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身体在逐渐长高，心理也在逐渐成熟，我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那几种单调的手势根本就不够用。每次手语无法让别人了解我的意思时，我都要大发脾气。那时我觉得自己仿佛被许多无形的魔爪扼住了喉咙，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烈火在胸中燃烧却又无法发泄出来，因此，最好的发泄方法就是在地上翻滚、吼叫、疯狂地踢打、哭闹，直至耗尽最后一点力气为止。
若此时母亲站在身边，我就会一头扑在她怀里，悲痛欲绝，甚至忘记为何而发脾气。日子越来越难熬，表达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最严重的时候是每天都要发脾气，而且每隔一个小时就闹一次。
面对这一切，手足无措的父母也忧心如焚。在我们居住的塔斯甘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而且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哑的孩子。
当时，大家都对我能否接受教育持怀疑态度。然而，母亲却从未放弃，她在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在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纪录了一个又盲又哑的少女——萝拉，经由赫博士的教导，学有所成。然而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而且他的教育方法也可能失传时非常苦恼。郝博士是否有传人？如果有，让他们到亚拉马洲这个偏远的小镇来教我，他们愿意吗？
在我六岁那年，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着名的眼科大夫，有好几个盲人在他那里治好了眼疾，于是，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眼睛。
这次旅行我十分愉快，至今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在火车上我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把这些贝壳穿孔让我用线一个一个串起来。在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贝壳给我带来了无限快乐和满足。列车员和蔼可亲，他每次来查票或检票时，我可以拉着他的衣角，他还把他检票用的剪子给我当玩具，那时我会趴在座位的一角，在一些废旧的卡片上打一个小孔，就这样玩上几个小时，也不会感到厌倦。
为了让我开心，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娃娃，但是却没有五官。那么个临时拼凑的玩意儿，即使孩子的想像力非常丰富，也说不出那张脸是什么样子。而让我最难忍受的是布娃娃没有眼睛。我坚持让每个人想办法，可是最终还是没有人能为布娃娃安上眼睛。突然，我灵感迸发了火花，我想到了姑妈那缀着大珠子的披肩，于是我找到那个披肩并扯下了两颗珠子，指给姑母看，让她缝在娃娃脸上。姑母拉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核实我的用意。我使劲地点头。她缝上了珠子，让我兴奋不已。但是，没过多久，我的兴趣又转移了，布娃娃被我扔在了一边。
整个旅途中，吸引我的事层出不穷，我忙个不停，一次脾气也没有发。
刚到巴尔的摩，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去了齐夏姆医生的诊所，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检查一番后，他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说我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师资的资料。家人听了齐夏姆医生的建议，立即启程带我去了华盛顿。一路上，父母愁肠满腹，顾虑重重，而我却觉得在旅途中遇到了许多新鲜事，看到了许多新鲜的景物，兴趣越来越浓，丝毫没有觉察到家人们的忧愁。
到了华盛顿，我们顺利地见到了贝尔博士，虽然当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是贝尔博士的温厚和热情令我永生难忘。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他的手表响起来，让我可以感觉表的震动。医术高明的博士，懂得我的手势，我们立刻成了朋友。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成为我开启生命、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成为我从黑暗走向光明，摆脱孤独隔绝世界，进入友爱温馨世界的开始。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校长安纳诺斯先生写信，请她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是《美国札记》中提到过的一所学校，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就是这所学校。
父亲立即写信求助，并在几个星期后收到了热情的回信。信中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第二年的三月，教师莎莉文小姐才来到我的身边。
从此，我感觉自己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西奈山是基督教《圣经》中上帝授摩西十诫的地方）前，一时灵感通遍我的全身，眼前展现出无数奇景。从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是爱、是光明、是智慧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