而心生芥蒂。毕竟某一天我会走入她的生活，成为她的监护人。如果我不是她的“生父”，那她何必要听我的呢？此后，我的言行举止都变得极其小心，表现得比以前更加慈爱。这一切都是希望能博得她的喜欢与认同。长久以来，我一直充当着自认为应该扮演的角色，有时还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或不称职。
她十几岁时，正处于叛逆的年龄，我们的感情似乎疏远了。我感到非常失望和哀伤，当初我们可以轻松地分享一切，而现在那种独一无二的感觉已日渐远去。她开始尝试寻找自我定位，而我也一样。我仿佛失去了对她的控制（或是家长幻想出的控制）。我也发现我们越来越难以沟通了。
在教区学校，像她这样的高年级学生要参加一年一度的避静（注：罗马天主教的一段祈祷、思考和学习宗教的时期）。这些学生带着吉他和垒球装备上了车，显然他们以为避静就像是在MED俱乐部过上一星期。他们没意识到这将是他们难忘的情感撞击。学校要求参与者的家长各自给孩子写一封信，要求公开诚实，并只能写亲情中积极的一面。我在信中写了一个金发小女孩的故事，她在我最需要关怀的时候为我端来了一碗汤。学生们在这一星期中会更深入地探究他们最真实的自我，并有机会读到父母为他们准备的信。
在那周的一个晚上，家长们也聚在一起，探讨如何给孩子传递积极的思想。当她离家时，我注意到一些从前没有去面对，却一直存在的想法。为了获得充分赏识，我必须展示自我，不能再扮演其他人。只要展示出真正的自己，我就不会被忽视。我要做的就是尽力做最优秀的自己。也许对他人而言，这并非大事，但对我来说它是人生最大的启迪之一。
避静归来的那个晚上，学校通知接孩子的家长和朋友早些到，并将他们邀请到一个大屋子里。在那里，除了前面的灯明亮耀眼外，其他的灯光都已调弱。
学生们一个个脸蛋脏兮兮地入场了，他们快乐地好像刚从夏令营回来。他们手拉手，唱着避静周的主题歌排队走了进来。看到他们脏兮兮的脸蛋，我知道他们对拥有、爱和自信都有了新的认识。
活着就有牵挂，牵挂构成人生。
活着就有牵挂/周玉明
我曾经最害怕“死别”，如今我便害怕“生离”。
“生离”远比“死别”更令人持久地痛苦。尤其是对于活埋了而仍然不肯死去的爱情和友情来说，彻底的死亡反而痛快。
那么多朋友，一个个先后远走高飞，去了异国他乡。我也不是没有机会去国外，但真的要和亲爱的人分离，我却感到比死别还难受。我悟出了有人才有地的道理。
自拿到批准去美国的护照后，父亲就突然一病不起，他原先的身体可硬朗，可健康呢，我感到了我的分离对父亲打击的分量。他病在床上，心里一直在念叨：“我的女儿签不出！我的女儿签不出！”他的咒语还真显灵。他病了两个月，人瘦了二十几斤，我拖到不能再拖时，才忧心忡忡去美国领事馆签证。
站在签证的窗口，我只感到自己魂不附体，心不在焉，整个成了空心人了。天哪，原来我还有那么多的牵挂！慈父的两道目光像铁钩子，将我的心紧紧钩住。我的耳边突然鸣响着我自己写下的诗句：“离开了我所眷恋的亲人，我愿像落叶一样飘去！”我明白了，我是怎么也走不出我父亲的目光，怎么也逃不出我眷恋的亲朋好友的眼眶。心儿一阵颤悸，我匆匆抽下了税收证明单，将不完全的材料让领事看。领事问我什么，我只会摇头。其结果自然是签不出，我的父亲如了愿。
我傻笑着走出美国领事馆，门口的人拥过来：“签出了？”我潇洒地挥挥手，感到从未有过的轻快和解脱。
人到哪儿都有生存的障碍。人在哪里都有苦有乐。人总要面临取舍，为其取而舍。我已不是小青年，我已懂得该抛弃什么，该珍爱什么。一个人不一定适应每种土质，但总有一种合适的土壤最宜于自己生长。
这儿有我的亲人，有视我为生命的父亲。多少年来，无论我碰到什么不如意或失意之事，从不抱着脑袋痛哭流涕，我会勇敢地冲破精神低潮，尽快振作起来，因为我头顶上有一双慈父的眼睛在注视着我，我流泪，他的心就会滴血，我哭，他就会心碎。
我梦寐以求的，也是我一生中想得最多的，就是生生死死从属于一个地方，能够从心里感觉那是我的。我不愿意成为一封贴足了邮票而不知寄往何处的家信！我知道真正的归宿感来自本身的信心，相信自己存在的价值。
我只害怕一样东西，那就是精神的饥渴。我需要爱情，也需要友情。友情和爱情的区别是，友情意味着两个人和世界，而爱情意味着两个人就是世界。只有当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时候，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能。充满爱心的人，也是最有活力、最有生命力的人。如果我的存在，能给周围人带来温暖，我的生命便获得了意义。
生活中遇见每一位知心朋友，似乎都存在着机缘，从现象看，它纯属偶然，但又盼望已久，等待了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