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指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1840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用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2000多年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教育主权也开始部分丧失，西方列强开始以教会办学等形式公开在中国进行文化教育活动。
面对列强的凌逼，为了救亡图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改革的主张，并积极投身于实践，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清政府不得不调整统治策略。在文化教育上，清政府接受了地主阶级改良派的主张和建议，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教政策，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对封建教育进行了改革，制定并颁布了近代学制，建立了近代教育行政制度，使中国的教育向近代化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第一节）晚清时期的文教政策
一、晚清文教政策的提出
从明朝末年起，西方近代文化思想、科学技术就开始在中国传播。19世纪初，宣传西学的教会学校开始在沿海和内陆出现。随着教会学校的开办和发展，分设不同学部和年级的西方近代学制也输入中国。西方传教士在办学的同时，还办起了出版印刷机构。
西学的传播及其文教机构的普遍建立，不仅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加速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崩溃和瓦解，而且作为一种与近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教制度，充满勃勃向上的生机和活力，反衬出传统教育的腐朽落后，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参照系，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晚清教育制度相当完备，但学校大多徒具虚名。学生入学读书，只为获取晋升做官的资格，毫无求学的愿望。各地各种形式的书院、私塾，同样培养不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清末教育的状况，引起了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忧虑和批判。首先，他们主张改革传统教育，培养经世致用人才。其次，他们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学习“西洋利器”以利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鸦片战争以后，思想领域中的论争也相当激烈，“中学”与“西学”便是其中的热点之一。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就有了“西学为用”的思想。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两句话，进一步发展了魏源的思想，勾勒出了“中体西用”的基本框架。其后，不论是洋务派，还是早期改良主义者，以至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引进西学，都阐述和发展了这一思想。
最早明确表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概念的是沈寿康。他在1896年4月的《匡时策》一文中说：“中西学问本各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8月，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今中国创办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梁启超起草的《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也指出：“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
他们所说的“中学”和“西学”尽管内涵不尽相同，甚至有较大差异，但是，他们的思想均反映了中学和西学相结合的时代意愿，并且比较一致地将二者的关系表述为“体”和“用”的关系。
二、晚清“中体西用”文教政策的确立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日益明朗起来，并基本为社会所接受。但是，作为清政府文教政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直接缘于张之洞发表的《劝学篇》所阐述的文教政策思想。
1898年5月，张之洞发表《劝学篇》，系统阐述了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教政策思想。他所说的“中学”(也称旧学)，即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核心是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伦理道德；他所说的“西学”(他称新学)，包括西艺、西政，即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具体言之，“学校、地理、度支、赋税、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至于与西方国家的政体以及与政体有关的思想理论，则不在他所说的“西学”之列。他认为“中学”和“西学”各有其作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因此应该“新旧兼学”，“不使偏废”。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中学为“体”、“主”、“本”、“道”，西学为“用”、“辅”、“末”、“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以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为根本，在此基础上，选择西学中可以补我国之缺者和可以治我国之弊者，使其为我所用。他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他认为只有这样兼学中学、西学，而且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能在风气日开的国际形势下，既不会因噎废食，又不会歧多亡羊，达到保国保教保种的目的。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中学指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主要指经史之学和纲常名教理论）及其教育制度；西学指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及其文教制度（包括西文、西艺和西政等重要内容）。“体”指根本或原则，“用”指形式或应用。“中体西用”是指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本，以学习西学为中国所用。
“中体西用”作为晚清教育的指导方针，一方面推动了近代教育的改革和催发了新式教育的产生，清末学制就是中体西用的产物。另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国民普遍守旧、难以承受剧变的心理，坚持以固有传统文化为本，未能从根本上触及传统教育制度，从而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太平天国的文教改革
（一）对封建教育的批判和冲击，反儒的文教方针
太平天国革命从拜上帝教教义出发，对传统教育的偶像、学说、经典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们宣称只拜上帝，不拜孔子，要把孔子作为“邪教”来推倒。太平天国实行激烈的反儒政策，宣布《四书》、《五经》及其思想为“妖书邪说”。定都南京后，太平天国对儒学由坚决的反对改变为改造利用。太平天国对儒学的批判改造严重冲击了封建文教制度的基础和根本，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终究不能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
（二）实行普遍的平等教育
依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太平天国实行普遍的平等教育，其施教对象包括所有的群众——男人、女人、儿童。儿童每天上学，成人每礼拜日上学。教育的方法最主要的是“听讲道理”。
（三）改革教育内容、编辑新教材
太平天国基本上废除了原来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教育内容，经过删改的儒家经书虽然可读可教，但太平天国官方并未镌刻，没大量发行。作为教材的，主要还是他们自己编的官书，主要有《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命诏旨书》、《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等。
（四）改革考试制度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延用了科举取士的办法，但却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首先废除了封建门第出身，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其次，考试内容不准出“四书”、“五经”上的题目，而是从《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命诏旨书》及其他太平天国官书中选择。另外，还对士阶名称、职务，甚至服装等都作了详细规定。
（第二节）近代学制的建立和科举制的废除
学制是学校教育制度的简称。它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以及它们之间的衔接关系。学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各方面的综合反映。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封建旧教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为了富国强兵，洋务派、维新派积极创办新式学堂，发展新教育，民间也兴起了办学的热潮。在这个过程中，朝野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张，终于促使清政府建立了中国近代学制。
一、新式学堂的创建
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清政府陆续创建、改建了各类新式学堂，此外，还有民间创办的私立学堂等，这些学堂的创建，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实践上为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一)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
洋务运动发生发展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1861年1月，因奕欣等人的奏请，清政府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总揽洋务全局的中央枢纽，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学堂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培养洋务活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陆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教学内容以所谓“西文”与“西艺”为主。
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有30余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方言学堂，也就是外国语学堂，这种学校以学习外国语为主，主要培养翻译人员。第二类是军事学堂，这些学校培养能使用洋枪、洋炮的士兵和军官。第三类是技术学堂，这些学校主要是培养会使用和维修洋机器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通讯、医务人员。
在所有的新式学堂中，京师同文馆是我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它是我国近代改革封建传统教育的首次尝试和教育近代化的开端。
1．外国语（方言）学堂
洋务派最早创立也最为重视的新式学堂是外国语学堂，其培养目标是精通西文的翻译、外交人才。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不断要与外国交涉，由于语言不通，常受人欺蒙，损失极大。为了应付外交的迫切需要，培养自己的翻译人员，决定设立外国语学堂。
同治元年(1862年)6月11日，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这是我国政府创建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它标志着近代学校的产生。
京师同文馆，由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等奏请设立。该学堂先后设立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东文(日文)馆，都是学习外语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同治五年(1866年)，鉴于西方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军事武器制造的需要，奕等人又奏请加设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西方制造技术，使同文馆由单纯学习外语的专科学校，成为兼习科学技术的综合性的学校。此后，又设立了观象台、格致馆，有了发展近代科学技术的实验设备和实验教学。
同文馆对学生的来源、教师的聘用、考试的办法、学生的出路、经费的来源和使用等都有明确的章程。
同文馆的教师(当时称教习)，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按职责又可分为总教习、教习和副教习。至1898年底，同文馆先后共聘请86名中外教习。其中，外国人50余名，从传教士中聘请，担任外语、天文、化学、格致、医学、万国公法等方面的教学任务；中国学者30余名，担任汉文、算学等方面的教学任务。同治八年(1869年)任命丁韪良为总教习，这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1850年派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来到北京，在同文馆任英文和万国公法教习。自1894年一直任同文馆总教习，先后在同文馆任职25年之久。这就使同文馆的教学无法摆脱神学思想的影响。
同文馆的学生，选自八旗、满、汉人中资质聪明、现习清文、15岁左右者。同文馆的规模不大，也不年年招生。最初只有学生10名，发展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学生增至120名，是该学堂人数最多的时候。学生入学的途径主要有三种：咨传、招考、咨送。在学生待遇和出路方面体现了奕欣当初“厚以薪水以期专致”，“优加奖叙以资鼓励”的思想。学生分成两类，一类称额内学生，享有津贴；另一类称额外学生，不享有津贴。同文馆开馆之初，都是额内学生。到七八十年代，才有额外学生。学生出路非常广，毕业生中从事涉外工作的不少。另外在政府机构、军事部门、新式教育和实业部门任职者占大多数，也有一些参加科举获取功名，或被送往国外进一步深造的。
同文馆的课程经历了不断丰富和逐步规范化的发展过程。1876年按八年制和五年制的构想分别拟订了分年课程计划（参见表9-1）。
同文馆主要以考试来督促和检查学生的学业。考试分月课、季考、岁考、大考。月课每月初一举行；季考于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初一举行；岁考每年十月定期而试；大考第三年总考一次，由总理衙门执行，其成绩作为授官或降革的依据。大考成绩优秀者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馆。
同文馆的经费，是从海关办公费中提取三成，而海关总税务司负责人是英国人赫德。实际上，赫德操纵着同文馆的财政大权，这反映了当时半殖民地的社会特点。
继京师同文馆之后，又设立了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新疆俄文馆（1887年）、台湾西学馆（1888年）、珲春俄文馆（1889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等外国语学堂。随着形势的发展，洋务派逐渐认识到不仅外交工作需要外语人才，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也都须通外语，只有更多的人掌握外语，才能广泛地学习、传播西学，促进中国的富强。因此，洋务派在后来创办的军事学堂和技术(实业)学堂中，也非常重视外语教学。
2．军事学堂
洋务派创办这类学堂的目的是要培养中国自己的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指挥人才。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要抵御列强，必须建立新式军队，培养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指挥官。否则，即使制造出现代的枪炮船舰，也无人会用，无人能管。而西方各国的兵船将弁必出自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出自武备书院。于是他们建立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以培养新式海军和陆军指挥官。
洋务派最早创立的军事学堂，是福建船政学堂。该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是由洋务派大臣、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奏请朝廷在福建马尾船厂内设立的，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也是洋务运动时期最大的专门制造近代轮船的工厂。学堂由前学堂和后学堂两部分组成，学制五年。
前学堂专习轮船制造技术，注重法文。目标是培养能够设计制造各种船用零件并能进行整船设计的人才。
后学堂专习管理驾驶和轮机技术，注重英文。
前学堂下设造船科(制造学堂或称前学堂)、设计科(绘事院)，1868年又立艺圃(艺徒匠首学堂)。后学堂分为驾驶科(驾驶学堂或称后学堂)和轮机房(管轮学堂)。左宗棠在《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中指出：中国要巩固海防，非整理水师不可，要整理水师，非设厂造船不可。要办船政，就必须有中国自己的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因而“必开艺局”，培养中国自己的制造、驾驶人才，并“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辗转授受，传习无穷耳”。这就是福建船政学堂的办学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