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曰
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着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宣传家。他一生追随孙中山、黄兴奔走革命，以办报、着书而享誉海内外，曾先后担任过《湘学新报》、《游学译编》、《神州日报》、《民立报》等多家报刊的总主笔或主要撰稿人，发表过大量时评文章，并着有《新湖南》、《汉族光复史》，译有《史学原理》、《政治学大纲》、《满洲问题》等着作，阐述其政治主张皆能言人所不敢言”。本人在协助搜集、整理《杨毓麟文集》的过程中，有幸拜读了杨氏的全部着作气受益匪浅，其中尤以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格外引人注目，诚如我国当代着名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杨毓麟“对帝国主义这个怪物的认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先进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理解”，他的文章“具有髙出侪辈的思想深度”。0本文仅就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原因、内容及其特点作一番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杨毓麟的民族主义思想从萌芽到趋于成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少年时代开始到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前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芽的阶段。深重的民族危机是催发其民族主义思想萌芽的主要原因。
杨毓麟，字笃生，号叔壬（或作叔任、淑壬），又名守仁、毓，1872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高桥。父绍华，母萧氏，生三子：德麟居长，次毓麟，季殿麟；一女寿玉。长沙杨姓系当地大族，明末由江西迁来长沙金井蒲塘聚居，清乾隆末年一分为三：一迁板仓，一入高桥，一留蒲塘。杨家世代以农为业，很少有读书人，蒲塘分散后，由于摆脱了家族制度的制约，“与异姓接触，得新感化，又与同宗隔离，脱旧思想，”开始注重培养子弟读书。杨毓麟自幼颖悟强记，“七岁能文、惊名宿”，十二三岁时“已遍读十三经、史记、文选及各名家诗、古文辞。”十五岁考中秀才，先后入省城长沙岳麓、城南、校经三个书院读书。在此期间，他泛兴文学、历史等各类书籍，尤其留心经世致用之说，“欢迎人所着关于时事之书，独居深念，辄感愤不能自已。”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廷战败，时在校经书院读书的杨毓麟奋笔作《江防海防策》，痛诋清廷中瞻徇误国的投降派，主张江防海防并重，改革弊政，收复失地，院长杜仲丹“惊赏之，谓其退然如不胜衣，乃能为景略雄谈！”《江防海防策》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可见他已经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但是爱国与革命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他开始谋求通过社会改革的方式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究竟怎样改革，他还在苦苦地思索着，此时他仍然没有放弃科举考试，1897年，杨毓麟考中举人，入选二等优贡生，被分发广西任知县。在常人的眼里，他从此可以跳过龙门，春风得意，前程锦绣了。
然而，1898年的中国，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变革的潮，流已经涌起，维新运动波及湖南，震荡着湖湘士子的心灵。杨毓麟正是在这个时候，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思想转变：他拒绝赴任广西知县，而是跑到了时务学堂，与中文总教习梁启超、英文总教习李维格以及谭嗣同、欧榘甲、唐才常、叶觉迈等一起倡言维新变法，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骨干之一。在此期间，他与唐才常等创办《湘学新报》，担任“掌故”栏(后更名为时务）主笔，他于其中发表了有关历代盐法的长文，抨击清廷盐政“弊窦复出”，并提出了改革盐法的若干主张。这一时期，杨毓麟还发表了一些史学论文，钩沉稽隐，批判自汉武帝以来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儒学士子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认为以往史书有失公允，都是“史者谋之，君者由之；史者议之，君者司之；史者画之，君者诺之”的削足适履之作，揭示了历代“胥史”都是“瞀儒鄙拘”、“执简奉讳”的附膻之蚁，正是这一干人等把历史的本来面目作贱得“尘垢茸阓，未易搔剔”，面目全非。即如“左丘明之徒，益以怪梦神鬼祸福迂诞之辞，使学者俎豆尸祝之，诸子百家，益往而不返，史统终绝。”这就比较客观地指出了以往“正史”的真面目，冲击了长久以来“正史”统治地位的根基，丰富和深化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较之康有夫的“伪经”论断，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与梁启超“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论断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维新运动旋起旋落，犹如罢花一现。杨毓麟刚刚初露锋芒，还没来得及大显身手，便成了被清廷查拿追捕的逃亡者，又不得不避走逃亡。他逃回老家，躲避数月，才得以幸免。
风声过后，1899年，杨毓麟应同乡江苏学使瞿鸿机之聘，加入瞿氏幕府。瞿广泛延揽宿学通儒入幕襄校，在当时很有名声。但入幕后不久，杨毓麟便发现难酬壮志，虽经瞿氏执意挽留，“终以宦途污浊”辞去。为时虽短，但种瓜得豆，在此期间，杨毓麟对官场有了亲身的体验，以至于后来瞿鸿机成了杨毓麟笔下龌龊官场中官员的典型。离开瞿氏幕府后，杨毓麟回到长沙，到湘绅龙湛霖家教馆，夜伴青灯，阅览私自购来的禁书，“以求世界之知识。”他与龙氏极相得，力劝龙湛霖出资兴学，龙氏服膺，遂有明德、经正两校的建立。后来，两校均成为黄兴等革命志士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从1900年8月自立军起事失败至1902年4月到达日本东京留学之前是杨毓麟民族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
过去，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杨硫麟参加过自立军起事，一篇题为《杨毓麟与（新湖南）》的文章写道：“1900年夏秋间，唐才常筹划自立军起义，杨返国参与其事”。但根据现有材料，我们可以推断杨并未参与其事：首先，无论是张之洞的奏陈，还是事泄后清廷企图一网打尽的通缉名单，均未见其名。其次，起义时各路自立军的领导成员中，也未见其名。复次，他本人及有关亲属的回忆文章中均未见有他曾参加自立军起事的记载。尽管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自立军起事，至少他在思想上还是同情和支持的，这从他而后所写的《新湖南》一书中可以反映出来，他写道：自立军起事“以如许之头颅，易无端之斩斫。前僵后仆，无所于悔”，“特其造端也尚微，其结果也尚不知在于何日。虽然，迫矣，蹙矣，亡无日矣，过此以往，啜其泣矣，嗟何及矣他讴歌赞美自立军起事是“排满与排外二者交迸于脑蒂”、“乘时飚起”的壮举，是如箭在弦不得不发的激进行为。杨毓麟还指出起义最后“为贼臣所夷灭”的原因是“策略疏阔”，可见他至少在思想上是同情自立军起事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的惨剧早已使杨毓麟感到震惊，事隔不到两年，唐才常等20余人又在武汉遇难，谭、唐等人都是杨在时务学堂时的同事，又是最好的朋友，残酷的现实给杨毓麟的思想以深刻的刺激，他开始认识到通过社会改良的道路达不到救国的目的，因此决定放弃改良主义，而开始谋求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拯救中国。此时，黄兴等人的劝说也促进了他思想的转变，据周震鳞回忆：“杨笃生和秦力山出亡日本的前夕，克强先生和我在书院斋舍秘密为他们饯行，力劝他们丢掉幻想，只有革命，才能够救亡图存，为南学会死难烈士报仇。杨、秦等痛定思痛，认识了我们主张的正确，表示完全接受。”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初步形成。诚如后来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所言：“乃者庚子实试行之，举事不成，奋为鬼雄，而种界二字劓入湖南人脑中者，如压字机器之刻人纸背焉。奴吾者吾仇之，干预吾事、抑制吾之脱奴籍者吾仇之。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铁血相见，不憨不疏，此吾湖南人对于湖南之公责也，抑亦吾湖南人对于汉种之公责也”。
从1902年4月首次赴日留学至1902年冬间他所着的《新湖南》一书刊行，是杨毓麟民族主义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
1902年4月，杨毓麟到达日本东京“先人本国人设立的清华学校学习日语、数学，甚苦。尝失足倾跌，伤足指，痛甚，然扶痛上讲堂不肯休，一堂感动”。后入宏文学院，再到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法。留日期间，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西方有关政治、历史、法律等方面的社会科学名着，并开始利用所学到的日文知识，从事翻译工作，此次居日时间并不长，但受西学的启迪，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步趋向成熟。在此期间，杨毓麟完全接受了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和政治学说，以此作为推动排满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他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即他所说的“民族建国主义”来对抗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即他所说的“个人权利主义”来对抗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并大力宣扬卢梭的《民约论》等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批驳了康有为的片面强调种族融合、反对革命，即所谓“合则强、分则弱”以及由于康氏“慑于满政府的余威”与“惧外人之干涉”而制造出来的种种谬论，号召人们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考察他抵日后的言论和行动，我们不难发现，他已经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革命家，他对抛弃改良思想并不感到惋惜，不像杨度那样念念不忘君主立宪，也不像梁启超那样抱残守缺、敝帚自珍。
梁启超到日本后，继续鼓吹保皇，这使杨毓麟对于这位昔日的同事颇感失望，他运用所学的西学知识对戊戌以来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对谭嗣同和梁启超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他在《新湖南》一书中对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深表敬佩，他说“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碁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然至于今日，几几乎迸裂爆散，有冲决罗网之势。”而对同是维新中坚的康梁师徒却表示了不屑和讥讽，如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慷慨赴死，康梁师徒出逃海外，杨有诗云六人共打成一网，逍遥自在康与梁。”时人对杨毓麟、梁启超也各有评论：“报界之文豪也，一则以文字饷祖国，一则以文字贼同胞”，“一则文字因人格而愈重，一则文字为人格为所污。呜呼！苍苍者竟令梁氏能文，是诚文学之大厄矣！苍颉有灵，应为饮泣也。”这篇评论，对于梁启超来说，不见得公允，但杨、梁思想如泾渭分明，已较然可见。后来自称“帝制余孽”的杨度，和杨毓麟同在日本编过《游学译编》，均以文字见长，时人以“湘中二杨”誉之，杨毓麟则说彼时髦也，我何敢望？”由上可见，杨对维新派既有异议，对帝王之学更是不屑一顾。
需要指出，杨毓麟到东京一个月之后，黄兴于1902年5月第二次到达日本入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嗣又同办《游学译编》，黄兴担任负责教育方面的文章，杨毓麟负责翻译历史方面的文章，其洋洋洒洒十余万言的《满洲问题》就在该杂志连载。后来，《满洲问题》又单独编印成书，“声政府之罪，慷慨淋漓，声泪俱下。”毫无疑问，黄兴与杨毓麟互相切磋、砥砺是杨氏民族主义思想趋于成熟的又一推动力量。
总之，杨毓麟民族主义思想的最初萌发是深重的民族危机使然，而戊戌维新运动和庚子自立军起事的失败、好友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遇害的严酷现实，是促成他思想转向革命，民族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因素。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帮助是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趋于成熟的推动力量。到1902年冬，杨毓麟以排满革命和反帝爱国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思想转臻明朗，从而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提倡排满革命是杨毓麟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项主要内容。
20世纪初，晚清政治黑暗巳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欢娱朝野，悼燕雀之焚如；大好河山，怅蟪蛄兮盈耳”，江河四塞，墟为战场；神灵胄裔，夷为牛马”产中国社会深陷于一个巨大的历史漩涡中沉浮不定，中华民族就缚于一团硕大的历史葛结中难以自拔。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杨毓麟认为，清政府和西方列强是造成这一深重民族灾难的罪魁祸首。因此，要“改造社会”，建设新中国，就必须“以排满与排外二重之刺激力，迸人于汉种之心目，”以“吾四万万人之血”“没胡人之顶”，以“吾四万万人之血”“熏白人之脑”。即既要推翻腐朽卖国的满清王朝，又要反对野蛮贪残的帝国主义。而要反帝，则必先“排满”，“苟有不必排满而得存湖南者，吾辈不必排满可也；苟其不出于排满而必不得存湖南者，吾辈又奚为隐忍苟活坐视其亡也？苟其径情直行，出于攘夷而可以存湖南者，吾辈径情直行以攘夷可也；苟其必用迂回曲折之手！段而后可以攘夷，而后可以存湖南者，吾辈又安能以六十三州县之：性命轻于一掷也？”因此，排满革命是杨毓麟民族主义思想的一4项主要内容。他髙举大批判的旗帜，批判了封建的纲常名教、官僚：政治、权贵要员，揭穿了“预备立宪”的骗局，号召国民联合起来，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而斗争。
(一)封建纲常名教“其惑世诬民，直甚于洪水猛兽”。
杨毓麟把清政府的罪恶统治与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封建专制制度是万恶之源。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滋生的纲常名教，“其惑世诬民，直甚于洪水猛兽”他把道德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植根于心理的天然的真道德；一种是以封建纲常名教为中心原于习惯的人为的伪道德。而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相传之所谓道德，皆为伪道德。在伪道德笼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士习竞争，人夸乐利，等道德于刍狗，借权术为护符，横流所届，将恻隐廉耻之心荡然俱尽，人类之祸日以酷烈”。迨至晚清“抱残守缺之徒，又迂拘拙陋，不知昌明自由平等博爱之真道德，反欲吹纲常名教已死之灰”，因而“伪道德愈尊，真道德愈晦，将世界进化之机日益窒绝，芸芸众生遂无出苦海而登觉岸之一日”。杨毓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伪道德之流毒，其荦荦大者有三端：一为人民对于君主之伪道德，“生民之祸，于斯为极”；二为卑者对于尊者之伪道德，“舍是非而论顺逆”；三为女子对于男子之伪道德，此乃“世界上恐怖骇愕之现象”。有此三者，故“强者绘臂而攘食，弱者摇尾而乞怜，世界亦不复成为世界”。又因为真道德与伪道德“实有不能两立之理”，所以欲昌明真道德，就必须首先批判伪道德，就必须批判封建纲常名教。
从批判纲常名教入手批判封建制度，进而批判满清专制王朝，这是杨毓麟的独到之处。辛亥革命时期，众多的革命者宣传排满革命，有的虽然已经直接触及到封建制度，但大多数只是停留在表面之上，而杨毓麟则高屋建瓴，从根本入手，剖开丑陋的封建制度外表，让其中更为肮脏的内容暴露出来，这就不啻从一个侧面拓宽了排满革命的理论空间，深化了排满革命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杨毓麟已经提前阐发了后来新文化运动的主旨。
(二)皇权下的官僚政治构成“世界之魔鬼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