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飞快，一天跟着一天，每逢星期六，大家伙就在巴威尔家里聚会。聚会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朋友，符拉索夫的小屋渐渐地显得狭窄而且憋闷起来。娜塔莎也常来，虽然又冷又累，但她总是乐不可支。母亲替她织了袜子，并亲自替她穿在那双小小的脚上。娜塔莎开始一直笑着，但过了一会儿，忽然沉静下来，她思索了片刻，低声说道：
“我有个保姆，也是特别善良的好人！多么奇怪，符拉索娃·尼洛夫娜，工人们虽然过着这样困苦和受压迫的日子，可他们却比那些有钱人更有人情味！”
她把手一挥，指着很远很远的地方。
“哦，你的命也够苦的！”符拉索娃说，“没有了爹妈，就没了一切。”她望着娜塔莎的脸，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没了爹娘？”娜塔莎重复了一遍，“这是一点都不要紧的。我爹是个粗野的人，哥哥也一样。姐姐最不幸了……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年纪大得多的人……那是个无聊而贪心的家伙。我娘和您一样是个老实人，像小老鼠一般的瘦小，而且跑得也是那么快，见了什么人都害怕。有时，我也很想见见我娘呢……”
“唉，你真够可怜的！”母亲伤感地摇头说。
姑娘抬起头来，似乎要驱除什么似的伸出手来说：“哦，不！我觉得这样很幸福！”
她的脸色苍白，蓝色的眼睛明亮地闪动着光辉。她把两手放在母亲的肩上，用低沉而生动的声调说：“要是你知道……要是你了解，我们在做着多么伟大的事情，那该多好啊！”
一种亲切羡慕的感情，触动了符拉索娃的心。她从地板上站起身来，悲切地说：“在这方面，我太老了，又大字不识半个……”
娜塔莎不来的时候，往往由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代替她从城里来参加集会。
在母亲眼里，他好像来自遥远的别的什么国度，我们在他的国度里，一切都是正直和闲适的。但是他到我们这个地方，一切都和他较劲儿，他不习惯这种生活，不认为这种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也就不喜欢它。它在他心里激起一种希望根据自已的意志改造一切的沉着执拗的愿望。
此外，从城里前来参加集会的还有一些人，来得最勤的，是莎馨卡，她的言行举止都很像男人，她通常总是生气地耸着一对浓黑的眉毛，每当说话的时候，鼻孔总是不停地鼓动着。
莎馨卡最先高昂地说：“咱们是社会主义……”
当母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立时盯住这个姑娘，并怀着无名的恐惧。她曾听说社会主义者刺死了沙皇，那还是在她年轻时发生的事件。当时大家都说，因为沙皇解放了农奴，地主们要向沙皇复仇。因此人们称这些要复仇的人为社会主义者。但是此时此刻她真弄不明白为什么她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也都成了社会主义者了。
散会之后，母亲问巴威尔：“巴威尔，你当真是社会主义者吗？”
“是的！”他站在她面前，照例用明快而果断的口气说，“为什么问这个？”
母亲叹了口气，垂下眼睑问道：“当真？巴威尔？他们不是反抗沙皇，还杀死了一个沙皇吗？”
巴威尔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用手摸着腮帮，微笑着说：“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他用柔和而又严肃的声调，给她讲了许久。
她望着他的脸庞，心里琢磨：“这孩子是不会做坏事的！他是不会的！”
但是到了后来，这个可怕的名词用得更多了，最终这个词和数十个别的她不懂的名词一样，她听得熟悉了。然而她对于莎馨卡还是有点不大喜欢，每当她来了之后，母亲总觉得有点不安，不自在……
有时，突然有一种使他们所有的人一起欢呼雀跃的感情，这叫母亲吃惊不已。这种情形大多发生在他们念读外国工人新闻的晚上，每当这时，大家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喜悦的光辉，大家都变得很古怪，像孩童一般幸福，发出欢快爽朗的笑声，互相亲热地拍打着肩膀。
“德国的朋友们真是好样的！”不知是谁仿佛被欢乐陶醉了一般地嚷了起来。“意大利工人阶级万岁！”又有一次，大家异口同声地叫出声来。
他们这呼喊声希望能传播到遥远的地方，传播给他们所不认识的、连语言也不相同的同志们，可是他们又好像深切地相信，那些未知的友人一定能够听见他们和理解他们的欢乐。
霍霍尔两眼放光，说道：“我们应该写封信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在俄国也有和他们信奉同一种宗教、抱着同一目的、正在为他们的胜利而欢喜的朋友们！”
于是，大家梦幻似的面带微笑，长久地谈论法国人、英国人、瑞典人的事情。
“你们真行！”有一次母亲对霍霍尔说，“什么人都是你们的同志，你们为所有的人欢喜，为所有的人悲痛！”
“为所有的人！妈妈！所有的人！”霍霍尔叫着，“在我们看来，没有所谓的国家，也没有所谓的种族，只有朋友和敌人！一切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一切的财主、一切政府都是我们的敌人。妈妈，不论是法国人、德国人，当他们这样看人生的时候，他们也会有同感，意大利人也是同样欢喜。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母亲的孩子，都是‘世界各国的工人友爱团结’这种不可战胜的思想的孩子。这种思想使我们感到温暖，它是天上正义的太阳，而天空，就是工人们的心，只要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们就是精神上的兄弟，将来永远都是这样。”
这种孩子般的却很坚定的信念，愈来愈频繁地出现在他们中间，这种信念的力量渐渐提高、渐渐成长起来。
他们常常唱歌，高声快乐地唱着那些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歌。但有时，他们也唱些调子不寻常而且节奏奇妙的令人不快的新歌。唱这种歌的时候他们总是低沉、严肃，好像唱赞美诗似的。
有一次，一首新歌撼动了她的心灵。在这首歌里，听不见那种遭到凌辱后独自悲哀地在黑暗的小路上徘徊和沉痛的声音，也没有漠然渴望自由的悲叹，更没有不分善恶那种激愤的呼声！在这首歌里，一点都听不出古老的奴隶世界的遗物。
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总比唱别的歌要低，但是它的力量，却比任何歌曲都要强烈，它好像三月里的空气——春天的第一个月的空气，拥抱着一切的人们。
“现在应当是我们到街上唱歌的时候了！”维索夫希诃夫阴郁地说。
当他的父亲又因为偷东西被抓进监牢去时，尼古拉就向他的朋友们平静地说：“现在可以到我的家里去开会了……”
几乎每天下了工后，都有朋友到巴威尔家里来。他们忙得顾不上洗脸，就坐在那看书，或者从书里抄录些什么。母亲觉得他们的话变得更加难懂了。
“我们应该有一份报纸。”巴威尔时常这么念叨。
生活变得匆匆忙忙，变得狂热起来。人们更加迅速地从这本书移到那本书——好像蜜蜂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一般。
“人们在议论我们呢！”有一次维索夫希诃夫说，“我们不久就会遭殃了！”
“鹌鹑不是被网捕住的！”霍霍尔说。
一次，母亲对儿子说：“干脆叫霍霍尔搬到咱们家里来住吧，也省得你找我，我找你的。”
“这不是给自己添麻烦吗？”巴威尔耸着肩膀说。
“哎呀，都麻烦了一辈子了，不在乎什么了，况且是为好人麻烦，也应该！”
“那就依你吧！”儿子回答着，“他要是真的搬来了，我当然高兴……”
因而，霍霍尔就搬了过来。
尽管这座小房子已经接近工人区的边缘地带了，但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四周已经有许多疑神疑鬼的人向这里张望了。各式各样的谣言如同翅膀，不安分地在房子的上空拍打着，每天晚上，总有不三不四的人朝窗子里窥探，有时竟还敲一敲窗子，然后匆忙而惊慌地逃走。
这天，小酒馆的主人别贡佐夫在半路上叫住了符拉索娃。他一股脑儿地，根本不等母亲搭话就用讨厌而干燥的声音说：“符拉索娃，身体好吗？令郎呢？还没有替他娶亲吗？要是我，早就给他娶媳妇了。如今这年头，无论对谁的生活，都得严厉地监督，人人都自我主张那哪行。说起思想，真是五花八门，可做起事来，却该挨骂。年纪轻轻的，礼拜也不去做，从来不去公共场所，鬼鬼祟祟地聚在角落里嘀嘀咕咕。为什么见不得人呢？那些在角落里搞的秘密，都是因为冲昏了头脑……”
符拉索娃的邻居，铁匠的妻子，现在在工厂门口摆食品摊的玛丽娅·考尔松诺娃，在市场里碰到母亲的时候，也是同样地说：“符拉索娃！看住你儿子！”
“怎么啦？”母亲问。
“外面有闲话呢。”考尔松诺娃神秘兮兮地说，“不好啊！人家都说你儿子组织了一个鞭身教一样的团体！据说这叫做结党，要像鞭身教徒那样相互鞭打……”
母亲把这些话全告诉了儿子，他一声不响地耸了耸肩膀，霍霍尔却发出了洪亮而柔和的大笑。
“姑娘们也在生你们的气呢！”她说，“无论在哪个好姑娘看来，你们都是好对象，酒也不喝，又会干活，但是你们却理都不理她们！她们在说，你们这里有些城里来的品行不良的姑娘……”
巴威尔厌恶地皱起额头，感叹了一声。霍霍尔也叹息了一回。
母亲独自陷入沉思，巴威尔那种僧侣一般的冷峻，使她觉得不安。她看见年纪大一点的朋友——譬如霍霍尔——都听从他的劝告，但是她觉得，大家虽然都怕他，但都不喜欢他的那种刻板。
有一次，她已经躺下睡觉的时候，她听见儿子和霍霍尔在低声谈话。
“我喜欢娜塔莎，你知道吗？”霍霍尔突如其来地低声慨叹。
“我知道。”过了一会儿，巴威尔回答他。
可以听见，霍霍尔慢慢地站起身来，开始在房屋里踱步，他的光脚板把地板踩出声响。过了一会儿，再次听见他那低沉的话音：“她知道吗？”
巴威尔沉默不语。
“你认为怎么样？”霍霍尔压低了声音问。
“她是知道的，”巴威尔回答，“所以她才不乐意到我们这里来讲课了……”
霍霍尔重重地在地板上踱着，屋子里重新回荡着他的口哨声。过了片刻，他问：“假如我告诉她……”
“霍霍尔，你得把你所期待的事情好好想一想。”巴威尔慢悠悠地说，“就算她也在爱你——这我不敢肯定——就假设是这样吧！那么你们两个可以结婚。这种结合确实有趣——知识姑娘和一个工人！于是生了孩子。到那时候，你只得一个人做工……而且，要干许多的活。你们的日子，就会变成只为一块面包、只为了孩子、只为了住宅而过活，在事业上——再没有你们的份了，两个人一块都完了！”
于是变得静寂无声。过了片刻，又听见巴威尔似乎比先前柔和的声音了。
“这些念头，你最好全部放弃，安德烈。别使她觉得为难……”
安谧的夜，挂钟的钟摆清楚地摆出每秒的声音。
母亲觉得霍霍尔怪可怜的，她想为他哭一场，但是她更可怜自己的孩子。
母亲将脸伏在枕头上，无声地哭泣起来。
第二天早上，母亲觉得安德烈更加矮小、更加可爱了。但是自己的儿子却是那样瘦，身子挺得笔直，一声也不响。从此以后，母亲就改口叫霍霍尔为安德留沙了，其中包含着怜悯的柔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