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三次兴学运动，官学制度更加完备，国子学、太学、医学、律学、算学和书学得到了整顿和充实，又增设了武学和画学。地方学校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这些学校就其性质而言，有普通性质的学校，有专科性质的学校；就其程度而言，有相当于初等的学校，也有相当于高等的学校。而且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间还建立了相互衔接的学制，州县学生可以逐级升入太学。
(二)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设置了地方教育行政机构
宋代教育行政制度沿袭唐制，并有所发展，建立了专门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北宋三次兴学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官学的发展，至徽宗崇宁年间，全国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为了加强对地方教育的管理，崇宁二年(1103年)，在诸路设立提举学事司，长官称提举学事使(或提学)，负责管理所属州县教育，包括遴选考察教师，督察学生课业，主持和协调科举事宜。这是我国设置专门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开始。
(三)创行“学田制”
汉唐官学由政府拨给经费，数额是不固定的。宋自仁宗始，经神宗、高宗各帝，除赐给官学缗钱外，还赐给土地，称为“学田”，由学校经营，以田租赁收入作为固定办学经费。此项制度，元明清三朝皆袭用之。学田制的建立为官学的稳定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促进了宋元时期地方官学的大发展。对学田的经营管理也就成了学校一项重要事务。南宋时学田四界普遍树立石碑，言明亩数、佃户及地租，学校有专门机构掌握地租钱粮。
(四)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更加健全
1．对教师
宋代严格选任教师，太学选聘着名学者如石介、孙复、胡瑗等为教授，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教学，每一课程由两人讲授，“以较优劣善否”。地方官学教师则实行考试选差，熙宁八年(1076年)“诏诸州学官先赴学士院，试大义五道，取优通者选差”(《文献通考》卷四十二)。从此，在地方官学教师的选任上改变了以往由地方官聘任的办法，形成一种新的“考选教官”制度。
宋代学官还实行定期考核，三年一任制度，满一年一考，根据三考结果，决定其升迁或贬斥。学官考核纳入全国官吏考核体系，注重结合教学实绩。如大观元年(1107年)规定“以地理远近，生徒寡众，量其难易、劳佚，旌别教官”(《宋会要辑稿》第五十四册)。
2．对学生
第一，放宽了入学等级。宋代官学对学生的等级限制逐渐淡化，并有科举“当选擢寒俊”之说，一般平民子弟有了更多的读书仕进机会，和隋唐比较有了很大进步。以国子学为例，唐朝国子学限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宋改为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庶人俊秀者均可进入太学。南宋高宗时规定，州学生修满一年及落第举人经考试入太学肄业，则进一步打破了太学的官品限制。
第二，制定了严格的学规。宋代太学及州县学均制定有学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元丰元年(1078年)颁布了《太学令》140条，规定太学生升舍必须参考行(操行)艺(学业成绩)，设学正执行学规，有犯规矩者，处以“五等之罚”：轻者关暇数月，不许出入；重者前廊关暇；再重则迁斋；再重则下自讼斋，自宿自省；又重则罚以夏檚(楗)，屏斥终身不齿。措施虽严厉，仍体现教育为主的精神。州县学规以《京兆府小学规》为例，其中规定：生徒入学，先见教授，交出家长履历及保证书，然后注册；在诸生中选若干学长，代师授业并检查诸生过失；教授每日讲说经书三两页，出课诗赋题令生撰答；诸生学课分为三等，按程度制定学习进度；学生犯过按年龄及过大小惩罚，或扑挞，或罚钱、记过；岁时给假各有日限，违假过限报告家长。从该学规内容可知宋代地方官学并非虚设，学校有完整的教学和管理制度，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
3．对教学
教材的更新。宋代普通性质学校的教材仍然以“五经”为主，王安石兴学时颁行《三经新义》为标准教材。南宋以后，朝廷推崇理学，由于理学家提倡“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于是“四书”的地位上升，与“五经”并列为钦定教材。朱熹着《四书集注》后，《四书集注》成为必读的教科书。
“三舍法”和“积分制”的实行。“三舍法”是按学生学业水平实行分舍教学，按学生平时操行及月、岁等考试成绩决定升舍的教学管理办法。这种教学管理办法是王安石创立的，目的在于整顿太学，提高学校教育的地位和教学质量。以后各专门学校及地方官学也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三舍法。崇宁兴学恢复太学三舍法，并将三舍法推行到州县学及其附属之小学。通过逐级升舍，县学生可升为州学生，州学之上舍每年秋贡入辟雍。这样，州、县地方官学通过推行三舍法与中央官学联系了起来，构成一个相互衔接的学制，在教育管理史上属于首创，改变了以往中央和地方官学没有直接联系的状况。
南宋时，为配合三舍法创立了“积分制”：月考优等积1分，一年10次月考累积8分以上者作为升舍的重要依据。此类似今日学分制的计分方法与平日行艺的考查，皆强调平日的教学与管理。平日“行”指率教不戾规矩，“艺”谓学业成绩。其考查由斋长或学谕负责，逐日登记，一季末送学谕、学录、博士及司业、祭酒处逐级审阅评定等级。崇宁三年(1104年)规定，外舍生入学5年不曾公试入等第，及内舍已降舍又一试不合格者，除籍退送。三舍法进一步同降级制度和学籍管理结合起来。
（第三节）两宋时期的书院制度
一、宋代书院的产生
书院之名，最早出现在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主要是作为国家修书藏书的机构，当时有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实际就是皇家图书馆，与专门进行教育学术活动、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是有明显区别的。
书院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聚集大量图书，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
书院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社会的动荡和需要。唐末五代数十年间，“兴干戈，学校废，而礼仪衰”，许多读书士子穷居草野，无由显身，私人书院有所创立、发展。第二，书籍集聚和传播。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积书、藏书多，而在唐朝以前，书籍非常难得，唐以后造纸术达到一定水平，书籍才有了印刷、复制的条件。第三，私人讲学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就是一种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秦朝虽禁私学，但私学禁而不止。汉朝以后，私学一直与封建官学并行发展，遍设于全国城乡各地，成为培养人才的另一条重要渠道。唐代私人设置的书院有聚徒讲学活动，正是历史上私学的继承和发展。第四，佛教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开始传入中国，至魏晋隋唐而大盛，佛教徒每就山林名胜之地，建立禅林作为修道讲习之所，并定有详密的学习和讲授佛经的规程，使用记录大师讲学语言为“语录”等办法，书院学则的制订，教学活动方式均受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
专门进行教育学术活动的书院最先出现在民间。民间藏书的书堂、书屋、书舍与私人教学的书馆、精舍不断发展，逐渐演化成学者讲学说书、学子读书求学并进行学术研究的专门教育机构，这就是民间最早的书院。这些书院的出现，大约在唐代的贞元、元和年间(785——820年)，比较着名的有：贞元间进士张九宗在四川遂宁创建的遂宁书院；贞元进士幸南容在江西高安创建的桂岩书院；元和年间李宽在湖南衡阳创建的石鼓书院，亦称“李秀才书院”，后成为宋初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唐末五代以来民间出现的书院，多由重视文教学术的士大夫或文化人兴建，负责人山长和教师都不是国家任命的学官，而是聘请有学行的学者担任。教师可自由讲论，学术研究也充分自由，学术空气非常民主。学派可自由讲学，问难辩论。可见，书院是继先秦私学和两汉精舍之后一种新型的私学。
书院是私学，它继承了古代私人讲学的优良传统，在教学和组织管理上又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书院的组织和讲学形式，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禅林的影响，书院山长与寺院的禅师、方丈职责极为相似。书院的教学颇似寺院之学，组织管理比较全面、规范，其教育管理水平要超过传统的私学。其次，书院不仅是讲学的场所，也是学者研究着书修书及刻书印书藏书的学术中心。许多学术思想和着作都是在书院产生的，所以书院对古代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古代书院最大特点之一。再次，书院一般建筑在山水胜地，如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岳麓书院在长沙岳麓山下等，而且书院的建筑设施往往具有一定规模，布局也很讲究，一般包括照壁、泮池、讲堂、斋舍、祠堂、藏书楼、启圣殿、明伦堂等。
二、宋代着名的书院
书院萌芽于唐末，但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形成和兴盛则在宋朝。宋朝实现了国家统一，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士心向学。然而，当时的统治者急功近利，只注重科举选拔人才，以满足立国之初对于大批治术人才的需要，而忽视设学培育人才，以至在立国之后的80多年间，官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书院便以新生事物所特有的强大生命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它既满足了读书人求学要求，又受到统治者的赞许。
宋初书院在得到较大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六大着名的书院：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石鼓和茅山书院。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年间(785-805年)，洛阳人李勃、李涉兄弟隐居庐山读书，养一白鹿，其地遂称白鹿洞。南唐升元年间(937——943年)，就其地建学馆，置田产，以国子监教授李善道为洞主，有学生百余人，称庐山国学。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江州知州周述请赐国子监印本九经供学子研习。当时称白鹿国庠。何时改称白鹿洞书院史载不详，只笼统地说是宋初。白鹿洞书院的发展，是在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知南康军重修以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请皇帝赐《九经注疏》，增购图书，置建田庄，亲定学规，亲自讲授，质疑问难，使其盛极一时。
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建讲堂斋舍，创辟书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诏见山长周式，赐“岳麓书院”匾额及各种图书，岳麓书院因此而名闻天下。后大师张栻主教，以“造就人才，传道济民”为办学宗旨，使之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基地。朱熹曾会讲其中，听讲者多达千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