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夏天，“美国聋人语言教学促进会”的第一次会议在夏达奎市召开了，我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在那里，我被安排进入纽约市的莱特-赫马森聋人学校上学。
同年10月，我在莎莉文小姐的陪同下前往就读。我特别选择在这所学校的原因，是为了提高语音和唇读的能力。除了这些内容以外，在学校的两年中，还涉猎了法语、德语、数学、地理和自然等学科。
瑞米小姐是我的德语老师，她懂得手语，于是，我稍稍学会了一点儿德文后，便时常找机会用德语交谈，几个月之后，她所说的话我几乎都能明白。第一年结束时，我已经可以愉快地阅读《威廉·退尔》这部小说了。的确，比起其他方面，我在德语上的进步是最大的。
与学习德语相比，学习法语要难得多。教我法语的是奥利维埃夫人，这位法国妇女不懂手语字母，只能口头教导我。而我要弄清嘴唇的动作，就得费些时间，因此，法语的进步要比德语慢得多。不过我还是把《被强迫的医生》读了两遍。虽然这本书很有趣，但是与《威廉·退尔》比起来还相差甚远。
在语言能力和唇读方面的进步，并没有像我和老师以前想像得那么大。但是，在入学前，我就坚信自己能够像其他人那样说话，而且老师也相信我能够达到这一目标。但是，尽管我十分努力，且充满信心，勤学苦练，可与预期的目标，依然有一大段距离。也许目标定得太高了，所以失望也是不可避免的。
算术对我来说仍然像陷阱一样可怕。问题出现后，我总喜欢“推测”而不去推理。这个毛病加上我的愚钝，给自己和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我的推测不仅毫无逻辑，而且还总是武断地乱下结论。因此，愚笨之外更加学习不得法，我在学习算术时就更加困难了。
虽然有时因此灰心丧气，但我对于其他功课，尤其是自然地理却有无穷的兴致。揭开自然界的奥秘是一大乐事，通过那些形象而生动的文字描述，我知道了：风是怎样从四面八方吹来的，水蒸气是怎样从大地的尽头升起的，河流是如何穿过岩石奔流的，山岳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类是如何与大自然抗争，最终又战胜它的。
在纽约度过的这两年的快乐时光，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我还特别记得，我和莎莉文老师每天都去中央公园散步。在纽约城里这座公园是我惟一喜欢的地方，在这座宏伟的公园里，我拥有很多的欢乐。每次跨进公园大门，我多么希望有人为我描述公园的景色啊！公园的景色怡人、变化多端，我停留在纽约的每一天它总是富于变化，以新的姿态迎接游客。
在春天，我们游览风景名胜。泛舟赫德森河上，又登上绿草如茵的河岸，这里曾是布赖恩特吟咏的地方。我尤其喜欢它那纯朴而又宏伟的峭壁。我们的足迹遍布华盛顿故乡西点和塔里敦，还曾在那里的“睡谷”穿行。
在莱特-赫马森聋人学校，老师们常常想尽各种办法，让聋哑儿童享受到普通孩子们所享有的各种学习机会，即使是我们之中很小的同学，也能克服先天缺陷带来的束缚，充分发挥他们的被动记忆的才能。
在我离开纽约之前，那段日子无忧无虑。突然凄惨的黑云笼罩了光明的天空——我陷入到极大的悲戚之中，这种悲哀仅次于当年我父亲的逝世。1896年2月，生活在波士顿的约翰·P·斯布尔先生不幸逝世了。只有那些最了解和敬爱他的人，才会了解他对我的友谊是何等重要。他乐于助人，不图回报，又不会让你感到过意不去，对莎莉文小姐和我尤其如此。只要一想到他对我们的慈爱以及在我们学习遭遇重重困难时他所给予的关怀，我们就信心百倍。他的逝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永远无法填补的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