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时期的教育是在隋唐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隋唐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长达300多年的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国再度统一。隋朝和秦朝一样，也是一个短命王朝，但在治国方略上却颇有建树，包括在教育方面建立国子监和实行科举制，为唐代所继承和发展。唐代在隋的基础上，建立了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隋唐文教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崇尚儒术，兼用佛、道。或者说三教并用，以儒为主。科举制度在唐代已相当完善，对教育产生了直接、重大的影响。教育制度也逐步趋于完备。
（第一节）隋唐时期的文教政策
一、尊崇儒术
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后，儒学被定为一尊，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先秦其他诸子，有的自然消亡，有的沉寂，有的被儒家所吸收，有的衍生出新的学派以获得生存空间。但是，自公元220年魏国建立，直至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近400年间，战乱不息，频繁地改朝换代。在社会剧烈动荡的情况下，政治处于失控状态，对思想的钳制也就松弛了。同时，由于社会动乱，政治昏暗，民不聊生，一些人开始怀疑甚至否定儒家所宣扬的大一统思想和伦理道德教育，去寻求新的精神寄托。于是，被压抑多年的诸子学说又流行起来，一些外来的或新生的思想流派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时在社会上流行较广的有佛教、道教和玄学，儒学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逐渐地丧失了独尊的地位。特别是在道家学说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玄学，公然批判儒家的纲常名教，认为名教是违背人的自然属性的，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都是儒家名教教育的结果，因而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集·释私论》)。即取消名教，实行自然主义教育，让人遵循自身的发展法则，自然地完善人格和个性。玄学家对名教的批判和自然主义教育主张，在思想领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人们重新审视儒学和教育，的确使儒家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隋朝建立以后，作为在几百年的政治、思想混乱后要建立统一政权的封建帝王，隋文帝势必要考虑如何加强思想统治的问题。他认为，儒、佛、道三教对治国都有可用之处，但是儒家在维护统一方面最为见长，要教化百姓，养育人才，非崇儒兴学不可。而且儒家学说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已深深根植于中国大地，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他下令广泛征集儒家经典，并以高官厚禄礼聘天下儒士集于京都，令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还亲自至国子监参加释奠。全国统一以后，又令学校严格考课，功臣子侄各守一经。这一系列措施，大大抬高了儒术的地位。隋炀帝时，又将儒家经典加以整理、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目，分统于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来史籍分类的正统方法，一直沿用到近代。这样一来，儒学的地位又进一步提高了。
唐初诸帝总结前代统治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认识到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长治久安最好的指导思想，确立了重振儒术的文教政策。
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之初，就“颇好儒臣”，为了提高儒学的地位，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公元624年又颁布《兴学敕》，要求“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唐大诏令集》卷一O五)。
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对儒术尊崇有加，登基前就在王府内设立文学馆，召集房玄龄、魏征等十八名儒为学士。即位后，“大收天下儒士”，凡通一经以上者都选拔做官。又大兴儒学，从学者达万人。还设立了弘文馆，选拔虞世南等天下名儒为学士，同他们讲论经文，商讨政事。贞观元年(628年)下令立孔子庙，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贞观四年诏令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贞观十三年(639年)设立崇贤馆，召集儒生研究经术。次年，诏令孔颖达会同诸儒整理五经，撰写《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并确定为全国官学的统一教材。这是第一部由官方颁布的经学教材。每年的明经科考试也以此为标准。其后，又大量征集有学识的儒生为学官，大力提拔精通儒术的官员，以奖励学儒。唐太宗曾自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其重儒的程度可想而知。唐代崇儒的文教政策至太宗最后确定，成为整个唐代教育的指导思想。唐太宗以后诸帝基本上也都是尊崇儒术的。
在隋唐皇帝采取种种措施振兴儒学的同时，一些思想家、教育家也为重振儒术竭心尽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韩愈。他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上，以儒学的卫道者自任，极力维护儒家的道统及其独尊的地位，主张复兴儒学，反对佛老学说。针对魏晋以来“师道之不传久矣”的状况和“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他极力宣扬“师道”，为此作《师说》，专门论述教师的重要地位、教师的任务等问题，在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兼重佛道
隋唐崇尚儒术，但不是独尊儒术，在崇儒的同时，还提倡佛教、道教，基本上是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宣传“众生平等”、“慈悲为本”、“轮回”等思想，要求人们忍辱负重以求得死后升入极乐世界。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重在研究长生不老之术，宣传避世隐居、知足常乐、“不为天下先”等思想。佛、道经过魏晋南北朝盛行几百年，在群众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隋唐统治者认为，佛教和道教所宣扬的思想，对安抚民心、稳定社会，都有利用价值。因此隋唐时期不少帝王都好佛喜道。
隋文帝和炀帝都提倡佛教，隋文帝晚年崇佛过度，一面大兴寺庙，一面大砍学校，大有以佛代儒之势。唐代多数帝王认识到佛、道二教的作用，因而主张让其存在。唐高祖在一份诏书中就宣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唐大诏令集》卷一O五)，明确表达了三教并用的思想。但在三教之中，他更为崇道，奉道家开创者老子为始祖，这主要是出于李姓统治的需要。唐太宗不喜佛却能容佛，认为三教殊途同归，还支持玄奘译佛经。武则天也认为“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为一宗”(《全唐文》卷九十三)。但由于政治的需要，主要是扬佛抑道斥儒，佛教势力极度膨胀。唐玄宗执政时，先崇儒抑佛，后又迷信道教，道教一度兴盛起来。整个唐代，儒、佛、道三教就是这样此消彼长，但总的来说，在政治上，儒术居于主导地位。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所确立的文教政策和各项制度，也是适合我国封建社会需要的，不仅在当时促进了文化教育的繁荣，而且多为宋、元、明、清各朝所继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隋唐时期的学校教育制度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学校种类之齐全，管理之严密，生徒之众多，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因此，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学校教育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制度的典型。
一、教育行政体制
(一)完备的学校系统
隋初文帝时提倡学校，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官学。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此外在太常寺设有太医署、大理寺设有律学。
唐在隋的基础上，中央官学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学，属于直系，是学校的主体。前三学似属大学性质，学习儒家经典。后三学似属于专科性质，书学研习书法，算学学习历算，律学学习律令。
东宫的崇文馆、门下省的弘文馆以及医学，属于旁系。这“二馆”为收藏书籍、校理书籍和研究教授儒家经典三位一体的场所。医学，亦属专科性质。皇族子孙另立小学。还有崇玄学，学习《道德经》、《老子》等，亦似大学性质。
唐代在各府、州、县分别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在县还设有市学和镇学。各府州还有医学和崇玄学。唐代学校系统的构成情况如下（参见图5-1）：
唐代的私学也很发达，当时名师大儒，也多聚徒讲学，传授经业。有乡村蒙学、学者讲学等多种办学形式。此外，农村里还有私立小学。
总之，唐代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建立了学校，有官学也有私学，有经学学校和专门学校之分，有小学、大学和专科性质学校之分等，学校的类型多种多样，学校系统相当完备。
(二)教育行政机构
我国古代始终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汉代中央教育行政由太常兼管。隋唐时期，则主要由礼部兼管。据《新唐书·百官志一》载，唐代礼部设尚书1人、侍郎1人，“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礼部尚书和侍郎下设礼部郎中、员外郎，掌礼乐、学校等事项。也就是说，在唐代，礼部是中央管理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但它也不是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管理教育只是其职责之一，由礼部尚书和侍郎以及礼部郎中、员外郎分别负责。
在礼部的统管之下，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设有具体的主管机构或人员。
隋文帝在中央设立国子寺，国子寺设置祭酒作为长官，专门管理学校教育工作。这是我国历史上设立专门教育行政部门和设置专门教育长官的开始。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
唐承隋制，中央官学中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由国子监具体管辖。国子监设国子祭酒1人，为中央官学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祭酒之下设司业2人，助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设丞1人，管理六学学生的学习成绩。设主簿1人，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这较汉代有很大发展，汉代太学只设博士祭酒1人主持教学和重大活动。宋代以后，国子监有时也行使全国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
地方官学归地方政府直接管辖，具体的主持者为长史。《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学生的毕业考试由长史主持，合格者由其于每年冬季报送尚书省礼部参加科举考试，亦可以升入中央四门学。
唐代的中央教育行政，除了由礼部主要负责外，其他一些部门也兼有教育行政职能，如崇文馆归东宫直辖，弘文馆归门下省直辖，中央和地方的医学都归太医署直辖，中央和地方的崇玄学隶属于礼部之下的祠部。
二、官学制度
隋唐官学制度已臻于完备，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设置了专门的学校管理机构
唐代设置了国子监，为专门管理中央官学的行政机构。国子监中设有祭酒、司业、监丞、主簿等职，并对其职责做了明确划分，使中央官学的管理得到了加强。地方官学归地方政府直接管辖，具体的主持者为长史，地方官学校内的事务则由博土和助教负责。
(二)形成了一系列教育教学管理制度
学生从入学到毕业都有制度化的规定。中央和地方学校入学年龄一般以14岁到19岁为限，学习年限为9年。律学为18岁至25岁，学习年限为6年。
凡贵族家庭出生的子弟及省试下第的举人，不必经过什么手续，可直接进入中央各学学习。凡地方诸州县学生中的优秀者，由各州长史考选，汇送给中央，可入四门学学习。平民能入中央四门学学习的，称为特殊生，名为“俊士”。学生入学后一切饮食服用皆由学校供应。
唐代各学规定，官学的学生一律称“生徒”。生徒入学要行束修礼。中国古代自孔子开始，学生初入学时要带一些酒肉之类的东西拜见教师，仪式非常隆重，这种仪式叫做行“束修之礼”，是为了表示对教师的尊重。束修之礼由政府明文规定是从唐代开始的。交纳束修的多少，根据学校的等级不同而不同：国子学和太学学生每人送绢3匹，四门学学生每人送绢2匹，律学、算学学生每人送绢1匹，地方的州县学生亦送绢2匹。此外，还须赠送酒肉，分量不限。这些束修的分配原则是三分送给博士，二分送给助教。这是教师于所发俸禄外的额外收入。
唐代中央官学教育的等级性非常强，明确规定了学生的入学资格。教育的等级性、阶级性由此可见一斑。“六学”中以国子学地位最高，学生必须是文武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学额300人。其次是太学，学生为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学额500人。再次为四门学，学额1300人，其中500人为文武官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另800人选庶民中的优异之人。除此之外，凡各州贡举进京省试落第的举人，也可进入四门学学习。书学、律学、算学是专科性质的学校，面向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孙及庶人，但学额少，都在50人以下。所学课程相同，程度相当，地位的高低是由学生的身份等级决定的。
“二馆”又高于国子学，限于皇亲贵戚和宰相功臣子弟，等级最高，学额最少(共50人)，而实际教学程度在儒学中最低。
地方学校的学生主要是中小地主的子弟。
从学习内容来看，无论是学习儒家经典，还是学习有关专科性的知识，其范围、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
唐朝学校教学计划服从于科举考试的要求。当时把儒经分大中小三类。大经为〈礼记》、《春秋左传》；中经为《毛诗》、《周礼》、《仪礼》；小经为《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大经和中经为必修科目，小经为选修科目，《孝经》、《论语》为公共必修科目。不同的学校要求学习不同的内容。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开设全部儒家经典课，但不要求人人全习。规定学习二经，指的是一大一小或二中；学习三经，指的是大中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须全通，其他各经任选。各科目还规定了修业年限：《孝经》、《论语》共学1年，《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尚书》各为1年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为2年，《礼记》、《左传》各为3年。学生要在9年内修完规定的学习内容。
书学除研究书法以外，每日习书法，学《石经三体》3年，《说文》2年，《字林》1年。兼修《国语》、《尔雅》等。
算学学习《孙子》、《五曹》、《九章》、《海岛》、《张丘建》、《夏侯相》、《周髀》等。
律学学习律令，同时兼习格式法例。
《论语》、《孝经》是书学、算学和律学的公共必修课。书学、律学修业年限为6年，算学的修业年限为9年。
地方学校所学课程与中央同类学校相同。但是，实际的教学水平不能和中央官学相比，学生能通一经以上即可毕业，或在地方委以职务，或升入四门学继续学习，或参加科举考试。
各学都有经名家编选、审定，由政府统一颁行的教科书。贞观初，太宗命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编成《五经定本》，颁行天下。其后，为统一五经的理解和讲授，又组织以国子祭酒孔颖达为首的明儒撰写《五经正义》180卷，颁行全国。唐代发挥中央集权政治优势，还选派着名科学家为中央各专科学校编审教材，如《算经十书》、《新修本草》等，对科学技术的进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地方学校的教材也是由朝廷颁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