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伟红
杨度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的政治思想复杂多变，其政治思想历程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少年时代，杨度曾师从宿儒王阖运，深谙“帝王之学”的精髓，而后受近代维新思潮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影响，积极倡导“君宪救国”，坚持君宪思想十余年，并为之实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于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其后，随着袁氏政权垮台，杨度逐渐认识到君宪救国思想已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转向佛学研究，以寻求心理平衡，并探索其政治思想出路。最后，终于转向了民主革命道路，追随孙中山，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而奔走，进而加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复杂曲折的思想变化历程中，杨度的君宪救国思想是构筑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直接影响着他的人生道路。研究和探讨杨度的君宪救国思想，不仅有助于把握杨度思想发展脉络及对其个人进行总体评价，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近代君宪救国思想的发展轨迹及其历史命运，从而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选择，才是中国社会力求发展强大的惟一出路。无疑，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杨度君宪救国思想的形成，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受近代维新思潮的影响。清末时局的动荡，国家民族贫弱危亡的现状，使富于爱国情操的青年杨度深受刺激，力求寻找救国之路。而维新思潮的兴起使杨度接触到“改良”、“君主立宪”等近代新名词。在维新运动中，湖南是极富朝气的省份，在开明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志士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设立南学会，并出版了《湘报》，倡言变法维新，宣扬西学，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杨度深受影响，便认为君主立宪为救国良策。而且，此时的维新派人士，由于受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提出了改变现状，变更西法，却仍不敢反抗封建政治体制和纲常伦理，更不敢言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如王韬便提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就是维新变法之首领人物康有为，也未敢对君主的地位提出丝毫的质疑，反而表示对光绪帝“爱如父母，戴如日天。”因此，维新派所提出的改良变法主张，并不是改革君主制，而是明确主张君主立宪制。此时杨度与维新派人士有着密切的交往，特别是梁启超，“在长沙论《春秋公羊传》，各主师说，有异同。”而后到1902年，杨度东渡日本后，受新学影响，与梁启超的交往更加密切，思想上也逐渐靠拢。1903年10月，杨度在给梁启超的信中称：“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愿以宣圣训，长与相攻错”，并指出“近以国中青年子弟道德沦落，非有国粹保存之教育，不足以挽狂流”。杨被梁启超引以为同志，大为赞赏。杨度正是在维新思潮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影响下，接触新学，“言春秋大义，皆新说，可骇。”而他与梁启超的交谊也持续多年，并于1909年上奏朝廷，称梁启超“独持君主1宪，以日本宪政为归”，维护和坚持君主立宪功绩显着，请求清廷对其特赦。此后两人共同筹组立宪党，为立宪运动摇旗呐喊。这样，杨度逐渐认识到“中国之政体为专制之政体，而其政府为放任之政府……对于内惟知窃财，对于外惟知赠礼”，惟有改造旧政府，推行君主立宪，才能救亡图存。
二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影响。1902年，杨度为探求救国真理，人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居于院外，每日人院听讲，附于湖南诸生，别为旁听一班”，“以勤学称”，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留日期间，杨度的视野逐渐开阔，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及自身的贫弱状况，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思想，特别是受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甄克思的影响最深，将其“社会历史发展分为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三阶段的论断，作为“进化一定之公例”。杨度还以建设“军国社会”为宗旨，强调发展经济、军事，建立强大的君宪国家。同时，杨度目睹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确立君主立宪制度，从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日趋强盛的客观事实。他说：“日本三十年前，犹以民族主义立国，内行封建，外排异族，及维新之初，以倒幕攘夷为动机，而行一大改革。攘夷者，民族主义之尾声；倒幕者，国家主义之先声，故其结果倒幕而不攘夷。西乡隆盛等之事业告终，而伊藤博文等之事业开始，由民族主义进而入于国家主义。于文化则吸取西洋，于人民则广收异族，琉球、台湾、朝鲜皆以同化主义行之，俄顷而跃于世界经济战争之场，而更以凌我矣。”这样，杨度两次留日，由于大量吸收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受日本君宪实施后取得巨大进步的事实的触动，使杨度对君主立宪的救国良策深信不疑。
三是“帝王之学”的深厚思想底蕴。杨度出身于正统的封建官绅家庭，其祖父入湘军，以战功升任哨官，其伯父亦曾官至归德、朝阳总兵。家学的熏陶使杨度从小受到传统的科举教育，通过科举人仕，谋求功名富贵以光宗耀祖是其早年不懈的追求。1895年，杨度第一次人京会试落第，开始师从王闾运。此后“学剑学书相杂半”，长达七年之久，深得王氏赏识，王将其毕生精力所注之“帝王之学”倾力以授。而甚重功名的杨度对帝王之学也如获至宝，致力于“寻求一非常之人，辅佐之以成就非常之业，而自身也以布衣取卿相”。在王阊运的《湘绮楼日记》中，常见杨度与其师探讨“帝师、王佐之道”的记载，“杨生论贾、屈优劣。余初以贾为王佐，今知定不如屈。屈为智士忠臣，贾则策士文人耳。”杨度认为中国是“有天然而无人为，天然较彼为优，而人为较彼为劣”，只要“有一个大有为之人，立非常之功，成非常事业，中国就可转弱为强”。正是受这种“帝王之学”的影响，杨度将国家、民族振兴的希望寄于一两个“有为之人”、“英主”的身上，对“君主”有着十分忠贞的信念。基于此，杨度在遇到袁世凯之后，认定他为非常之人，可以通过他实现自己的理想，因而在其复辟帝制的活动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也正是这种传统的忠君思想影响，使杨度在主张改革国家政治状况的时候，并不主张彻底废除君主，而是选择了一种比较调和的政治道路——君主立宪，认为“清政府虽不足以有为，徜待有为者出而问世，实行君主立宪，则事半而功倍”
四是对中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出现偏差。杨度认为，在中国实行立宪制度，君主立宪较之民主立宪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是由中国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所决定的。在国内，杨度认为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环境，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的经济、文化、军事水平各不相同，“若为民主立宪，则有困难之二问题：一曰满、蒙、回、藏之文化，不能骤等于汉人；二曰汉人之兵力，不能骤及于满、荤、回、藏人”。而“一国之人，苟非文化相等，人人有对外竞争之资格，决不足以立于今日经济战争之世界，而以不适于生存者归于淘汰”。因此，必须使国民统一，“于满汉平等之外，又加以蒙、回同化”，这样，才能使进化程度较低的蒙、回各族人，由君主立宪之制，推进其向完全国民进化。如果骤然施之以民主立宪，共和约法不能为其所懂，无力约束各族，加以“排满革命”之策，便会导致民族分裂。因此，他反对革命派提出的“排满”主张，认为“今日中国满汉问题不能及于皇室，但为人民与人民之问题，而皇室立于满汉之外”，而“君民之间，久无所谓满汉问题”。这样，杨度未能认识到清廷已是帝国主义侵略治的工具，而满洲贵族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正是这一对民族关系、阶级关系的认识偏差，使杨度坚持君主立宪，而反对民主共和。
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杨度认为中国面临着发达的“文明”各国的侵略，“中国今日所遇之国为文明国，中国今日所处之世界为野蛮之世界”。如果采取革命以行民主的话，势必导致民族分裂则蒙、回之地必归于俄，藏地必归于英，汉人之地必归于日、英、德、法等国，以内部瓜分之原因，而得外部瓜分之结果”；而君主立宪“但使不能因此而生起国际问题，则各国必不待要求而能得其赞成”。因此，“欲保全领土，则不可不保全蒙、回、藏，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君主既当保全，则立宪亦但可言君主立宪，而不可言民主立宪”。这表明，杨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所谓“文明国”瓜分中国的危险性，但他却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不愿意让中国发展强大的，不管中国实行何种政体，帝国主义都会出兵干涉。毫无疑问，帝国主义不会让中国独立实行民主共和制，也同样不会让中国独立实行君主立宪。
五是日俄战争的现实教育。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这场在我国东北展开的帝国主义之战，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对当时的政局，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立宪运动的发展。改良派人士将日俄双方的战争看作是立宪与专制的较量，战争的每一重大演变，都成为他们呼吁立宪的现实鉴诫，当日本获胜已成定局，国内外舆论一致肯定这是立宪的结果。”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而我之士大夫，亦不能如向日之聋聩矣。舆论既盛，朝议亦不能不与为转移”。这样，立宪维新之声一时遍于朝野。”今日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威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杨度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深受感染，希望中国能像日本一样，破除专制，通过立宪走上富强之路，解除国破家亡的困境。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的影响，加上20世纪初，杨度目睹了革命党人受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特别是1904年11月19日，因革命党人万福华谋刺广西巡抚王之春，清廷大兴党狱，杨度也受其牵连，使他感到革命党人“暴烈有余，成事不足”，对民主共和制产生种种疑虑。1905年9月24日，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9月1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仿行宪政”。杨度得以参预其事，并认为这是实行君主立宪，实现其救国目标的“捷径”。因此，在这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杨度选择了君主立宪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
杨度君宪救国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概括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是其君宪救国思想的重要前提。
杨度提出，中国要改变目前贫弱的状况，必须发展经济，以军事立国，从而在经济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这就是他所倡导的“金铁主义”，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国富民强。而欲达此目的首要的便在于破除封建专制制度、废除专制政府。杨度尖锐地指出？“今地球上以大国被称者十数，而中国居其一。虽然，以中国之大言之，固有非各国所能及者，若以言乎富与强，则反在各国下数等。此其故何也？则以中国之政体为专制之政体，而其政府为放任之政府故也”而当时，清政府的统治职能表现为两个方面：“以言乎对外，则为送礼之政府。除承诺他人条件以外无所事事，求其以自动为本国争回一寸之权利，不可得也。以言乎对内，则为偷钱之政府。除窃取人民财产以外无所事事，求其以自动为民间兴起一寸之利益，不可得也”。这种状况的出现，完全是由于专制政体所致。因为在专制政体之下，统治之权归于君主一人，“必以神话、神权为根据，谓其真为土帝之子，受命于天而得此权方可尔”。而中国的专制政府，自君主至大小政府官员更“惟有对于权力为放任，对于政事亦为放任矣”。加上“中国地广民众，较之欧洲各国皆过数倍，即以立宪制度行之，犹有不能周密之惧，而况以一专制政府统之，其不足以为治亦已明矣”，政令之难实施，亦是常事。这样，君主和政府都以放任的态度对待国家政事，从而妨碍了社会的发展，导致了中国在面临外敌入侵时，无丝毫抵抗之力。故而中国欲国富民强，首在废除专制，采用立宪政体。
而要废除封建专制，最根本的问题便是铲除其社会基础，即封建的家棒主义。杨度指出阻碍国家进步者，莫如封建制度；阻碍社会进步者，莫如家族制度，何也？皆以有大物专障于个人之前，而不以个人为单位故也。夫各文明国之法律，其必以个人为单位者，盖天生人而皆平等，人人可为权利、义务之主体。而“今中国社会上权利、义务之主体，尚是家族而非个人”产绝大多数国民都没有对国家、社会的政治责任心，因此，“国家制定法律时采个人为单位，以为权利、义务之主体，而又以教育普及，使无能力之家人，皆变而等于有能力之家长，人人有一家之责任，即人人有一国之责任，则家族制度自然破矣！”而从政治体制上言，则应破除以家族主义为精神的传统礼教和法律，建立以国家主义为宗旨的君主立宪制度以君主立宪国论之，则国君如家长，而全国之民，人人皆为其家人而直接管理之，必不许间接之家长以代行其立法、司法之权也。于是上下一心以谋对外，人人有生计则其国富，人人有能力则其国强”。因此，欲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当务之急使在于破除封建家族主义，弃专制而采君宪。
第二，“君宪优于民宪”是君宪救国思想的立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