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5月，杨度留学日本，人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期间，其君主立宪思想初步形成。同年10月21日至11月5日，与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辩论中国教育问题，提出“和平而不进步，不如骚动而进步也”，“敝国此时于百亡之中而图一存，亦只有孤注一掷之谋，而无计出万全之道。即如今日者，政府官吏亦持和平主义，遂其苟安怀禄之私，以任国事之日坏，外人亦何日而不干预之不惟干预之，且利用此傀儡以夺我国民之权利焉。为国如此，即不骚动，亦岂有不亡之理耶？”主张效法日本实施维新。11月14日，杨度和黄兴、杨笃生等人发起创办《游学译编》，杨度为其作序，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号召留日学生增进学术，而后群起谋国，以“由此而追他日之日本，他日之西洋，长此焉以至于无穷，则今日之以老大与幼稚号我者，我等虽长奉之以为达尔文所谓进化之代名词可也”，主张以君主立宪制度改造国家政体。
1905年7月，杨度与孙中山于横滨晤面，拒绝了孙中山劝其加入民主革命团体的邀请，坚持君宪救国，并与之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1906年夏，他在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写的《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提出废专制，行君宪。1907年1月20日，杨度创办《中国新报》于东京，该报陆续刊载《金铁主义说》、《（中国新报）序》、《（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附识》、《（大同报）题辞》等文，系统地提出了扩张民权、设立政党、召幵国会、建设责任政府等君宪救国主张，首次揭橥了“立宪亦但可言君主立宪，而不可言民主立宪”的旗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清政权顿时土崩瓦解，革命已成不可阻遏之势。原本主张君宪救国的知识分子大多产生动摇，或静观局势的变化，或转而倾向革命，杨度却仍对君宪救国道路一往情深，将实施君宪的希望投向袁世凯，为其复辟帝制活动效力。甚至连他一向引为“同志”的梁启超都看到帝制之不可为，最终退出袁氏政权，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帝制复辟，并称“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敢以公害私”，以示与杨度决裂时，杨度仍发表声明，“予之宗旨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虽举国反对，予必一人坚持，无论何种利害祸福皆非所计。若反对仅出于文字语言，更不必计较”。直至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杨度成为国内舆论众矢之的，他仍坚持：“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决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由此可见，杨度对君宪救国思想始终不渝，其坚持性如此，可见一斑。
其三，具有实践性。杨度以君宪救国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坚持十余年，可见其追求之执着，但杨度并非只停留在抽像的理论思维上，而是更注重于实践，不断寻求实施其政治方案的机会。可以说，杨度不仅是一位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1905年9月24日，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途经东京时，随员熊希龄建议，请当时正在东京留学的杨度代写一篇关于东西方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以备参考。杨度欣然从命，在梁启超的协助下，完成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三文，作为五大臣考察各国宪政报告的蓝本上奏朝廷，希望借此推动清政府变法。这可以说是杨度为实施君宪作出的第一次重大努力，他也因此和清廷上层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他渐次增强了通过清廷来实现君宪救国的期望。同时，杨度还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界的社会活动，扩大君宪救国思想的影响。1905年6月7日，杨度被推举为湖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主席。同年9月，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其后代表全体留学生反对日本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向清廷驻日公使杨枢递交《学生公禀》，请求对日交涉改正规则中不善之处，但这一趋于软弱的举措引起留学生中激烈派的不满。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下令“仿行宪政”。杨度认为君宪有望实施，加紧活动，与梁启超、徐佛苏等策划联合组织宪政党，以促进国内立宪，后因内部人事纠纷而告罢。1907年1月20日，杨度在东京创办《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员，以之为喉舌，宣扬宪政。同年2月9日，杨度与方表、陆鸿逵等人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任会长，以示不依附于康、梁，独立结党以促宪政。后改名为“宪政讲3会”，宣布其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后又改名为“宪政公会”，有力的推动了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
1908年4月20日，杨度由袁世凯、张之洞联名奏保“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而“着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充任参议，正式进入了清政府的决策机构，充当皇室的君宪讲习，为皇族亲贵讲解宪法，以速开国会游说各大臣，并宣称“政府如果不允许开设民选议院，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同年8月27日，杨度代拟“九年预备立宪清单”，由宪政编查馆具折上奏，具体编排了筹办资政院、谘议局等各项宪政程序。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被推翻，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杨度出于对袁世凯知遇之恩，感恩图报，加上他认定袁氏为“非常之人”，希望借其之力，实施君宪救国的夙愿而卷入了袁氏篡权复辟漩涡之中。1911年11月15日，杨度与汪精卫发起“国事共济会”，大造舆论，促成袁世凯出任大总统。1915年8月14日，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使袁世凯最终名正言顺地登上皇帝宝座。直到袁氏倒台，张勋策划复辟活动时，杨度还为其君宪救国方案的实施作了最后的努力，派代表参加了张勋召开的第四次徐州会议。当他最后看到复辟帝制之不可为，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时才宣称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毋庸置疑，在辛亥革命以后，杨度的君宪救国思想及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均已走人穷途末路，甚至成为政治野心家所利用的反动工具，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其中杨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杨度参与帝制复辟活动，和袁世凯、张勋等人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可以说为实现君宪救国的政治思想，一直是其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如在袁氏上台后，杨度就一再强调“去伪共和，行真君宪，开议会，设内阁，准人民之程度以定宪政，名实相符，表里如一”。而在1915年12月举行的“申决国体总投票”中，这虽说是袁世凯为登上皇帝宝座而伪造民意所为，杨度却把它当成真正的民意测验，对其结果十分关心，到代表们所投票一致赞成国体为“君主立宪”后，他似乎又看到了实现“君宪旧梦”的希望，才着意以参议院名义上了第二次拥戴书，促使袁氏顺利登上皇位。直到1927年，杨度作《百字令·江亭词并序》，总结了自己的经历，把自己在袁世凯、张勋复辟中的活动纳入君宪活动之中，“未几而清室亡，共和成，予仍坚持君宪主义不变，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复辟。洪宪一役，午贻与焉。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可见，杨度将自己的这一系列活动都视为实施君宪救国方案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其动机和出发点无疑与袁世凯、张勋之流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是他在选择实施君宪的途径和方法时未能与时俱进，从而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自己也一度成为国人所斥责的“帝制祸首”，走过了一段灰色乃至黑暗的人生历程。
综上所述，杨度的君宪救国思想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杨度为之坚持了十多年，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活动。无可否认的是，在其形成初期，中国维新思想正当方兴未艾之时，杨度在君宪与革命两种政治思想的矛盾中选择君主立宪作为政治理想，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就当时的历史发展水平而言，君宪救国思想也还是一种具有思想启蒙作用的进步思想。因此，对杨度从救国救民的目的出发，选择君主立宪作为其救国方案，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加深和革命形势的成熟，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君主立宪已没有实现的可能，在救国救民以及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失去积极的作用。但杨度未能彻底挣脱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又加上“帝王之学”膨胀的功名利禄和权势欲望，使他走向另一个极端，执迷于君宪旧梦，终于成为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工具，导致他走入政治歧途，留下了人生中的一个“污点”，这也是毋庸掩盖和粉饰的。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杨度君宪救国思想在复辟帝制中起过消极作用，就片面地％杨度的一生全盘否定。值得一提的是，杨度不失为一个具有深厚爱国思想和情感的人。在其一生的活动中，始终可见其爱国主义思想和历史责任感的流露。1903年10月4日，杨度发表《湖南少年歌》，号召人民反抗侵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若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1903年2月，杨度在欢送湖南赴日留学生宴会上发表演说，要求留学生们“竭尽材力聪明，讲求科学，以新吾中国，救吾中国”。1905年3月，杨度发表《粤汉铁路议》，声援并参与收回粤汉铁路的爱国斗争。选择君宪作为其政治理想，也是杨度出于其爱国心和历史责任感，想借此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在其晚年表现得更为突出。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后，杨度被列为“帝制祸首”而遭通缉，仕途上遭受了严重打击，经济上也陷入绝境，正是在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历史责任感的驱动下，杨度并未因此沉沦，而是冷静地反思，并找到了新的政治出路——民主革命，追随孙中山，为其北伐提供帮助。并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他走过的是一条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经历了前进—倒退(乃至陷入反革命泥坑)—再前进，让生命重新焕发光彩的道路。杨度的一生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典型性。他所走过的道路，反映出在中国近代急剧变化的时代潮流中，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一段艰难求索的历程；同时，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只有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而前进，才是他们的必然选择和归宿，走历史必由之路，这就是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