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建立强有力政府思想内容颇多，充分反映了其建国政治理念。
蔡锷极力强调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统一的、集权的国家体制是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的基本前提，“诚以世界竞争潮流日益促进，非集权统一不足以伸张国力，保障民权，非有强有力之政府，又不足以收统一集权之效”他分析说：“中国地大人众，而势力未雄，宜先破此藩篱，若省自为谋，必有分崩离析之祸。”并认为“吾国势分力薄，积弱已久，全国士大夫咸思建造一强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然政权不能统一，则国家无巩固之期。在大总统维持全局，或不欲骤与纷更，然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以图指臂相联之效。”
在如何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问题上，蔡锷有系统而独到的见解。首先，他提出将全国思想冶于一炉，使国人同心同德，共图国家的统一和富强。他视思想统一为国家真正团结统一的可靠保证。他认为自外力内侵，清廷穷蹙，国人激于时势，急图改良，于是革命、立宪、君主、民主各党竞出虽政见不同，而谋国之心则一。今政体确定，歧论自消，全国思想皆冶为一炉。”其次，他主张地方集权于中央，从政权、军权、财权等具体方面入手，谋求国家统一。蔡锷认为中央应从集中全国的行政、财政、军事、外交等大权入手，亟图全国统一之方。在用人行政问题上，他主张“宜由中央参酌各省之现行制度，拟具大纲，颁布通行，以归一律。其上级长官由中央委任，次级长官由本省呈请大总统委任，下级官由本省委任后报明中央政府。至关于外交、财政官应由中央遣派”，以统一事权，在财政上，认为“宜将各省岁入悉报中央，由中央视各省缓急情形，量为分配，庶可得酌济盈虚之益，不致以一部分而妨害全局”；军事上，主张中央统一编制、统一调遣全国军队，“庶全国军队联为一气，可以互相策应”。他甚至致电黄兴，表示愿将久经训练、纪律严明且将领富于学术经验的滇省北伐援川各军队留备中央，听候调遣。复次，蔡锷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思想体现在拥护合法的、强有力的总统上。从拥护统一的中央政府出发，他先后拥护孙中山、袁世凯，特别是对袁世凯以有力的支持。他认为袁世凯闳才远略，是一个政治强人、近世伟人，甚至表示“袁是中国一个人才，能把中国治理好”；“如果袁氏愿意的话，就让他做一个终身总统。”他把袁世凯看作是中国统一的像征，极力拥护。蔡锷强调：总统必须是强有力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总统当国家行政之中枢，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使因少数人之党见，减削其行政策之权，恐一事不能为，必致陷国家于不振之地。”他甚至认为总统任命国务员不必求国会之同意，总统不可不有解散议会权等，将总统置于至髙无上的地位，认为强有力的总统是国家集权统一的有力保证。最后，蔡锷主张建立强有力的良善政府，以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强有力政府。1912年3月，在“建都之争”中，他为“控御中外，统一南北”计，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但对北京积弊，他主张“应请袁公于用人行政之际，破除畛域，以协群情，痛扫弊风，以新耳目，使秕政余毒，不至复生，民国基础，得以巩固”。应该说，他对袁世凯政府并不是无原则地拥护。他对“政府不自修省，举措乖违，有拂众意”的行为颇为不满，对袁世凯也有批评。他反对袁世凯为一己之私，滥赏勋爵，认为这是“自堕国家之威信，且不啻奖励侥幸心，为国之道似非所宜”。而且，他针对政府财政紊乱、虚耗费用的情况，强调指出：“民国非刻意节流，则财政万无整理之日。”值得一提的是，蔡锷对政界之官僚派力主清洗，并指出：“今日进步党所虑，惟在官僚派耳”。他主张扫除因循守旧、腐败不堪的官僚风气，裁减腐败官吏、冗员，建立正义、合理、强善、精干的政府，以使国家走上顺利发展的政治轨道。
从国权出发，倡扬“国家主义”，鼓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是蔡锷建立强有力政府思想的主要旨趣所在。他认为，“共和立宪足以保障民权、伸张国力，法、美即行之而有效矣。乃输人吾国，转成一无气力之政府，而运掉不灵，全国有分崩离析之势”。因此，他强调必须以国权为中心，大力障并伸展国权，视国权为民权的保障。他认为：凡是得“以使政府伸张国权，发展国力为要归”。他说某亦缔造民国之人，宁不思为民权之保障？特以民权恒视国权为伸缩，必国权巩固而后民权有发展之期。”“故欲谋人民之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他甚至认为广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国权大张，何患人权之不伸！”蔡锷极力鼓吹“国权主义”，信奉国家主义，力争最大限度地发展国权。在制宪问题上，他亦认为吾国宪法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国权巩固，国力自张，然后有发达民权之可言。欲巩固国权，凡有障碍国权发动之制度决不可采”，否则，“国权将只有消极限制之作用，不能有积极活动之能力，势必日即于萎蘼”。蔡锷甚至不惜背弃“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主张“主权在国”，认为牺牲人民而有利于国家是颇值得的，“国家之目的，在于为人民谋幸福；虽欲为人民谋幸福，必先为自己本体谋生存发达。”“牺牲人民以巩固国家，则人民亦与有幸福焉”，认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统一的。
无疑，我们应该看到蔡锷建立强有力政府思想所具有的合理性。蔡锷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这种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都只是一种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其本身并无明显的优劣之分，一国究竟是采取单一制还是联邦制的国家管理形式，须依据一国的历史和现实而定，须视乎国家的现实需要而定。蔡锷基于自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主张建立统一巢权一制国家，其初衷是真诚爱国的，而且，基本上是对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和社会要求的一种有力回应，与当时的社会心理是相一致的，与国家民族利益是相一致的。
但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并不是和谐统一的。蔡锷爱国之心炽热而真挚，其建立强有力政府思想是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爱国思想纯洁而真诚。然而，曾几何时，他对袁世凯的幻想太多，对袁氏的本质认识不清，过分相信袁氏“拥护民主共和”的承诺，为假象所迷惑，主张镇压“二次革命”，反对“暴烈派”。其山于认识上的偏差，对正当的革命行动一概排斥，对强权政治、旧式权威过分执迷，甚至不惜委曲求全，维持一个所谓强固有力的政府，这无疑是错误的，是其思想发展的曲折和回流，这也反映出蔡锷此一时期政治思想中的保守、落后色彩。
五、反复辟思想(1915年8月-1916年11月)
1915年8月23日，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张目的“筹安会”正式宣告成立。次日，蔡锷便从北京赶到天津，与梁启超商议对策。蔡锷慷慨激昂地表示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拚着命去干一回不可。”从此，蔡锷转向反袁护国，投身于反复辟斗争洪流。
蔡锷从拥袁转向反袁、从建立强有力政府思想迷梦中苏醒过来，这与其思想深处的民主共和之政治理念息息相关，其反袁护国、反复辟思想与辛亥革命前后的民主共和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蔡锷建立强有力政府思想之基本内涵是在于更好更快地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很显然，蔡锷心目中的强有力政府绝不是君主专制独裁政府、国家也不是君主专制国家。其政治思想的转变是与反对君主专制统治、坚持民主共和国体趋向相一致的。民主共和理念是蔡锷政治思想的基点。即使在“二次革命”中，他在大力阐扬建设强有力政府思想、主张拥袁之时，也并未放弃民主共和理念。在1913年5月，蔡锷在《致参议院众议院电》中称当共以铜筋铁血担保共和，着各省之先鞭，为诸公之后盾，断不使帝制发生、民权中斩，皇天后土，实闻斯言。”蔡锷还认为“两年以来，事变百出，所恃以维系者统一两字耳。统一之局破，则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纵不必有此名义，要未必不有此事实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尽管建立强有力政府思想曾成为他思想的主流，但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依旧在内心深处涌动。
同时，蔡锷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也是认真审视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基础上的一种理性选择，是爱国救世意识作用下的必然结果。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一一“中华民国”。从此，“皇帝”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妄图“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皆会断然反对之。而且，国际上除日本等少数国家外，其他国家一直在观望，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有可能造成的政治动荡十分惊恐，劝袁勿妄动。蔡锷也认为：筹安问题，四方风动，“国际上或有难关”。其时民主与共和已成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为避免中国历史的大倒退，蔡锷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顺乎全国民心，以坚毅的勇气、果敢的行动投身到反袁护国、反复辟斗争洪流中去。
决心已定，蔡锷全力筹备反袁护国。一方面，蔡锷居京，与杨度、梁士怡等人厮混，虚与委蛇，深自韬略，使袁世凯无复疑忌，另一方面，他利用与革命党、进步党及西南实力派的良好关系，积极争取各党各派投人到反复辟斗争中去。蔡锷每周都要赴津与梁启超商议反袁事宜，并把戴勘请到北京，暗中部署一切。同时，他与西南各省军界要人互通密电，告诫他们“加意部署镇(震)慑，俾免意外”，“言出其位，明哲所戒。一切希慎重。”并嘱雷飚“须处处留心人才，为将来国家用。”蔡锷还密函在美国的黄兴，通报国内形势，商讨联合讨袁护国。而且，蔡锷还密派何鹏翔、黄实等赴云南接洽，派彭林、何上林赴广西运动，派赵恒惕、陈复初赴湖南接洽，派毕厚赴广东运动。蔡锷自称“袁氏叛逆，以致强邻生心，内乱潜滋。际此千钧一发之会，吾侪乃不得不负重而趋。”决心以爱国之慈悲心行霹雳之手段。蔡锷在组织筹备反袁护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淮备基本就绪后，蔡锷通过向袁世凯一再呈文请批病假、经过袁批准后才行动的特殊方式策划出逃。1915年11月11日，蔡锷得以秘密出京。经天津、上海，潜赴日本东京，并取道越南河内，历尽艰脸，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蔡锷的到来，直接推动了云南护国之役的爆发。12月25日，蔡锷与唐继尧等人揭橥反袁大旗，发动了着名的讨袁护国之役。而且，蔡锷不顾病魔缠身，亲率云南护国军第一军，驱驰于疆场，与袁世凯军队鏖战，为再造共和国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实践了他“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的铮铮誓言。
此一时期，蔡锷反复辟思想主要是体现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拥护民国，再造共和上。他认为君主国体与世界潮流不合，与中国现势不合，与民心相悖，而共和国体乃国家进步、民族独立富强之根本，坚决反对袁氏的倒行逆施、扞卫民主共和，他说：“姑勿论世界文明已趋共治，君主国体日在淘汰之中。即就现政而论，袁氏就职以来，摧残舆论，滥耗库储，生杀由心，法律刍狗，民主困敝，呼诉无门，名为共和总统，实无异于君主专制。凡所设施，皆以为其私耳，所谓福国利民者安在哉！其为总统犹横恣如是，则异日之君主可知。今若戮力同心，铲除帝制，推倒袁氏，重建共和，则法、美之良规俱在，我中华民国巍然继起于东亚大陆矣。”并指出国家是人民的共和国，总统应为人民、为国家负责，他认为：“国家者人民之公有物，人民者国家之主人翁也。当袁氏就职总统之初，何尝不一再声明保持共和，永不使君主复见。乃息壤在彼，不惜食言而肥。苟全国竟从此默尔而息，一任其为所欲为，则是国魂已亡，人心已死，神州古国，将从此永堕万劫不复矣”。为此，他毅然决然为民请命，誓死扞卫民国。蔡锷在《致各省将军巡按使等电》中称义师之兴，誓以四事：一曰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画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并在首义誓词中宣称广拥护共和，我辈之责。义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在家书中，蔡锷屡言其志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表明了他矢志为民主共和而战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