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画叫做《1849 年 7 月之旧金山》。它是阿尔伯特·比兹塔特（Albert Bierstadt）按照“绿潮”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风格绘制的一幅画，展现了旧金山湾旁边海风吹过农舍的风景。它的前景是一匹马和两位骑手，远处隐约浮现出一片秃山。这幅引人注目的十九世纪乡村景象是应用北向透视法来绘制的——画家从南半岛来勾画旧金山，视角取自岱伯洛（Diablo）和圣克鲁斯（Santa Cruz）山脉之间的山谷。在二十世纪，这片三十平方英里的区域被称为圣克拉拉谷，也就是今天著名的硅谷。
时光飞逝，百年已然过去。旧金山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时，那个旧金山湾旁边被微风拂过的村庄已俨然发展成一个欣欣向荣的技术和工业大都会以及船舶、国防和电子工业的制造中心。
两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老同学正在凝视着这幅画［十九世纪的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曾在这座半岛上创立了斯坦福大学］。一位头发灰白、略显寒酸的前旧金山探员约翰·斯科特·弗格森（John Scottie Ferguson）正站在这幅画的旁边，而另一位衣冠楚楚、蓄着小胡子的造船大亨加文·埃尔斯特（Gavin Elster）正坐在他办公桌的后面对这幅画评头论足。
这幅简单画作和埃尔斯特的豪华办公室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位代他年轻妻子的家族掌管造船厂的中年实业家埃尔斯特，正坐在一张豪华红木办公桌的后面，而办公室的装饰也极尽奢华。办公室的实木墙面上挂着珍贵的图画，桌上也摆着精巧的航船纪念品。埃尔斯特办公桌背后是一面可以一览整个厂区的巨大窗户；这令它幻化成为杰里米·边沁笔下的“监察室”。通过这面窗户，大亨可以察视整个造船厂——从回转的起重机、半完工的船体到那些被这个大型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所雇佣的一群造船工人。
两个男人正在比较十九世纪中叶的农业化旧金山和二十世纪中叶的工业化旧金山。“唔，旧金山变了很多，”埃尔斯特以一种和他黑色西装一样精心修饰过的口气说道，“这里对于我的意义也消失了。”
“就像这些吗？”斯科特答道。他舒展手臂，靠近这幅《1849年 7 月之旧金山》。
“是的，我很向往那里。”埃尔斯特坦言，他坚定的声音似乎要淹没外面造船厂起重机的嗡嗡声。他缩回自己的皮椅中，眼睛向天花板望去，并补充道：“色彩、兴奋、权力和自由。”
乍一看，富有实业家和普通前探员之间的对话像是两位命运截然不同的大学老同学之间的私下社交谈话，但实际情况却是大相径庭。与这个公开对话有关的每一件事都是谎言，连一句真话都没有。
第一个谎言是，我们看到的是虚构的故事，而不是现实生活。加文·埃尔斯特和斯科特·弗格森的这次会晤实际上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 1958 年推出的《眩晕》电影中的一个片断——二十世纪中叶，好莱坞电影中的一个精心制作并完美演绎的片断，而我们广大观众的角色就是付钱欣赏专业演员们表演虚构人物的私生活。由派拉蒙（Paramount）工作室出资制作的这个场景中的每件东西都是捏造出来的——从假办公室、2 假画到两个男人之的虚假对话，3 再到由吉米·斯图尔特（JimmyStewart）所扮演的假斯科特·弗格森以及由汤姆·赫尔莫（TomHelmore）所扮演的假加文·埃尔斯特。《眩晕》这个场景之中没有任何明显的事实，而是螺旋般的一系列谎言。4这幅洋溢着田园风光的画作本身也是一个谎言。1849 年 7月的旧金山并不是一个乡村天堂，它更像是一个原始工业式的城市地狱。18 个月之前，也就是欧洲革命失败的 1848 年初，加利福尼亚仅有 12，000 个居民，而这时候才是埃尔斯特办公室墙上所挂画作中描绘的田园风光。但在 1848 年 1 月 24 日，一位名叫詹姆斯·马歇尔（James Marshall）的古怪木匠在萨特锯木厂（Sutters Mill，位于距旧金山湾东北部五十英里之外的塞拉山脉的山麓上）附近的美利坚河（American River）上发现了黄金。
到 1848 年 12 月，波尔克（Polk）总统在他向国会提交的咨文中确定了这一传闻，从而引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淘金热，以至于到了 1849 年，日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旧金山的人口有时每隔十天就能翻倍——这种辉煌而短暂的社会发展速度甚至可以与150 年以后 Facebook 社群相抗衡。仅在 1849 年就有 500 艘船离开东方港口前往旧金山湾；船上搭载着数以万计的梦想家——佩吉·努南笔下的“赌徒、恶人、废物、长嗣文化中的老三”——所有人都设法逃离他们的过去，并奔向他们生命中的第二春。
甚至埃尔斯特对《1849 年 7 月之旧金山》所向往的“色彩、兴奋、权力和自由”也是一个谎言。与佩吉·努南对历史的解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记录后期一系列非理性繁荣事件的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曾经提到：“美国生活没有第二春。”5 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句话适用于大部分的“1849 年淘金者”，正如它也适用于美国历史上所有其他疯狂时期的参与者一样——从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
中所记录的 20 年代的华尔街炒股热，到 60 年代反主流文化的非理性繁荣，再到 90 年代的“。com”热潮。
“这是伊利亚特式的淘金热，一场去往彼岸的灾难性征程。”6凯文·斯塔（Kevin Starr，曾创作了多部广受好评的描写加利福尼亚历史的著作）如此描述 1849 年的旧金山。实际上，和加文·埃尔斯特一样，这些十九世纪的淘金客爱上了一些在很大程度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正如格雷·布里金（Gray Brechin，另一位专门编写旧金山历史的作家）曾说过的：“大部分人极其失望地离开了矿区。”7 到了 1849 年夏天，旧金山已成为一个充斥着流浪、酗酒、疾病、自杀和谋杀的高科技采矿营地——一个装满了众多破灭梦想的孤寂坟场，而不是埃尔斯特所向往的充满“色彩、兴奋、权力和自由”的田园式社区。
但是，第三个谎言最为致命。在希区柯克的《眩晕》当中，斯科特掉入了埃尔斯特设下的陷阱，并爱上了一具尸体。在邀请前探员到他办公室之前，造船大亨就已经知道斯科特曾因为无法阻止同事从旧金山的一处屋顶上坠楼身亡而患上了恐高症，哪怕站在椅子上都会引发一种无法抗拒的眩晕感，这时候斯科特周围的世界会转得越来越快。这种病症令这位前探员无法再从事先前的工作。他在社会中已是一个无用之人。
所以，在表达了他对《1848 年 7 月之旧金山》的虚假向往之后，埃尔斯特捏造了一个关于他妻子玛德琳着魔于其自杀身亡的十九世纪祖母的故事，并聘请斯科特跟踪他年轻美丽的妻子。于是，斯科特·弗格森踏上了“去往彼岸的灾难性征程”。您看，斯科特穿梭于旧金山街道所跟踪的金发美女是一个陷阱。你所看到的玛德琳·埃尔斯特绝不是她自己。与如今社交商店里的技术所不同的是，她是假的，是用来诱骗和胁迫斯科特的。
马克·扎克伯格曾经过说：我们所有人只有一个身份。与之相反，玛德琳有两个身份，这位曼妙的金发女郎同时也是朱迪（Judy）这位粗鄙的褐发女人。她听从了埃里克·施密特的建议，对她自己进行了彻底改造。与玛德琳·埃尔斯特不同的是，她实际上是埃尔斯特的年轻情妇，一位来自堪萨斯州、有着一头深色头发、名叫朱迪的售货员。通过染头发并穿上精心设计的服装，8 朱迪·巴顿（Judy Barton）9 实际上只是在客串船坞女继承人的角色。
一开始，计划实施得天衣无缝。斯科特变成了杰里米·边沁笔下的偷窥狂——无所不在的监视探头、玛德琳的影子以及关注她一切行踪的监察员。他先跟着她来到了旧金山多罗丽教堂（Mission Dolores Church），并躲在一个墓碑后看着她把鲜花放在那个十九世纪祖母的墓前。然后他又跟着玛德琳来到了荣誉军团艺术宫博物馆（Palace of the Legion of Honor Museum），并藏在一扇门的后面观察这位中了邪似的年轻女士一直盯着她祖母的画像——这位戴着珠宝的美人与玛德琳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她可能是在自我陶醉般地看着一面镜子中的自己。
前探员不仅饱受恐高眩晕之苦，同时也患上了偷窥强迫症——我们可称为“社交眼”的一种症状。他所能做的就是盯着玛德琳。对于吉米·斯图尔特所扮演的斯科特·弗格森这一角色，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如此阐述道：“他不需要表达情感，他只要看着就行了——三百次或四百次。”10实际上，斯科特被朱迪重新演绎的旧金山女继承人的身份完全迷住了。当这位金发女郎梦呓般地跳入金门大桥下的海水中之后，他纵身一跃将她救起，并爱上了她。之后，谋杀罪行开始揭露。埃尔斯特杀死了他的真正妻子，并在假冒的玛德琳导演一出自杀戏的同时将她的尸体从一座教堂的钟楼上扔了下去。
与此同时，患有恐高症的斯科特由于无法跟随玛德琳走上旋转的钟楼阶梯并因她的惨死而受到双重打击，患上精神分裂，被送入旧金山的一家精神病院。
许多批评家认为《眩晕》是希区柯克对人类状态最惊悚的调查，11 而批评的原因在于伪造自杀事件之后不能抹去的一系列场景。斯科特从精神病院出院之后，意外地在旧金山的一处街道上遇见了已被埃尔斯特抛弃的朱迪·巴顿。见到了朱迪的斯科特就像见到旧爱一样（如果有面部识别技术，他也许就可以识别出她的真实身份了），他结识了她，并强迫朱迪将头发染成玛德琳头发的颜色，穿上玛德琳常穿的衣服。这样，来自堪萨斯州的店员再次变成了船坞女继承人。而眼中人人皆是挚爱玛德琳的斯科特，第一次复活了一具尸体，并开始和她相爱。在《眩晕》的倒数第二个场景中，斯科特终于揭开了残酷的真相。正当朱迪重新开始扮演玛德琳的时候，一条玛德琳曾经戴过的血红色项链出卖了她。这是电影中最难忘的几秒钟。
最后，他看到了这位妇人的真正面目——一个冒牌货以及谋杀案的帮凶。当他平静地发现这出罪行时，镜头定格在既是无辜帮凶同时也是受害者的斯科特的半张嘴巴和一眼不眨的蓝色眼睛。12 起先，他的顿悟——意识到他曾信以为真的每件事都是假的——似乎让斯科特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希区柯克就是希区柯克，这种如释重负最后被证明是一个“误会”。
在电影的最后一个场景中，斯科特驱车向罪行发生地——旧金山南部的十八世纪圣胡安（San Juan Bautista）传教团的居住区——驶去的路上，这样告诉朱迪：“做完这最后一件事，我就可以摆脱过去了。”
斯科特一边努力克服对高度的恐惧感，一边气喘吁吁地告诉朱迪：“常人一般不会有第二次机会，而你就是我的第二次机会。”他拖着朱迪回到了玛德琳·埃尔斯特遇害尸体被扔下的教堂钟楼的旋转阶梯。但这其实并不是第二次机会，正如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提醒我们的：它们大多是变幻莫测的美国生活中的幻象。
所以，《眩晕》并没有让斯科特彻底摆脱过去，而是以第二具尸体结束了电影：朱迪因为惊恐而从钟楼跌落，斯科特的所有梦境也随之死去。因此，希区柯克背后的《眩晕》躺着两具伟大的尸体，又或许是三具——如果您将斯科特·弗格森也计算在内的话——因为这个被欺骗的孤独灵魂爱上了不曾存在，同时也不可能存在的“凯米拉”（Chimera，希腊神话中的虚构怪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