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69年1月26日，身体和精神都已经遭受重创的梁思成终于迎来了“新生”，因为这一天中共中央转发的清华大学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文件，被清华大学工宣队特意派人前往北京医院向梁思成作了细致而全面的传达。在这份文件中，对于知识分子给出了五条出路：1.对一般知识分子；2.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3.对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的政策；4.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政策；5.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其中，关于梁思成的政策应该属于第4条，对此在这份文件中有这样的内容：
这些人不是特务、叛徒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但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在学术领域内大搞封、资、修和“三脱离”的一套货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重要支柱。……他们人数不多，流毒很广，影响较大。其中原土建系主任，一级教授，建筑学反动权威梁思成；原副校长，一级教授，机械学反动权威刘仙洲；力学反动权威钱伟长尤其如此……
宣传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的教导，选定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三个典型，发动师生员工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抓住他们的要害问题，紧紧围绕着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集中批判了他们的学术是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使师生员工受到了很大教育，认识到“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的伟大真理。……
二是在批了之后，不再让他们在校、系等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权，但教授的头衔可以保留；身体好，能做点事情的（如钱伟长）要用，他那一套体系必须砸烂，但在分体上，还有用，应有所取。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如梁思成、刘仙洲），也要养起来，留做反面教员。……
听完文件传达之后，一贯写日记的梁思成这一天在日记本上没有留下一个字。从此，梁思成陷入了无法自拔的落寞与孤寂之中。
陷入无尽落寞与孤寂之中的梁思成，应该感谢一个坚强的女人——林洙。所以，在状写梁思成落寞之惑之前，实在有必要细致写一写梁思成与林洙的黄昏之恋，虽然他们的恋情在当时乃至于今天依然存有反对与非议之声，但客观存在的事实还是不要回避为好，这正如杨永生先生所说，“关于林洙与梁思成的婚姻……别人不应再说什么”。
关于林洙与梁家的渊源，应该追溯到公元1948年的那个初秋。祖籍福建、年龄不足20岁的上海小姐林洙，跟随男友、清华大学建筑系年轻教师程应铨来到了梦想中的北京城，她到北京来是希望能考入清华大学学习建筑的。不料，林洙的这趟北京之行不仅没能如愿以偿，还因此而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在林洙到北京后的人生旅途中，虽然有过无尽的苦涩和酸楚，但也有过无尽的幸福与欢乐，苦涩和酸楚来自于诸多方面，而幸福与欢乐则来自于她的第二任丈夫——大名鼎鼎的梁思成。当然，林洙与梁思成的结合不仅使她获得了无尽的幸福与欢乐，也让她承受了别人难以承受的苦难和艰辛，甚至是亲人、朋友和社会的无端指责与非议。不过，对此林洙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中这样写道：“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并感谢上帝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每当想起梁公在最后的岁月中所受到的屈辱与折磨，我就更加庆幸自己能在那样的时日陪伴在他身旁，带给他最后的一点慰藉与温暖。”对于林洙所说，杨永生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予以认可，他说：“事实证明，梁先生与林洙结婚是他晚年个人生活上唯一正确的选择。否则，恐怕不要等到1972年，1966年就会被‘文革’折腾死了。幸亏有林洙的照顾，才活到71岁。”如此说来，林洙应该是梁思成在人生落寞岁月里的最后一抹亮色。那么，林洙是如何走进梁家的呢？
公元1948年仲夏，林洙来到清华园后并没有前往新林院8号拜访梁思成和林徽因，虽然之前程应铨已向同乡林徽因写了引荐信，但林洙因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没有开设先修班，再加上对梁林俩人的学识和威望过于崇敬而自卑地不敢前往。然而，当林徽因得知林洙已经来到清华大学时，便让人传话请她到家中相见。于是，在这年初秋的一个早上，林洙满怀欣喜而又忐忑不安地来到梁家，接待林洙的是她早就闻名的“美人”林徽因，这时梁思成因为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参加院士名衔的颁授典礼而没有回来。于是，林洙与林徽因有了第一次接触，并因此而得到林徽因随后提供的多方面支持和帮助，小到住宿地方的安置和帮助补习英语，大到林洙与程应铨结婚时的费用，林徽因都以一个同乡长辈的身份予以特别关照。对于林徽因的第一印象，林洙说：“我承认，一个人瘦到她那样很难说是美人，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仍旧认为，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最有风度的女子。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热情。她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我不能想象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能迸发出那么强的光和热；她的眼睛里又怎么能同时蕴藏着智慧、诙谐、调皮、关心、机智和热情。真的，怎能包含那么多的内容。当你和她接触时，实体的林徽因便消失了。感受到的是她带给你的美和强大的生命力。她是那么吸引我，我几乎像恋人似的对她着迷。”
与林徽因第一次相见，林洙便像“恋人似的”“爱”上了林徽因，而等到她与梁思成邂逅时又是怎样的情景呢？对此，林洙也有生动的描述：
有一天我正走在建筑系的楼道里，迎面来了一位中年人，他身材瘦小，有些驼背，穿一身考究的西服，戴着一副宽边大眼镜，更增加了他那学者的风度。他看来和蔼可亲，诙谐风趣。他向我伸出手，笑着点了点头，又扬起眉毛调皮地说：
“是林小姐？我猜对了吧？这位漂亮的姑娘一定是林小姐。”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虽然我搜不出一个字来回答，但立刻就断定这位亲切的长者是梁公。
此后，林洙成了梁家的常客和熟客，即便是在公元1955年林徽因病逝，以及公元1957年林洙在“整风运动”中与程应铨离婚后，她依然经常得到梁思成的帮助和关照。例如，公元1959年林洙在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图书资料员时，当她得知北京建筑设计院拍摄有大量精美的“国庆十大建筑”图片资料后，曾多次前往求借而未得如愿。于是，当林洙将她想借用这些照片在建筑系举办一次图片展览而请梁思成出面帮助时，梁思成不仅慨然应允，而且当即为她给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沈勃写了引荐信，使林洙的这一想法得以实现。当然，类似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而正是通过这些小事的接触与交往，使两颗当时都处于孤独中的心灵在慢慢地靠近。而使俩人感情得以进一步的升华，那还要感谢吴良镛先生为林洙安排的一项艰巨“任务”——为梁思成整理资料。对此，林洙在文章中记述说：“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吴良镛先生，他问我能否抽出一点时间帮梁先生整理一下资料。我爽快地答应了，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过了好几个月，一天，泗妹（笔者注：指林洙的妹妹林泗）有事要请教梁公，她要我陪她前往。……我想起吴良镛先生要我帮忙整理资料的事，就问梁先生是否需要我帮忙，没想到这句话受到他极大的欢迎。”于是，此后每隔一天晚上林洙便前往梁家帮助梁思成整理已经长久没能处理而堆积如山的图书、资料和信件。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俩人的频繁接触，原本不愿多言且年已花甲的梁思成竟让林洙的心里渐渐地淡漠了长幼关系，而多了一份朋友之间的情谊，但梁思成依然很少与林洙交谈，这使林洙有时感到这项“工作”很枯燥。不过，“彻底改变”林洙与梁思成之间“关系”的，则是一封来自外埠另外一人向梁思成发出的求爱信。对此，聪明而调皮的林洙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那是一封外埠的来信，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来信，说她在出席人大会时见到梁公，十分仰慕他，并关心他的生活。她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便提出要与梁先生结为伴侣，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这么有趣的事，对我来说还是生平头一次遇见，对我当时枯燥的工作来说也是一点提味的盐。我开心得都要唱起来了，我抓过一张纸写上：
亲爱的菖菖
接君来信激动万分。请速于菖日抵京，吾亲往北京站迎迓，请君左手握鲜花一束，右手挥动红色手帕，使吾不致认错也。
菖月菖日
我强忍着笑，轻轻地向梁公走过去，一本正经地递上信说：“您看这样回行吗？您签个字吧！”
梁公接过信开始有点茫然，但立刻就看出是我的恶作剧，等他看完对方的来信，我们相对大笑了起来。我笑得开心极了，又接着逗他说：
“哈哈！您居然脸红了。”他真的脸红了，微微显得有点窘，但又流露出些微得意，假装板着脸说：
“对老人开这样的玩笑，是要被打手板的。”我仍旧笑得很开心，但我发现他脸上竟有一个深长的酒窝。我还看到了他的一双眼睛，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会说话的眼睛，我在小说中见多了，但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现在这双眼睛就像年轻人一样地看着我，他在说什么？我不由自主地避开了他的视线。
后来，梁思成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所要说的话，都在一纸“申请书”中充分地表达了出来。在梁思成那洋洋洒洒的“申请书”中，我们不难看出梁思成在林徽因去世后独自固守那份人间真爱的坚定，也能够感受到梁思成对于林洙的炽热爱恋，故不能不全文引录梁思成那充满深情的“申请书”：
亲爱的朋友：
感谢你最近以来给我做清仓工作。除了感谢你这种无私的援助外，还感谢——不，应该说更感激你在我这孤寂的生活中，在我伏案“还债”的恬静中，给我带来了你那种一声不响的慰藉。这是你对一个“老人”的关怀，这样的关怀，为一个“老人”而牺牲了自己的休息，不仅是受到关怀的人，即使是旁观者，也会为之感动的。
你已经看到这个“家”，特别是在深夜，是多么清静。（你的“家”是否也多少有点同感？）若干年来，我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并且自以为“自得其乐”。情况也确实是那样，在这种寂静中，我也从来不怎么闲着，总是“的的笃笃”地忙忙碌碌，乐在其中。但是这几个晚上，由于你在这里，尽管同样地一小时、一小时地清清静静无声过去，气氛却完全改变了。不瞒你说，多年来我心底深处是暗藏着一个“真空”地带的；这几天来，我意识到这“真空”有一点“漏气”，一缕温暖幸福的“新鲜空气”好像在丝丝漏进来。这种“真空”得到填补，一方面是极大的幸福，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少的烦恼。我第一次领会到在这样“万籁无声，孤灯独照”的寂寞中，得到你这样默默无声地同在一起工作的幸福感。过去，那种“真空”是在下意识中埋藏着的，假使不去动它，也许就那样永远“真空”下去。我认识到自己的年龄、健康情况，所以虽然早就意识到这“真空”，却也没有怎么理会它。
尽管我年纪已经算是“一大把”，身体也不算健壮，但是我有着一颗和年龄不相称的心。我热爱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热爱生活，喜欢和年轻人玩耍，喜欢放声歌唱，总记不住自己的年龄，因此也有着年轻人的感情。
对自己年龄和健康情况的“客观事实”我是意识到的，若干年来，我都让它压制着那年轻的“主观心情”，从而形成了那么一个“真空”，深深地埋藏起来。但是这“真空”今天“漏了气”了。
我认识你已经十四五年了，自从你参加到系的工作以来，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你给了我越来越好的印象。也许因为我心里有那么一个“真空”，所以也常常注意着你。（记得过去一两年间我曾不止一次地请你“有空来我家玩玩”吗？）但是也不过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关怀”而已。从来没有任何幻想。
今天竟然在你“工作”完了之后，求你坐下来，说是读林徽因的诗，其实是失去了头脑的清醒，借着那首诗，已经一时“忘掉腼腆，（已经）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说在你的面前”了！我非常抱歉，非常后悔，我不应该那样唐突莽撞，我真怕我已经把你吓跑了。但已“驷马难追”怎么办呢？真是悔之不及。
亲爱的洙，必须告诉你，我非常非常珍惜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友谊，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在夜深人静时，你在这里工作而“陪伴”着我的温暖。但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我用玩笑的方式所说的“三大矛盾”。即使对方完全是我所说的“三不要”的反面，而且她也不以我的“老、弱、丑、怪、残疾”而介意，我还是不愿意把自己这样一个“包袱”让别人背上的。因此，即使我今晚虽然一时冲动说了“一串疯话”，我却绝不会让自己更“疯”。
但是我有责任向你发出一个“天气形势预报”。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有时也可能说话“走火”，我深深地害怕这样“走火”把你吓跑了。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心里有“真空”，所以有时你说话可能无心，我可就听着有意。例如你今晚说，“一个人老不老不在他的实际年龄”。我这有心人就听着“有意”了；又如你说那位画家抱着作品来，并说我相亲要“用马车拉”，那是否也拉到你处呢？从这方面说，我又不是心直口快而变成“疑神见鬼”了。
我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天你给我带来的愉快和温暖，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厚加深了我对你的感情。这种感情并不是什么“一见倾心”的冲动，而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量变”到“质变”。这样的“质变”虽然使我（单纯从我一方面想）殷切地愿望你就这样，永远永远不再离开我，但我也知道这是一种荒唐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不但不应该存在任何这种幻想，而且应该完全“保密”，但我今晚一时不慎，已经“泄密”了。你可以看出，我心里是多么矛盾。我既然“泄密”了，这就可能引起你许多疑虑和顾虑，导致你害怕，永远不再来了。我所希望的是你今后经常这样来看我，帮助我做些工作，或者聊聊天，给我这样——也仅仅是这样的温暖。
亲爱的朋友，若干年来我已经度过了两千多个绝对绝对孤寂的黄昏和深夜，久已习以为常，且自得其乐了。想不到，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向你正式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
送你走后，怎么也睡不着，想着你怎样在这苍茫月色中一人孤单地回去；辗转反侧良久，还是起来，不由自主地执笔写了这一大篇。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你看。我只知道，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吓坏了吗？
心神不定的成
18日晨2时
对于梁思成如此炽热的爱恋，林洙在感到意外的同时又觉得实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她也已爱上了“老人”梁思成。不料，对于梁思成的这黄昏之恋，不仅梁思成的弟妹与子女难以理解和接受，就连过去一些共同“战斗”多年的“战友”也表示异议。对此，杨永生先生曾记述有这样一件难以考证确凿的趣事：“刘敦桢先生得知梁思成与林洙结婚，寄给梁先生一封信，只写了四个字，既没有台头，也没有落款，那四个字是：‘多此一举’。刘先生是一位不苟言笑、非常严肃的学者，谁也不能料到，他竟来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幽默，弄得梁先生啼笑皆非。”在同一篇文章中，杨永生先生还记述了相关的另一件趣事：“婚后梁先生有一天到中国建筑学会开会。那时，这种会大都在上午八点半开。到钟点，大家都到齐了，唯独梁先生没来。他是副理事长，又是鼎鼎大名的学者，大家只好等待。等了一些时候，梁先生才来到会议室。这时，有一位领导同志破天荒开了一句玩笑：‘君王从此不早朝’啦！哄堂大笑，梁先生也不知所措，只好一言不发，笑嘻嘻地坐下来开会。”
对于梁思成第二次婚姻除了异议之外，也有竭力赞成者。对此，杨永生先生也有一段文字记述，他写道：
这里，首次向大家披露一件事实：梁思成与林洙结婚还惊动了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同志。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北京市政府召开一次研究城市建设问题的会议，梁先生应邀参加。会后，副市长吴晗拉着梁思成说：“思成，坐我的车，到我家来坐坐。”到了吴晗家里，吴晗说：“前些时候，彭真同志问我，你们为什么反对梁思成结婚，他的生活需要有人照顾嘛！”梁先生向吴晗介绍了林洙的情况，详谈了他们的结婚经过并说他与林洙相识已有14年之久了。吴晗同志一边听着，一边点头。临告别时，吴晗又说，彭真同志让我转告你，他说：“你告诉梁思成，‘我支持他们的婚姻！’”梁先生回家后，非常高兴地对林洙说：“现在，我们的婚姻得到了市委第一书记的支持。”
在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的支持下，不仅梁思成心里放下了来自亲人等各方压力，林洙也勇敢地抬起头堂堂正正地与梁思成开始了他们甜蜜的新生活。不过，甜蜜的新生活实在是太短暂了，随后而来的不仅有“文革”风雨，还有因为家庭成员的变化（除了林徽因的母亲外，梁家又增添了林洙与程应铨俩人的一双儿女），使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出现了磕磕绊绊，这使他们不得不共同面对，并将承受“文革”那史无前例的疯狂的人性洗礼。关于梁思成与林洙婚后的幸福时光与磕磕绊绊，在此仅举几件小事以窥全貌。
例如，一年夏天，梁思成要出门开会时发现他那辆从国外带回的自行车没气，便找来打气筒准备打气，可由于打气筒被林洙的儿子哲顽皮地给改装了，一时无论如何也打不进气去，这使梁思成很恼火，不由生气地向林洙发了火。由于梁思成和林洙两个人的个性等原因，这一天俩人一夜无语也无眠。
类似因为这样的小事而怄气，也许在梁思成与林洙之间经常发生，以至于梁思成终于又因为一件极不起眼的小事“不辞而别”。一年寒假的一天晚上，梁思成因为哲考试成绩不理想而批评哲时，这个性格内向而倔强的孩子一声不吭地将梁思成的一杯水喝光后转身走了，这使梁思成再次向林洙发了火，随即依然是一夜无眠。第二天，梁思成因为要到城里参加会议需一周时间不能回家，便给林洙留下了这样一张便条：
我不能不坦白地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的沉默，你知道我的工作多么繁忙，需要休息，需要安宁。不能总为一点小事对你左哄右哄，千求万求。对哲我已经越来越失望，越难以忍受他的缺点。也许我应当帮助他改正。但一切均受到我的精力和神经的限制，恕我不能奉陪了。
读罢梁思成的这一便条，林洙感到既委屈又伤心，第三天便委托张光斗先生给梁思成带去了一封回信：
我的朋友：
我认为我没有半点过错。是的，有时候我沉默了，但这难道是因为哲？不是的，我们之间的每一次别扭我都记得很清楚。我无须多说你是知道的。我曾想过，我们之间的矛盾向来都是在思想认识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解决的。完全不是你所说的“左哄右哄，千求万求”。我常为有这样理解我的丈夫而感到无比幸福，难道你没有我这样的体会？我感到多么失望！
为哲闹别扭共两次：一次在夏天，一次是前晚。夏天是因为他把打气筒改装了（他是出于好心，但是事先没有征得爹爹的同意），而你不是对他，竟是对着我发泄你的不满，我的确感到很难接受这种无故的责难。
哲的缺点我是看到的，我也基本上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你把我找到跟前，不是帮助我教育孩子，不是帮助我分析问题，而只是告诉我你对孩子的“失望”和“气愤”。这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能理解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面临着一个短期内自己完全解决不了的严重矛盾。我感到困难，困难得很。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了你正确的意见，如不给孩子零食和过多的电影票。
另外我也有不同意你的地方，我认为哲这样的孩子，由于他的缺点已经形成，而我们又不了解他的思想情况，因而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就更困难，更得有原则，更得抓住主要问题。比如喝水的事，我就认为他并没有什么大错，这也许是母亲的偏见，难道你不能帮助我正确地认识错误吗？
而你留下这样的信扬长而去！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神经”我不理解。我只知道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对社会负有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对于家庭则又更多了一层责任。我不认为这会受什么“精力和神经”的限制。
你的信我附上，希望“老爷”也再读一读，也许对你也是有教育意义的。你问我这两天是怎么度过的吗？白天我努力把思想集中在工作上，晚上孩子睡了，再看看你的信想想问题。我也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多么多么想念你，无比需要你。我等待着，心灵的这一寒流只有你能把它驱散。
眉（林洙的小名）12.23深夜
从这封信中，可以得知梁思成在留下便条“扬长而去”后的第二天还是打电话向林洙表示了问候，而林洙在一些问题上也做出了退让和妥协，这就是夫妻间难以言表的相处艺术。
当然，除了因为这些家庭琐事而发生磕绊之外，梁思成与林洙之间还是有许多快乐趣事的。对此，林洙曾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录：
……一天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眉，你知道你丈夫的全部官衔吗？”
“当然知道。”
“不见得吧？你知道我还是寿协和废协的副主席吗？”
这可真把我问住了，我从没有听到过这两个协会，寿协？难道有专门研究长寿的协会？废协？是有关市政卫生方面的吗？我摇了摇头。他哈哈地笑着说：
“不知道了吧，瘦协，是瘦人协会，夏衍是会长，他只有44公斤，我和夏鼐是副会长，一个45公斤，一个47公斤。我们三人各提一根拐杖，见面不握手而是碰杆。废协，是废话协会。一天我和老舍、华罗庚一起闲聊，老舍抱怨说：整天坐着写稿，屁股都磨出老茧来了。我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抹点油？’老舍也回答得快：‘只有二两油（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供应二两油）不够抹的。’华罗庚接上说，‘我那份不要了，全给你。’”他笑着说：“逗贫嘴谁也说不过老舍，所以他当了废协的主席，我和华罗庚是副主席。”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真是个大坏蛋！”
“眉，你知道你丈夫还是个残废吗？”他说。我含糊地看着他，没有回答。
“哎呀，林洙呀林洙！嫁给一个‘无耻之徒’（指无齿）还不够，还是一个‘瘸子’。”
这就是梁思成与林洙这对老夫少妻的黄昏恋情。不过，从公元1962年6月17日梁思成与林洙结婚后，他们磕磕绊绊但又充满快乐温馨的日子并不长久，因为随后而来的“文革”风雨使他们学会了相濡以沫，但客观地说应该是林洙为梁思成落寞孤寂的晚年生活增添了一抹难得的鲜亮色彩，使梁思成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感受了爱情和亲情的温暖。然而，温暖的爱情与亲情能否化解梁思成心中的落寞之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