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教育部组织法》规定，教育部直辖于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它对各地最高行政长官执行教育部的有关规定，有指示和监督的权力，但没有管辖的权力。教育部设部长1人，为特任官。设次长2人，分政务次长和常务次长，都是国家简任官。设参事2-4人为简任，负责教育法令法规的拟定和审议。此外还有秘书、督学等，皆为国家简任官。部内的机构为五司：总务司、高等教育司、普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和蒙藏教育司。每司设司长为国家简任官。司下设科，有科长为荐任，下又设科员为委任。
1931年，国民政府修正了教育部的组织法，规定在教育部设督学4-6人，其中2人为简任官，其余为荐任。同年9月，又公布了教育部督学工作的细则，其中第二条规定“督学应设置办公室”。自此，教育视导无论从机构设置上还是从实施上，都逐步趋于完善。
在实施教育部制的同时，国民政府省级的教育行政机构也恢复了教育厅制。教育厅是省政府的组成部分，与秘书处、民政厅、建设厅和财政厅平级。教育厅设厅长1人，由行政院于省政府委员中提请国民政府任命。省教育厅设有4科：第一科负责人事、经费、厅产以及庶务等工作；第二科负责管理省内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第三科负责管理省内的民众教育；第四科负责管理经费审核、书报编译以及其他庶务工作。此外，还设有秘书和督学。
国民政府在市县设立了教育局。国民政府在行政院下设立了7个直辖市，这7个直辖市的教育行政机构都是教育局，只不过内部机构设置不尽相同。但是不久，国民政府将主要力量用于“围剿”，有的市不再设教育局，只在市政府所设社会局下设一个科主管教育事项，与之平行的还有一个督学室，教育管理的力量被削弱了。
（第三节）各级各类教育
一、学前教育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幼儿教育思想的传入，两次学制改革重视女子教育并兼及学前教育，使学前教育机构正式纳入学制系统，学前教育比清末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北京及诸多大中城市也出现了一批学前教育机构，其中比较着名的有1923年陈鹤琴创办的南京鼓楼幼稚园和1927年陶行知创办的南京燕子矶幼稚园。
陈鹤琴是我国现代着名儿童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他认为幼稚教育是儿童的基本教育，是健全人格形成、人才培养和一切教育的基础。他针对当时幼稚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活教育”的思想，随后开展了“活教育”的实验。他认为活教育就是要把幼稚教育变成前进的、自动的、有生气的教育。为了实现“活”教育培养具有健全的身体、建设和创造的能力、合作的态度和服务的精神的“现代中国人”的目的，以大单元和活动中心为原则编制和实施包括健康、社会、自然、艺术、文学等方面活动的“五指活动”课程，教育方法突出“做”，采用“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综合教学法。
二、初等教育
清末民初新学制的建立推动了初等教育的发展。全国小学校数和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到抗战前，小学教育平稳发展。其重大事件是普及义务教育的提倡和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颁布很多法令、规程、方案、计划，规定了义务教育的修业年限、实施措施和步骤。同时，很多教育家也发起了推行普及教育，着名的有晏阳初开展的平民教育、陶行知开展的生活教育以及雷沛鸿进行的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等。
三、中等教育
在普通中学教育方面：民国初年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推动了中学教育的迅速发展。全国中学数量和中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间，对中学教育进行了大量改革，通过废除综合中学制、取消学分制、取消选修科目、缩短修业年限等措施，使中学教育获得了更快的发展。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确立“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方针，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一是创设国立中学，收容沦陷区流亡师生；二是实行中学分区制；三是推行中学一贯制实验；四是颁布《青年训练大纲》和《训育纲要》，加强对中学的思想品德教育和行为习惯训练。
在中等师范教育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随着“乡村师范”的大量涌现和“综合中学制”的废止，中等师范教育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潮。抗战期间，尽管师范教育屡遭挫折，但恢复迅速，并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潮。
在中等职业教育方面：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比较迅速，一是改实业学堂为职业学校；二是颁布职业学校法令，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三是涌现了“盛极一时”的职业教育思潮；四是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五是建立了国立职业教育制度；六是内地职业教育得到较大发展。
这一时期职业教育中最着名的是黄炎培等人在1918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着名教育家，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重要奠基倡始人。他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即“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他认为不能就教育论职业教育，而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发展职业教育，提出了“大职业教育”的思想，主张职业教育必须做到“手脑并用”、“教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并且把“敬业乐群”作为职业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黄炎培从事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数十年，影响很大，对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和理论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高等教育
北洋政府前期，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由于试行大学区制，若干省区出现了大学合并的趋势，所以高校中的国立大学数曾一度有所减少。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损失巨大而且饱受迁徙之苦。抗战期间，高等教育迅速恢复并有较大发展。
五、留学教育
民国时期留学教育的突出事件是“庚款留学”、“留法勤工俭学”。1908年，美国为加强对华影响，在国会正式通过将庚子赔款剩余部分本息退还中国，作为中国选送学生留学美国和创办清华学堂的经费。1924年，又决定全部退还庚款，“用以发展中国之教育及文化事业”，英、法、比、荷诸国也相继仿效，从而形成了西方列强利用庚款在中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庚款兴学”，由此形成留学热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劳力紧张，许多中国贫寒学子走上了出国打工留学的道路，形成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留学教育出现了“退潮”。原因是政府严格控制留学教育，严定选派资格；后日寇入侵使留学教育蒙受挫折，求学者无力外出，归国者谋业困难；内战导致财政紧张，庞大的军费开支使留学教育经费日益不敷分配，以致1948年1月宣布停止留学教育。
六、教会教育
清政府1906年承认教会教育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教会学校发展很快。民国初年，为了发展在华教育事业，成立了“全国基督教教育会”，后改名“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教会教育更加有组织进行，学校数和学生数猛增。进入20年代以后，我国教育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反对教会教育。促使北洋政府于1925年颁布了《外国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方法》六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教育部颁布《私立学校规程》，规程在上述六条基础上，对教会教育的发展作了更严格的规定。抗战胜利后，中、美签定“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协定”以及共同组织“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等机构，又再次扩大了西方列强的文教入侵规模。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算彻底收回了教育权。
（第四节）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一、文教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教育纲领明确提出男女教育权利平等和实行普及教育的主张，具体规定为：“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普及教育”。
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建立后，根据地政府立即在文教方面确立了教育为工农民众服务、为建设和巩固新生政权服务的方针。
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制定了具体的文教政策：1．文教工作中坚持统一战线；2.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3．注重生产劳动教育；4．国民教育实行民办公助。
二、教育体系
（一）干部教育
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共产党早期开办的学校主要有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平民女学、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陆军军官学校等。
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类型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和新干部培养，途径包括大量干部的在岗短期培训和部分干部的离岗系统教育以及部分新干部的岗前系统培训。教育机构主要有干部短训班、军政学校、技术学校、文化艺术学校。其中影响较大的干部教育机构有苏维埃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等。
（二）普通初、中等教育
瑞金苏维埃政权根据地的小学称劳动小学、列宁小学或红色小学，且以初小为主；1934年开始统称列宁小学，分公办和民办两种；学制最初为六年，三·三或四·二分段，后改为五年，三·二分段，初小三年、高小二年，分全日制和半日制两种。
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小学相当普遍，小学学制规定为五年，三·二分段，小学办学体制分公办和民办公助两种。初小占多数且几乎全为民办公助。根据地普通中等教育发展不平衡。
（三）社会教育
除了普通教育外，根据地还开展了大规模的使工农民众具有“写、看”能力的社会教育，开展了全民性的识字运动。并且将识字教学与推广科技知识结合起来，向民众宣传科技常识，以适应战争和发展生产的需要。
三、主要经验
根据地教育的主要经验有：
第一，教育为政治服务。
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下，最大的政治是以武装斗争的手段去夺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革命战争、支援革命战争，并最大程度提高干部战士的觉悟，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中心任务。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正是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首先，坚持把干部教育放在首位。其次，重视政治教育。
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革命根据地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使劳动人民获得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上的解放。因此，彻底改变建立在封建生产关系之上、以脱离农村生产生活实际为特征、以培养精神贵族为目的的文化教育，就成了根据地教育的基本任务。革命根据地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培养新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要求教育的组织、时间与生产相适应，形式多样，灵活安排；把生产劳动作为重要课程；生产劳动教育从儿童抓起。
第三，依靠群众办学。
革命根据地经济基础差，学校、师资、设备都十分缺乏，在战争环境中，政府有限的物力、人力难以大量投入教育；另一方面，革命根据地中在政治、经济上翻身的群众又有极大的受教育愿望，这就必须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多种形式办学，以满足群众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