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情景规划过程要从考虑当今世界的驱动力量开始。对驱动力量的考虑将使我们找到数量大得惊人的预先确定的因素，以及相同数量的关键不确定性因素。在这里，我已经把它们按照主题进行了归类。
混合的政治联盟：战后时期已经结束，冷战也已终结。
经济力量变得比军事力量更加重要。考虑到它的未来，德国似乎更加关注东欧和前苏联，而不是它的前政治盟友——美国，统一后的德国将会成为一个经济的火车头，而且会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欧洲大陆的政治力量将会通过持续渐进的平衡艺术去统一许多多样化的经济体系，也可能会包括前苏联在内。
同时，建立在两国的跨国公司互相投资、共享市场以及战略联盟基础上，日本和美国在本质上已经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之中。尽管双方都存在着政治怨恨，但彼此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能把它们分开：
无论喜欢与否，美国和日本都被捆绑在了一起。一个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是这种联盟的形式，是一个激烈的、冲突的联娴？还是一个强大的、平衡的伙伴关系？有些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家认可后者。例如，1988年12月，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讲中，美国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提出了建立一个“为了发展和民主的太平洋联盟”的设想，这个联盟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南朝鲜、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布拉德利说：“贸易已经使太平洋沿岸地区成为战后唯一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布拉德利提议的联盟中，既包括工业化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那种传统划分正在迅速消失。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新的自由贸易谈判就是一个征兆；欧洲共同体吸纳了像土耳其这样的邻国则是另一个征兆。如果这个趋势继续的话，将有可能对印度和拉丁美洲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可以选择怎样加入一个新的联盟。
在一个具有更强大的区域性政府的世界里(比如欧洲共同体)，一个不确定性因素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组织的角色，比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组织将有可能不再是必需的，虽然它们仍会以逐步退化的方式存在，但其角色可能会被竞争性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所取代。由于未能维持更加全球化而不是更加区域化的长期发展，这些组织将会相当大地减缓全球化的进程。相反地，环境问题可能会使世界性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关贸总协定)变186情景规划得更强大，因为环境问题是一个不会区分国家或地区边界的全球性危机。如果市场法则优先于国家利益，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对于想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的公司来说，脱离全球经济和政治组织可能会预示着困难将逐渐增加。区域性壁垒和政治可能会控制商业环境的发展演变。
技术爆炸：技术的快速革新将会继续。作为人类社会追赶时代步伐的一种方式，教育的角色将日益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已经认识到它们的金融状况要依靠教育，教育水平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得到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美国的教育系统正处在衰退之中，但对于韩国和新加坡来说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我们不知道哪一种新技术会被狭隘的自私自利所抵制(像底特律抵制节能汽车一样)，我们也不知道哪种新技术将会很危险，以至于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控制(像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一样)。从计算机、晶体管、激光和传真的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必定会产生几项足以改变世界的技术创新，而在80年代，除了少数几个科学家之外，几乎不会有人听说过这些。
尽管存在着令人烦恼的全球性问题，但只是技术上强劲的变化就足以保证全球的繁荣。在预测的历史中，最经常发生的失败就是严重低估技术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能处在能够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巨大的技术变迁过程中，研究开发步伐的加快和诸如分子工程等的“纳米技术”的发展，又为这种技术变迁提供了动力。到90年代末，随着在生物分子
水平上进行操作的能力的不断提高，遗传医学可能会腾飞。
在工业材料的制造中，几乎可以实现无法想象的原子水平上的精确制造。因为材料的精确是一个公认的事关质量和生产效率的因素，材料在原子水平上的精确制造可能会极大地促进更好的、生产效率更高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改善基础设施又是一个事关生产率和利润率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全球实用主义：不论采取什么方式，一个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总要超越旧观点，或者是“左”对“右”，或者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你不仅仅会在改革中看到其影响，而且也会在罗纳德·里根令人惊讶地乐意去进行武器条约谈判，以及乔治·布什所表现出来的对意识形态的谨慎中看到其影响。
伊朗的阿亚图拉(Avatollah，伊斯兰教中，对什叶派领袖的称呼——译者注)已经从以色列购买了武器，最近全世界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普遍谴责实际上源自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全球经济联盟成员的石油生命线几乎都穿越波斯湾，这使得在石油上拥有共同利益的成员都去捍卫自身的利益。
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都已经从80年代早期的债务危机中学到了东西，那些以保护国家主权、就业机会和消费为幌子抵制变革的人，却失去了他们想要去保护的对国家的控制、工作和收入。对变革的情绪是预先确定的，也就是我们不能想象任何与之相矛盾的可能的情景，除非是像前苏联、中东和南亚地区发生的区域文化冲突会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广泛更重要的角色。
全球实用主义的下降带来了信仰结构的丧失和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而在日本，举例来说，则会出现一个新的非常富裕的阶层。
人口统计：我们已经在第7章提到了全球青少年的增长，即到2000年会有20亿青少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亚洲、南美洲和非洲。同时，工业化国家面临着人口增长的下降，或者根本就是人口的衰减。在那些工业化国家，人均收入是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水平的40倍，并且有证据表明这种差距仍在进一步扩大。因此，90年代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移民潮，因为很多人都想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到工业化国家去。
在美国，伴随着欣然接受社会变革的倾向，婴儿潮的绝对规模会在其成员年龄达到40和60岁时出现不确定性。这一代人中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已经学会怎样在60岁时退出，一旦度过了主持家政和从事家庭教育的阶段，在下一个10年，他们又会回复到像以前一样不符合传统规范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20～34岁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也会更少。初级工作岗位的探求者、大学生以及年轻的夫妇会明显地感到他们缺乏亲友。但是，人口下降可能会被移民数量的增加所抵消，例如来自墨西哥的年轻人。
各国将如何应对90年代极其重要的移民问题呢？我们不知道。新的移民会不会被有效地吸收到人才库中，从而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呢？或者，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因其与新的移民目的地具有不同的种族背景，从而将会挑起世界范围的种族冲突？像前面所提到的，对于商业活动来说，由于要
与包括顾客或者雇员在内的大量的人打交道，这种新的跨文化现实将会给大部分由男性白种人组成的管理层提出显著的新要求。理解那些新顾客和新劳动力的需求将需要相当水平的文化敏感，而这也正是大多数人所缺乏的。
能源：对于政治事务、技术和全球生态而言，人们消费的能源总量则是一个有力的驱动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两个驱动力量将会抑制能源的消费，即感觉到效能提高所带来的价格实惠，以及能源消耗对环境的破坏。在这里，人几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力量，举例来说，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仅拥有一辆小型摩托车的话，全世界每天的石油需求量将会超过200万桶。幸运的是，在今天，燃料的使用比20年前更有效率了，自1973年由石油输出国组织策动的石油价格危机爆发以来，石油需求量的减少已超过了一半，也许这可以解释其中的原因。如果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后果导致了石油价格的狂飚，那么也可能会进一步促进效能的提高，因为它们变得更加经济合理。
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无疑会推动对能源的需求，但是，那些国家能源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怎样却是不明确的。
如果石油价格长时间保持很低的水平，市场就会浪费能源效能的提高需要事前进行投资。幸运的是，大多数国家都充分地征收了能源税，消费者并没有经历价格较严重的下降。
与此同时，技术上也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包括“每百英里一加仑油耗”的汽车、新的高速网络，以及磁悬浮列车。较低的石油需求为开发新的和尚未被开发的能源赢得了时间，例
如大规模太阳能以及(可能的)下一代核能的利用。特别地，如果石油价格继续上涨，且纳米技术研究能认真地开展下去，那么能源开发中的技术进步就会持续。我们可以期待具有更高效能的太阳能电池、更小规模的核电站(特别是在提倡使用核能的国家，如法国、德国以及日本)，以及使用燃料电池或者燃气涡轮的小规模发电机。如果上述设备以足够大的数量出现，那将意味着构成工业文明基础的输变电网将结束其使命。家庭将仍被连在一起，但相互连接的本质将会改变，并且区位经济也将不同。
虽然世界或者某一地区将仍然继续经历基于地方政治的破坏，例如中东地区或者当地对经济发展的抵制。但从长远来看，能效上大的提高，以及能源供应选择余地的激增，将意味着经济可能会不再经历来自于可利用能源的匮乏的根本性和长期性限制。
环境：从值得信任的大气科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警告来判断，像全球气候变化这样可觉察到的潜在危机，不幸地成为了预先确定的因素。即使科学的现实仍然保持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感知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它们的结果又是不确定的。世界环境学家和技术专家会开发一个有效的反应，以通往一个更清洁、更有效并且更富裕的世界。或者将会有一个无效的反应，因其太小或者太迟，而导致一个肮脏的、衰败的环境，人们纵然有满口袋的财富，也还需要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源。一些人仍然认为，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如果他们是对的，答案也将是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更
适度的行动。在本章的每个情景中，环境问题都很突出。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已经感到，公众对环境的关注作为驱动力量是相当确定的。但我们不知道人们是否会关注区域性的问题(例如空气和水的质量)，或者是全球性的问题(例如温室效应)。环境问题是否会如此严峻，如此迅速，以至于所导致的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将迫使很多国家进入危机状态呢？或者，科学家们会发现，全球环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虚警，仅留下一些明确的问题，例如有毒的废弃物，但会允许人们用时间和各种办法去解决？或者其他的问题，例如经济衰退后的复兴、失业或者通货膨胀将会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就像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时那样。
全球信息经济：信息技术将会创造新的组织形式。尽管信息技术的影响会波及到每个公司和家庭，但是金融、娱乐和通讯产业引领了这次变革。工业和自然资源将仍然是重要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服务”取代了“物体”的后工业经济，但在其中，关键的经济关系将会改变。全球电子交易创造财富的速度将会比工业和服务快得多，在这样的社会中，信息的交换，而不是财富的拥有，将成为对财富的新的定义，比如，世界票据融资交易已经是实物贸易交易的10倍。
白手起家创建其工业体系的半工业化国家，可能会使用具有“智能”技术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去赶超今天的一r业化强国。发达经济体将通过服务和信息等非工业行为追求更多的增长，因为这些非工业行为会消耗更少的能源。
向全球经济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这暗示着区域性的货币，例如，单一的欧洲货币，将最终过渡到“WorlldEX”(世界交易单位)。但是我们不知道，全球经济发展得将有多快，或者是否会被旧的政治结构或市场动态所支配。全球经济发展的命运取决于一系列政治问题，例如电信标准的变化和国际证券交易的规则。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改革的结果绝对不是预先确定的，新的日本和新的德国的全球政治角色同样也是不能预先确定的，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财政赤字比80年代更易于管理吗？1992年以后欧洲将会如何发展？90年代早期经济衰退的影响将会是什么？拉丁美洲的增长潜力是否能将其从债务负担中解脱出来？亚洲的“老虎”是否将会遵循日本的模式而成为新的工业化强国？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20世纪90年代将会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快速变革的时代，比起80年代早期到中期来说，90年代会更加不安定。回想起来，人们会说，90年代真正“开始于”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在充满不确定和骚乱的转型的10年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肯定会成功。每个国家，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都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来自于彼此的竞争，也来自于需要去适应不断出现的新的游戏规则。
在全球商业网络，我们选择90年代中期作为设计远期情景出现不同的时间点。在即将到来的几年里，将仍然会受到历史惯性的限制，例如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和将东欧整合进西欧的要求。但是作为最近的经济衰退所产生的遗产，直到90年代中期，当我们进入一个将会作出很多选择，以便
为长远的未来设定游戏规则之时，这种可能性才会展现出来。我们选择大约10年后的一个有利位置去观察这个结果，现在就让我们以三个可能的情景来描绘2005年的世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