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霞
于右任是辛亥革命时期最着名的北方省籍的革命家之一他追随孙中山，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奉者、老同盟会员，曾以报纸为武器宣传革命思想，参与并领导了上海光复和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5。在此期间，于右任白手起家，相继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和《民立报》四种报纸，鼓动革命，为迎接辛亥革命的到来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陕西辛亥老人张奚若回忆说，辛亥革命时期，陕西人中运动革命出力最大的，一个是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一个便是在上海办报的于右任。本文试图就于右任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内容、特点及其局限性作一探讨，以明其思想发展脉络。
根据于右任的自传体回忆文章《牧羊儿自述》（以下简称《自述》），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陕西三原人。1905年在《新民丛报》上首次发表政论文章时署名“右任”，并用以代字，后遂以此字行世1879年4月11日生于小商人家庭，正是清王朝国事败坏而外侮迭起之时。于右任的家庭出身和他所处的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使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萌生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幼芽。他的父亲早岁经商，却是一个自修极勤的“儒商”，根据自己读书体会，给年幼的爱子详细开列了一大堆书目，父子常读至深夜，互相背诵，不熟则相伴不寝。“发愤求师习贾余，东关始赁一椽居。严冬漏尽经难熟，父子高声夜背书。这是于氏父子当时发愤读书的真实写照。他在《自述》中说至于我之所以略识学术门径，却以得益于庭训为多。”还有一位对于右任影响深远的便是他伯母房太夫人，她是一位具有中华民族优秀品德的平凡女性。于二岁失恃，其父迫于生计，商蜀未归，乃与房太夫人相依为命。为了提高他的学业，房氏带他回到三原县城，从名师毛班香先生受教，除读经书外，兼学诗文。唐诗三百首、古诗源、诗选等，都已涉猎，但试学做诗，兴趣总觉不高。反倒是有一天，为毛先生料理馆务时，在其书架上发现了文文山(文天祥）、谢叠山(枋得)的诗集残本，读后深觉其声调激越，意气高昂，满纸家国兴亡之感，这才诗兴大发，不吐不快，以至后来成为旷代诗人，其作品多半是以国家兴衰、民间疾苦做吟咏的主题，甚少儿女私情的篇什。后游学于三原宏道书院、径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过《书》、《礼》、《史记》、《张子正蒙》等书，融会贯通，从所读的这些中国古籍中，了然民族大义。尽管后来他作为中国末代王朝的叛逆者已根本否定了他自己所称的儒家名号，还批评董仲舒为“儒生眼界容方寸，抵死倡言罢百家”。孔子儒家思想的本质却在其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奠定了其民族思想的根基。由于聪颖好学，于右任17岁考中秀才，24岁又考中举人。按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惯常走的路子，他应该在科举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中进士、点翰林、加入封建官僚行列。但是，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动荡，改革思潮迭起，于右任对于文人晋身之阶的八股文嗤之以鼻，宁愿背榜而不愿迁就现实改变他的风格去做雕琢词藻的八股。直到以学问渊博着称的叶尔恺学使入关督学，于右任始得崭露头角，被目为“西北奇才”。叶授读薛福成所着《出使四国日记》，殷切勉励于右任，要将目光放远些，多多留心国际情势，博采进步学说。他的父亲也为他向在三原传教的莫安仁、敦崇礼两名牧师借了《万国公报》、《万国通鉴》等书，于右任借此略知世界大势，同时也使他认识到，面对世界列强的侵略，空有为国牺牲的一腔热忱是不行的，必须起而抗争。因此，当维新思潮在全国上下蓬勃兴起之时，犹如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出现了一丝黎明的曙光，于右任精神为之一振，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热烈拥护维新运动。但是，凭着他的政治嗅觉，很快意识到这丝曙光毕竟太微弱了，不可能给他带来光明。而于右任矢志革命的启迪者是陕西提倡新学最力又最彻底的朱佛光先生，他不但对国学有精湛的研究，对西学也有相当的认识。而且，他还是明秦王后裔，所以除了提倡新学外，兼讲明末“遗老”精神。所谓“遗老”者，就是明末清初的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李二曲等人，这些人物的目的就是要反清复明；他们的思想与精神，都是讲民族革命。朱佛光所读的《礼运》、《西铭》、《明夷待访录》、甚至谭嗣同的《仁学》，都讲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吾同胞，物吾舆也”的宇宙精神夷夏之防”的民族大义也正因他心里潜藏着革命的思想，时常启示学生们关心国家大事，注意时代潮流。当时，同学中最要好的茹怀西、程博九二位喜读曾国藩、胡林翼遗集，朱先生以醍醐灌顶之势提醒他们文章虽佳，题目则差，请你们留意。”这句充满民族大义的话，使于右任大受启发，便将所有曾、胡遗着烧毁，颇有天地悠悠、怆然涕下之慨。这些都表明于右任巳渐次从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中游离出来。值得指出的是，于作为一介儒生，之所以没有走上康、梁变法维新的道路，显然是受到了朱佛光激进思想的影响。早在康、梁学说风靡天下之时，朱就撰写了《康氏纠谬》一书，指斥康有为政治主张的错误，以致遭到拥康者的围攻。而朱氏据理以争，舌战群儒，毫不退让。戊戌变法失败，“新政”尽废，他更加自信与坚定，经常对弟子们宣讲自己的政见，认为皮毛的改良是不行的，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采用激进而不是“渐进”手段。于右任很快抛弃了诸如“变法”、“新政”等改良的政治观念，转而成为“革命”口号的积极鼓吹者，这是于右任青年时期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飞跃。此后，于右任逢人便大谈“革命”一词；在自己的诗作里，也常把“爱祖国”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虽然如此，这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革命”具体是怎么个革法，或许就是“破坏”二字。正如在他在《自述》中所云：“及至从朱佛光先生游，先生意见甚高，讲学亦极为大胆，时时得闻革命的绪论，但仍只是一个启蒙的时代。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仓皇西逃，西安北院改作行宫。既要解散学校，又要师生们衣冠出城，在路旁花1个多钟头，跪迎圣驾。于右任愧愤之余，忽发奇想，欲上书陕西巡抚，手刃西后。自此，于右任的民族主义思想进入第二阶段，他自言广及庚子以后，我的民族思想始曰益高昂。”如果说第一阶段，他所读的诗赋经词和名师教诲启发了他的民族意识，那么满清政府的媚外暴内，帝国主义的无理侵逼，民生的疾苦和国计的困穷，无一不在促进于右任的民族夫义思想向前发展。八国联军入京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使他痛感民族危机的加深，他开始有了忧国忧时的诗作和排满革命的谠论。如在兴平任家庭教师时，他拍了一张不打辫子的散发照，两旁还有“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对联，甚至诅咒“可怜好河山，葬送奴才手”。他还注意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将帝国主义侵华和戊戌维新以来清政府所作所为放在一起重新审视，认为：种族间正进行着以地球为战场的生死斗争，身遭满族统治和列强侵略的中华民族，安于现状或逃避斗争无异于自取灭亡。为唤起沉睡的中华民族，他疾呼：“吾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实难矣。何况列强帝国主义相逼来，风潮汹恶廿世纪。大呼四万万六千万同胞，伐鼓挫金齐奋起。”为要挽救垂危的祖国，恢复种族的自由，于右任认为舍革命之外别无良策。因此，他在诗篇中时常大声疾呼：“革命！”如“伟哉说汤武，革命协天人”，“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方能不自囚”。于右任这些讥讽时政、充满革命思想的诗歌在黑暗笼罩的西北原野，风靡一时，竞相传颂，像爆烈的巨弹一样，震动无数热血青年的心弦。他的两位好友孟益民、姚伯麟尤其欣赏，连呼“痛快”！于是两人自筹经费，将手头收集到的诗作加以整理，汇集成册，名为《半哭半笑楼诗草》，无端狂笑无端哭，皆为苍生不自由。他自号“半哭半笑楼主”，以八大山人的志节自况。诗集一经印出，不胫而走，更惹人注目的是扉页还特意印上了于右任的那帧题联散发照。不久，此事引起三原县令德锐的注意，密报总督升允，指为革命党，升允即以“逆竖倡言革命，大逆不道”入奏。清廷一纸拿办密令使这位西北革命巨子在关中无立足之地，只得潜走汉口，顺江东下，欲往上海。抵达南京时，于还写下了“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的志感诗句。这种经历于他既惊险又兴奋，因为他早就想到上海会见革命同志。在上海寄寓泾阳同乡吴仲祺家，与革命党人汪允中、雷祝三、张化臣（张继之父)等密切来往，由此对孙中山百折不挠的反清斗争事迹，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深深敬佩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政治主张。与此同时，他还广泛研读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卢梭等人的着作，设法浏览了“清末四公子”之一吴彦复的全部着作，其中很多书籍是他在陕西所看不到的。尤其重要的是，由雷祝三介绍认识了富含革命思想的着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遂化名“刘学裕”入震旦公学，“师生剧切，民族革命思想，日益旁沛，清吏为之侧目，先生（马相伯)不顾也”。于右任此时已具有初步革命思想。因为他羁留关中时，所谓“倡言革命，大逆不道”，也不过是像《和朱佛光先生步施州狂客原韵》的末联：“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只是说我们需要一种革命运动。此期的诗，如《出关》其一的“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新安怀古》中的“乘时我欲为汤武，一扫千年霸者风”，则是大声疾呼：“我要革命了！”但对于革命的主要对像、基本任务和具体步骤认识不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