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灵魂不朽对我们的作用都是重要深远的，因此若是对于了解它究竟是怎么回事竟然漠不关心的话，那就必定是冥顽不灵了。我们全部的行为和思想都要随究竟有没有永恒的福祉可希望这件事为转移而采取如此之不同的途径，我们的行为及观念也要通过成为我们最终目标的观点来调节，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具有意义和判断而向前迈进。
因此，阐明我们的行为所依据的主题就要通过我们的兴趣和义务来完成。而这就正是何以我要在那些没有被说服的人们中间划出一种极大的区别的原因，我要将那些竭尽全力在努力求知的人和那些不学无术、思想麻痹而生活下去的人区别开来。
对于那些怀疑这一观点而为之叹息的人，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惋惜，他们把它视为最终的不幸，并且不惜一切以求摆脱它；他们把这场寻求当作是他们最主要的而又最严肃的事业。
然而思想麻痹、不思人生的人，他们仅仅由于不能在他们自己身上发现那种可以说服他们的光明，便不肯再到别的地方去寻求，他们不肯从根本上去考察这种意见是不是人们出于单纯的轻信而加以接受的一种意见，抑或是尽管它们本身幽晦难明，然而却具有非常之坚固的、不可动摇的基础的一种意见。对于他们，我的态度完全不同，思考方式也有所改变。
对于涉及他们的各方面的事情，采取这种粗疏无知的态度，这使我恼怒更甚于使我怜悯。它使我惊异，在我看来它就是恶魔。我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反之，我是说我们应该出于一种人世利益的原则与一种自爱的利益而具有这种感情。关于这一点，我们只消看一看最糊涂的人都能看到的东西。
要理解这种观点不需要有特别高明的灵魂。这里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真正而牢靠的心满意足，我们全部的欢乐都不过是虚幻，我们的苦难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最后还有那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我们的死亡，它会准确地、毫不犹豫地将我们置于那种不是永远消灾就是永远不幸的可怕境地。
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而又比这更恐怖的事情了。纵使我们能做到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英勇，然而在等待着世上最美妙的生命的归宿却是如此。在充分地思考整件事后，我们要说：在这个生命中除了希望着另一个生命而外就再没有任何别的美好，我们只是随着我们之接近于幸福才幸福，而且正如对于那些对永生有着完全保证的人就不会再有不幸一样，对于那些对永生没有任何知识的人也就绝不会有幸福可言，这些不都是勿庸置疑的吗？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持怀疑观点是错误的，可是当我们处于这种怀疑状态的时候，至少进行寻求却是一桩不可缺少的义务，所以那种既有怀疑而又不去寻求的人，就十足地既是非常不幸而又是非常不义的了。假如他对他的观点确信无疑，公然以此自命，并且甚至引以为荣，假如成为他的快乐和他的虚荣的主题的就是这种状态本身，那么我对这种肆无忌惮的生物无话可说。
我们怎么可能怀有这种感情呢？除了无从解脱的悲惨而外就不能期待别的，这里面又能有什么快乐可言呢？眼看自己处于无法钻透的蒙昧之中，又有什么虚荣可言呢？如下的这种推理是怎么可能发生在一个有理智的人的身上的呢？
“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安置到世界上来的，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我自己又是什么？我对一切事物都几乎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是什么，我的感官是什么，我的灵魂是什么，以及甚至于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是什么——那一部分在思想着我所说的话，它对一切、也对它自身进行思考，而它对自身之不了解几乎等同于对其他事物。我看到整个宇宙的恐怖的空间包围了我，我发现自己被附着在那个广漠无垠的领域的一角，而我又不知道我被安置在这一地点的理由，也不知道何以使我得以生存的这一小点时间要把我固定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在先我而往的全部永恒与继我而来的全部永恒中的另一点上。我看见的只是各个方面的无穷，它把我包围得像个原子，又像昙花一现那样稍纵即逝。我所明了的全部，就是我很快就会死亡，然而我所谓最无知的又正是这种我所无法逃避的死亡本身。
“正像我不知道我从何而来，我同样也不知道我该去向何处，我仅仅知道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就要永远地归于乌有，或是落到一位愤怒的上帝的手里，我并不知道这两种状况哪一种应该是我永恒的成分。这就是我的情形，脆弱和不确定的状态。由这一切，我得出结论：我应该不再梦想去探求将会降临我头上的事情而度过我一生全部的日子。也许我会在我的怀疑中找到迷失的方向，但是我不肯费那种气力，也不肯迈出一步去寻求它，然后，在满怀鄙视地看待那些究心于此的人们的同时，我愿意既不要预见也没有恐惧地去碰碰这样一件大事，并让自己在对自己未来情况的永恒性无从确定的情形之下，愤慨地被引向死亡。”
谁愿与这样讲话的人接近呢？谁会从人群中间挑出他来，好向他倾谈自己的事情呢？谁会在自己的苦痛之中求助于他呢？而且最后，我们又能指望他的一生有什么用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