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 11 月 30 日 晚， 伦 敦 上 空 一 片 血 红。500 英 尺 高的火焰借着大西北风在高空蔓延。约瑟夫·帕克斯顿的水晶宫——十九世纪中期对更加透明、包容万象的工业世界的希望——陷入火海。尽管采取了上百种措施，消防泵、消防队员、警察等等，帕克斯顿的玻璃宫殿，连同 293，655 片玻璃，因为消防专家们所称的疾风与可燃的木质地板的“漏斗效应”，仍然迅速熔为一堆玻璃铁渣。《每日邮报》一名记者从飞机上目睹了这场大火，称其“像火山喷发一般”。49 从伦敦北部的汉普斯特德希思（Hampstead Heath）到南部的布赖顿（Brighton）和马盖特（Margate），均可看到这场大火。约有 50 万民众目睹了伦敦南部的水晶宫焚毁。当晚九点，连国会部长都延后下议院的讨论，从威斯敏斯特宫的会议室和露台观看。
他们见证了国际主义者阿尔伯特亲王梦想的破灭。但是，这次毁灭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是对已经死去半个世纪的尸体的掩埋。当水晶宫在 1854 年从海德公园搬到希德纳姆之时，约翰·拉斯金评论称其“趾高气扬，承载着永无止境与势不可挡之力量的希望”。拉斯金认为阿尔伯特亲王崇信通过技术与科学联合全人类的想法是盲目的，看来他的警告是正确的。十九世纪末期，水晶宫试图建立后世硅谷所谓的“可行的商业模式”。
然而，帕克斯顿的建筑仍然渐趋低迷并陷入负债；到 1911 年终于宣告破产。更为讽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栋玻璃钢铁建筑甚至更名为“海军舰队水晶宫（HMS Crystal Palace）”，被用做对德大战的海军营区。
1936 年，阿尔伯特亲王的梦想不仅在伦敦南部毁灭，也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毁灭。他对工业化的信心以及对技术与科学将联合全人类的信仰，已被证明是一种悲哀的误导。诚然，阿尔伯特亲王在那个机械化的年代是正确的，但是，模拟网络将诞生出新的一致性与社会组织，他关于历史“精彩过渡”的梦想，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被证实只是离噩梦更近一步。
正如社会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国家和国家主义》中所论述，工业革命导致了国家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的大爆炸，“工业社会中，工作不仅仅意味着自然物质的移动；工作的范式已经不再是犁地、收割、打谷子。”盖尔纳认为，“基本而言，工作已经不再是物体的操作，而是信息的操作，通常包括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或者对机器的操纵与控制。”50新的公路、轨道、电报线网络以及机械化印刷机，确实为信息的分配提供了必要的结构，并借此以一个形式上联系更为紧密的社会替代了旧式的、分裂式的农耕世界。但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主流语言，不是世界语或通用计算机代码，而仍是各国独有的意大利语或德语等等。这些语言及其相应的永久的文化传统与历史，将我们禁锢在各自狭窄的语言族群之中。这些语言不能联合全人类，而是将人类导向了一个单民族国家的时期、一个新型假想社群。人类可另行定义：这样的国家不仅排斥相邻国家，而且排斥各自社会内部的少数民族。
以德国的近代史为例。当优秀的国际主义者阿尔伯特亲王1861 年去世之时，其童话国度萨克森 - 科堡 - 哥达还是巴伐利亚（Bavaria）南部德意志联邦的一部分。1870 年的德法战争中，巴伐利亚加入了俾斯麦统治的普鲁士王国。1871 年，德意志统一达到高潮并宣布独立。德国 1871 年至 1914 年间的历史，一方面有非常成功的工业革命主导，另一方面又受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支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导致国家社会主义上升，以及末世集体同一性来势汹汹，混合着中世纪的英勇无畏精神，一并将矛头对准了犹太人。而这里，曾经是阿尔伯特亲王视为理想的现代性和国际性的象征。
1936 年堪称水晶宫彻底毁灭的决定性一年。这一年，德国纳粹夺权，穷兵黩武地将最新的科学技术投入国家装备。然而，在德国，真正血雨腥风的夜晚是水晶宫毁灭的几年之后的 1938年 11 月，纳粹党发动了“水晶之夜”（字面意为“碎玻璃之夜”），这是一场由国家授意的活动。这天夜里，暴徒们捣毁了德国犹太人的财产，砸碎了他们住宅和店铺的窗玻璃；这天夜里，四分之一的德国犹太人被逮捕，投入到我们今天称之为“集中营” 的“原始”高科技监狱。四十八小时的暴乱，砸碎的玻璃不计其数，以至于比利时所有的玻璃生产商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进行生产以便更换。但是，“水晶之夜”只是对异族暴力与仇恨的开始。其后，又一场世界大战发生，并且出现了诸如奥斯威辛（Auschwitz）和贝尔森（Belsen）集中营之类的工业化死亡营——它们以阿尔伯特亲王即便在噩梦之中也想象不到的最新科技进行装备。
关于死亡营的构造，最令人震惊的是其对边沁功利主义两大支柱——社会效率与集中计划——的误用。“据说贝尔森集中营看起来就像一座原子研究站或是一座精心设计的电影摄影棚。”《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曾猛烈抨击边沁的“监察室”：“边沁兄弟已死去几百年之久，但其圆形监狱的精神，塞缪尔爵士（Sir Samuel）劳教所的精神，仍然向着陌生而恐怖的目标前进。”51
与此同时，在纳粹德国的东部，俄罗斯帝国从十八世纪凯瑟琳大帝——塞缪尔·边沁（Samuel Bentham）的赞助人——的开明专制退回到二十世纪约瑟夫·斯大林的东方专制。在这个奥威尔对“真理部”、“脸罪”、“孑存”以及“老大哥”进行黑暗沉思的集中式“美好”新世界里，科技正以一种噩梦般的方式展现并将国家变为一个完全透明的“劳教所”。
以人类同胞的乌托邦语言和工人阶级的大同友谊为体现的苏联革命，已经为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所破坏。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述，其真实影响是导致个体隔离与社会联系日渐弱化。1936 年 11 月，当伦敦上空血红一片之时，斯大林版的“大展览”——由其所谓的“机关成员”（斯大林强行“五年计划”的执行者）主导的莫斯科审判秀——达到其血腥展览的白热化阶段。
“机关”所创的，是一个“摄像头永久运转，监视孔从不关闭”的体系。即使在斯大林死后，“老大哥”仍然当权。例如，在东德，上万的民众征召为“史塔西”秘密警察监视其左邻右舍。“机关”扼杀个人隐私：它将社会变为一个剥夺独立思想自由的透明监狱，将东德变为“斯科特·弗格森（ScottieFerguson）”审视他人生命的“眩晕”国家。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尔斯·弗里德（Charles Fried）说，隐私与尊重、爱、友谊及信赖紧密相关，是个体建造其“最基本（社交）关系”52 的“氧气”。“机关”所掐断的正是这个“氧气”，并因此毁灭了原本存在于人类之间的尊重、爱、友谊和信赖。并且，在奥威尔《一九八四》中臭名昭彰的 101 号房，“机关成员”最终消除了温斯顿·史密斯对裘利亚的爱，使他成为“人”，并给予他对未来的希望。
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现实悲剧：无爱，代之以仇恨；无友谊，代之以个体隔离与彼此出卖、恐惧及怀疑。对未来的希望已经泯灭在杰里米·边沁那骇人听闻的、无所不知的“监察室”式社会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