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时期开始修建长城起，历经各个朝代，宁夏大地从南到北，中国长城在各个时期的建造形态，以及每个时期不同的筑造方式、材料、技术等，都有着完整的体现，历代王朝修筑长城都没有忽略过在宁夏境内的修筑。如今，保留在宁夏各个朝代的长城加起来的长度，可以从银川延伸到北京。阅读宁夏长城，就是在通读一部中国长城通史。宁夏长城凭借着这些条件，赢得了“中国长城博物馆”的美誉。
一 战国秦长城：中国古长城博物馆的“序言”
秦始皇的个人功绩中，生命力延续最长、对中国的历史影响最久远的是什么？长城。
匈奴是造就中国长城的直接推动力量。匈奴时期的草原铁骑，一次次将宁夏踏在脚下，一次次的马蹄声后，是那些在严寒酷暑中战死、累死、病死的戍边将士。秦始皇的曾祖昭襄王一将秦的势力推进到六盘山下，就开始了最原始的防御策略，就地取材依靠那些黄土夯筑成一截截土墙，这就是最早的长城雏形。战争不断，黄土下的修长城者的呻吟之声也就不断。可惜，这种声音被埋得太深，历史再也听不见了。
秦始皇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心理开始发生蜕变：一个统一的国家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以咸阳为中心向四周扩展，不断将帝国的核心区、控制区和影响区的扩大。帝国核心区的精耕农业、市场体系、道路网络和文官组织等“天下国家”的构成元素，也向一个个被囊括进帝国版图的地区渗透。和战国六雄的君主不一样的是，秦始皇始终不清楚秦的边界应该在哪里，这也让他不会像其他战国君主那样一味地坚守自己的固有版图主权，他要不断地扩大边界和主权。秦始皇一生6次出巡，在气候、环境都很好的中原地区，他并没有做太多的停留，而是将脚步一次次勤奋地送往边地。这是个对边界很感兴趣的帝王，这种兴趣导致了秦国成为一个不断拓展疆土的帝国，他在边疆地区设立郡县和构筑长城，无疑都是确认边界的另一种形式。而这两点，都和宁夏有着很大关系。
消灭义戎渠国后，秦国在义戎渠国的领地上设立了陇西和北地两郡。宁夏南部地区归属北地郡。秦始皇下令在陇西和北地两个郡之间设立了高平县（今宁夏固原市所在地）。秦始皇在称帝后的第二年，就将出巡全国的首站锁定在了六盘山一带：一是出于敬山祭祀的帝王心理；二是这里处于帝国向西、向北扩张的重要关口，是秦帝国西北边疆的界线，六盘山的天然屏障对帝国的西北方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三是选择出巡这里，可以向西北边地炫耀自己的武力。公元前220年的出巡，使得秦始皇成了踏进宁夏的中国的第一位封建帝王。从秦始皇下令修建经过宁夏南部为平定北方少数民族乱势提供军事给养的回中道，以及《史记》中对他“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湮谷，千八百里”的记载来看，秦始皇是想踏上回中道，自南而北横穿宁夏，从包头以西的九原进入陕西西北的甘泉。
秦始皇对宁夏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使宁夏并入秦帝国版图，使宁夏在随后的1200多年时间里，一直在“中国的版图”内（直到1038年大白高国——西夏的建立，和中原王朝有着200年的分离历史）。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从匈奴人手中攻取河套一带后，使宁夏变成了秦帝国针对西北少数民族尤其是匈奴的前线地区，这也就决定了宁夏在秦后1000多年的整个中国版图中的军事地位，这种地位到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时达到顶峰：康熙亲自到宁夏并将宁夏作为关乎清帝国国土完整的军、粮、财的聚集地。
秦始皇对宁夏的另一个贡献在于他下令修建的回中道，将南部宁夏纳进秦帝国的公路网络，这种网络的形成，促成了宁夏和内地的密切往来。出于国家巩固边防的需要，大批农耕地区的工匠、军士、罪犯等来到宁夏，他们在戍边生涯中，也将农业耕种技术带到了宁夏北部地区，尤其是在黄河流经的宁夏平原，对水系的改造和利用，体现了他们高超的技能，这种改造也逐渐成了把宁夏从游牧生活状态变成农业生活状态的主要力量。至今，在银川平原上，那一渠从秦代就开始流淌的黄河水，仍然浇灌着银川平原上的稻田，秦渠的名字保持了2000多年，依然没有褪色。农业的发展为边防的军需提供了保障，使得越来越多的戍边将士逐渐扎根在宁夏大地上，这是宁夏迎来的第一批严格意义上的移民。他们以军事力量改变了宁夏在此前扮演飞地的角色，成了秦帝国的边疆；他们以农业改变了这里的生活形态，完全的游牧生活变成了农牧兼有的二元生活形态；他们也以农业的发展和逐渐的富足，促进了宁夏和内地的商业往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兴起。秦王朝在宁夏境内设置的乌氏、富平、朐衍、朝那等县，就是今天的固原、吴忠、盐池、彭阳等县的最早雏形。
二 中国之墙的跨越和毛笔的发明
在周王朝的各个属国中，秦本来是其中最贫穷、最小、最边远、最多受到来自秦西北和北边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袭击的，但它能够把许多地缘上的劣势变成自己发展的长处，重视农业和向游牧民族学习马背上的战术，积极学习西戎各部落先进的手工业和畜牧业技术，注重和周边地区的贸易和流通，使开始并不大的版图内的各种力量都变成了于自己有利的因素。经过商鞅变法后，秦成了周的属国中非常重视经济发展的国家。伴随着这种学习的过程，是一场场战争，这些战争大多远离秦国在渭河流域山峦包围的地区进行。随着疆土的扩大，秦和周边属国的战场日益向远离秦国心腹之地的地区推进，表现在西北方向的宁夏境内更为明显。
春秋到战国时期，今天的固原一带属于义渠戎国的乌氏戎地。公元前324年，秦惠王出兵攻取这一地区，设置了乌氏县，这是秦将自己的势力第一次稳固地伸插到六盘山地区。随后的100多年里，秦和义渠戎之间，以战争与和平的更替状态胶着在这片土地上。公元前272年，秦彻底消灭了义渠戎，在义渠戎的疆域内设置了陇西、北地两个郡，使六盘山地区以稳固政权形式正式纳入秦帝国的版图。这是秦版图中最西北的边疆地区，也是面临西北地区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侵扰最多的地方。如何巩固这一地区，成了正在扩张中的秦面临的难题。秦很快想到了就地取土夯筑线式土墙的办法，这种办法在中原地区的殷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周礼》中记载，殷周时期，当时就在疆界上挖壕沟，立栅栏，“制具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凡国都之境，有沟树之固”。《诗经》中的《出车》里就描写了当时的周政权开始在北方地区修筑简易的土墙。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将土筑城墙的方法说成是秦的首创，显然缺乏足够的历史常识。殷周之后，早在公元前7世纪，当时的楚国就曾在封疆上修筑过长城。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立，群雄争霸，为了相互防御，也曾在彼此的疆土上构筑过这种线式筑城体系。现在固原城北5公里处，从银川到平凉的公路边，很容易看见突兀于公路一侧的一截土墙，一个石碑上明显写有“战国秦长城”的字样，这是宁夏境内保存最早的长城遗址。这段长城的修筑时期，是在公元前306年至公元前251年的秦昭襄王执政期间，横跨南部宁夏的西吉、固原和彭阳3县，长度为180公里左右，设计上以内城和外城两道防线体现了梯级防御战略。这是一段见证战国时期，秦在防御心理下完成的军事工程，透露出秦政权是在多么恐惧的心理下守卫边疆，也体现了汉族帝王在游牧民族的强大马上力量面前对自己的帝国安全是多么不自信，是多么恐惧，这种恐惧在伏尔泰的话语中有着体现：“中国在我们基督教纪元之前200年，就建筑了长城，但是它并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中国的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这一时期的长城，不是后人唱的赞歌中的伟大，不像后来的长城那样以大量劳力、军力的付出为代价，而是充分利用有利地形，顺地形而为。2001年，国务院公布这段长城为国家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肯定了它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文物价值。就是这段长城，为这个世界上最浩大的单体工程奠定了雏形。筑城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改善阵地，有利于自己部队的行动、不利于敌人行动的一种手段。秦昭襄王下令修筑的长城，改变了秦人阵地，是受战略支配的一种手段。在当时的作战对象和攻城战术条件下，这些长城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构成了战略威慑，对保卫秦北部边境的安宁，保障秦北方的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是古代陆疆筑城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古代北部边境最完整的线式筑城准备体系的开端。如果说宁夏长城是一个中国陆地长城的博物馆，那么，战国秦长城就是走进这个博物馆的序言部分。
早在战国时期，北方的一些国家就开始修筑“拒胡的长城”，在北方大地上出现了燕国——在今天辽宁的沈阳、阜新和内蒙古的赤峰，河北的围场、张家口一带的长城，赵国——在今天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五原一带的长城。秦始皇登基后的第二年就开始巡视宁夏南部一带，发现了这一带对新兴秦帝国的边防意义，开始下令修筑规模更大的长城，这也是这位没有边界意识不停扩张的帝王意识老化的开始，以长城为边界约束起了那颗扩张之心，这就是西起甘肃临洮、经固原往东而到内蒙古今准格尔旗黄河南岸长约3000里的秦长城。这3000里的长城，就是后来万里秦长城的西段基础。
随着秦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张，北部秦域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河套一带的匈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遣得力大将蒙恬统领30万大军攻打匈奴，这些军队在和匈奴的惨烈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在河套地区修筑了一批城郭、设立了一些亭障，其中就有不少设在宁夏境内。如今，留在宁夏境内的有著名的四大关、障：位于今天固原市南的瓦亭关、固原市东南的萧关、吴忠市西南的神泉障和宁夏陶乐县（2004年撤销）西南的浑怀障。
和秦始皇后来修建公路网、统一文字以及度量衡这些推动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举措比较，长城的代价显然太大了。
秦始皇下令将其他六国时期修建的城墙拆除，一方面对燕、赵、秦北方的长城加固，另一方面，秦军用战争之手将匈奴推向河套以北地区，下令蒙恬将以前的长城线式筑城体系的长度拉长，并创新地使长城开始以城垣为主体，配以城堡、关隘、墩台、烽堠等工程设施，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信、隐蔽等多种功能，让军队以点线结合的方式布防在长城沿线，长城开始显现它更大、更多的功能了。蒙恬驻守在长城以内，在河套以南地区，秦帝国开始设置郡县，建立了数十个县级建制，那些从秦地来的军人、移民，成了宁夏第一批从南北上的移民。“蔡伦造纸，蒙恬造笔”的说法也伴随着宁夏长城的出现而得到一些模糊的证实。蒙恬带人驻守在宁夏北部的长城一带时，发现这里成群的羊不仅能供给兵士的肉食，那些质地柔软的羊毛，可以用来做书写的工具，比起拿刀刻写要轻松得多，于是，中国的毛笔出现在了这个时期，改写中国笔历史的瞬间就落在了宁夏大地上。
三 400年：战略防御设施形成
“它像一条找不到头尾的灰色长蛇，伸展在大漠中，它已经完成了保卫中原帝国抵御北方蛮夷入侵的历史使命。我们看到路边矗立起的无数烽火台，它们是已逝去的辉煌时代的黯然无声却又是雄辩有力的见证。烽火台一座接一座，似心跳一般有规律地隐现在道路的尘土和冬天的寒雾之中，似乎铁了心要和事物的消亡法则抗拒下去，不管经历了多少世纪的沧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这是20世纪30年代，斯文·赫定用诗意般的文字所赞叹的汉代长城。
秦长城并没有真正发挥修建者预期的作用，没能有效地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犯。秦朝灭亡后，长城随着帝国的威严丧失而变成了一截没用的土墙。汉朝前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顾及宁夏地区，使这一地区成为匈奴驰骋掠杀的舞台。直到汉武帝时，随着国力强盛，也只是对战国秦长城做了简单的维修，北部宁夏仍然处于匈奴人之手。公元前166年，14万匈奴铁骑就跨过了这段长城，进入关中。
汉朝出现了“不畏南虎，但惧北鸡”的现象，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在中原王朝眼里一直是野蛮、落后的“鸡”，但他们的军事威胁却强于“虎”，随时可能导致王朝政权大厦的坍塌。汉文帝时的著名政治家晁错就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修筑长城防备匈奴的议论：“胡人……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钫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不难看出对游牧民族是看做走兽般的，但也看出修筑长城的紧迫感。晁错指出：这些草原上的游牧者时而抵达边界，时而远去，如果汉文帝不救早前移居边界地区的人，那些边民就会绝望而有降敌之心，应该修长城，立关城，设关险，才能解决胡人的骚扰问题。
和秦始皇起用蒙恬通过军事手段巩固长城一样，公元前133年起，汉武帝先后任用卫青、霍去病等著名战将，统兵数十万北上，将宁夏北部的匈奴驱赶到河套之外，在仿效秦始皇修筑长城的过程中，汉军用了20多年时间，巩固宁夏境内长城的同时，将汉长城的“外城”延伸到了阴山之下，使宁夏境内的秦长城成了汉长城的“内城”。没有史料的明确记载，汉武帝在一生中到底出巡过几次，但他就在汉军将宁夏纳进汉朝版图后，先后6次来到宁夏南部地区巡察，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帝王中第二个将足迹踏进宁夏者。帝王的亲临以及汉武帝的系列开发边陲政策，逐渐加大了汉朝在宁夏的军事布防力量、军屯移民数量和开发力度，使宁夏迎来了历史上第二次开发高潮。
秦汉400年是宁夏长城丰富与完善的400年，也是汉和匈奴在长城内外拉锯式争夺的400年，长城通过这400年，逐渐成了“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的战略防御设施。随着汉朝对匈奴人作战经验的丰富，长城的修建也在逐步发展中丰富了自己的内容和质地：起初是用彼此相望的烽火台或连接排列的城堡，以传递信息和相互呼应、救援。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运动战略的开始运用以及战争改用步兵、骑兵为主力，经常采用野战和包围战等方式，原来的防御手段远远不能满足军事上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用城墙把烽火台、城堡、河谷、山崖、壕堑、道路等联系起来的思想，从而形成一个大规模的防御体系。这种防御体系，不同于只能防守一个都邑或据点的城堡，而构成相当长的防线，防卫着极为广阔的地区。就宁夏境内来看，这一段长城就是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既有传递军情的烽火台，又有瞭望垛口；既有戍守人员居住的城障，也有边城作为驻军和军需物资的供应地。
汉代长城在宁夏境内的横穿而过，带来的不仅是长城内侧的安静，由于汉朝在长城沿线实行的屯田制度，对供给军饷、发展农业、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以驻防长城沿线的军队兼营屯种的形式从汉朝就开始了，这就使宁夏得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来自中央政权力量的大面积开发。
四 从边关到边关：1000多年的长城轮回
国防安全是任何时期国家执政者所思考的重要课题，古代军事家们在掌握战争的基本战略之前，敌对双方往往就把进攻目标集中在对方的财产和资源上，并竭力保护自己的资源。这就决定了长城这样的军事设施的出现。
防御是相对进攻而言的，对匈奴而言，长城就是一道对他们的威慑力进行阻隔的障碍。对中原王朝而言，长城就是一种不安全心理的表现。长城需要它的修筑方掌握完善的构建体系，还要有一支数量足够、训练有素的常驻守备队戍守，更需要通晓守御战术的指挥人才以及良好的后勤保障条件。综观长城史，凡是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当时的长城就起到了它的预期作用，反之，就成了浪费国力的工程。蒙恬、卫青、霍去病等历代战将，就是依靠长城这种防御性工程，要么采取固守战略，要么以长城为跳板出击敌方，成就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也凸显了汉代长城在整个长城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汉朝灭亡后，内地陷入了361年的战乱和割据状态，宁夏境内的长城和其他地方的一样，一次次被北方少数民族的战马践踏而过。直到581年，隋朝以一个统一的王朝出现。此时的宁夏依然分为南北两部，北部以灵州为中心，南部以原州为中心，而宁夏又常常是北方突厥南下的通道，宁夏就成了隋朝防御突厥的边地前沿。长城的修筑成了隋朝时宁夏的一个大命题。为了防御突厥、契丹、吐谷浑等游牧民族对长城南侧的农耕文化区的侵扰和掳掠，隋朝曾经7次对旧有长城进行修复和完善。
585年，隋朝刚刚建立的第四年，朝廷就命令司农少卿、安固县公崔仲方发动兵丁3万人，在今天的陕西横山到宁夏灵州一线修筑长达700多里的长城——多数是在汉长城基础上修缮。第二年，隋朝又下令征丁15万人，在前一年的长城基础上向东延伸，并在险要处修筑数十座城池。
唐朝时，灵州成了西北地区最重要的边塞重镇之一，大批军队驻扎在这里，军队的防御色彩更加明显，对长城的依赖也更加明显，大批驻守军队多是依靠长城为守卫基础的。长城在唐朝更加凸显了边地的守疆作用，这种作用几乎贯穿了整个唐朝前期。
西夏王朝的建立，宁夏境内的长城彻底改写了自身的意义。由于宋朝与西夏在宁夏南部地区交界，形成了新的边界，长城出现了新的位置：2010年2月2日，宁夏考古研究所向外宣布，在宁夏首次发现并确定宁夏境内留存有宋代长城遗迹，这段20公里长的宋长城遗迹在原州区战国秦长城南北两侧附近，专家根据构筑特点及相关遗物确定为宋代长城。元代疆域的拓展，更是将宁夏纳进了帝国的腹心位置，长城同样没有了任何实质性的作用，直到明朝建立，宁夏重新成了中国的边地，长城在一种轮回中开始恢复它的原始功能。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采纳了朱升“高筑墙”的建议，不仅各州府县的城池构筑得十分巩固，而且对长城的修筑和防务也十分重视。将12600余里的陆疆划分为9个防区，并在北部边境大修长城，沿长城设置9镇，宁夏身列其中且在9个边地重镇中占了2个，宁夏境内的长城有了新的防御对象：瓦剌和鞑靼两大蒙古残余的势力。宁夏镇管辖的长城从宁夏东大门的盐池一直延伸到甘肃兰州的皋兰一带，全长1000多公里，固原镇管辖的长城长度1000多里。宁夏境内的这两个重镇管辖的长城长度加起来1500多公里，在明代万里长城的总长度中，占据近三分之一。
宁夏的长城到明代达到了最辉煌的时期，这种辉煌体现在了长城的防御设施上，它在明代北方边境的安全守护上，也体现在它自身在宁夏境内的物理意义上的长度与人文高度上。
宁夏东大门盐池县的旧名叫花马池，随着明代长城的修护开始凸显出它的军事地位。由于这里从东西连接着陕西和宁夏，从南北地理位置来看，花马池北边毗邻河套地区——这一带驻扎着大批蒙古兵力。如果蒙古兵力突破这里，就可直接南下威胁西安甚至关中平原，因此，明朝对这里的重视程度是历代所没有的。1474年，巡抚都御史徐廷章、都督范瑾向朝廷奏请，修筑了以花马池为起点向西延伸到黄河边387里长的长城。因为这些长城位于黄河之东，所以被称为“河东墙”，这是宁夏境内明代最早的长城。这时长城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依托长城防御，每隔30里就修筑一个军堡，每隔60里筑一个城。那些边防军人就驻守在这些城和堡中。明朝正统年间开始，在花马池开始增设守御千户所，1506年后改为宁夏后卫。
1507年，杨一清总督陕西三边时，调集宁夏、西安的军屯兵力4万及民工5万多，开始修缮“河东墙”，重点是修筑了花马池城。这个旨在稳固边防的举措却为杨一清带来了杀身之祸。宦官刘瑾为此告他浪费边防费用，杨一清被逮捕入狱，“河东墙”的继续维修成了一句空言。
1531年，陕西三边总制尚书王琼向朝廷再次奏请，在“河东墙”的南边，挖深沟垒墙地修筑了一道非严格意义上的长城。由于它的军事功能，以及挖深沟后垒起的高墙（沟深、宽均为2丈，墙高3丈，沟底到墙顶高为5丈）同样具有长城的功能，所以，这道360里长的边墙也被算成宁夏的明长城。这种“深沟高垒”的做法，后来被朝廷作为样板，向宁夏长城的东边地区推广。至今，从银川到盐池的路上，仍然可以看见被当地人称为头道边和二道边的两道长城。
到了明代，宁夏境内修筑的长城数量激增，除了黄河东边的“河东墙”外，北长城也是宁夏北部贺兰山和黄河之间的一道军事屏障，也有两道。明代弘治年间，从贺兰山的红果子沟开始向东，一直到黄河岸边的60里地，成了明朝军队在黄河西岸抵御蒙古残余势力的前沿防线，这也是宁夏前沿长城修筑史中最北段、最后的一个象征点。1531年，王琼在修筑盐池县境内长城内墙的同时，出于军事安全考虑，下令在贺兰山南端这道边墙的内侧也修筑一条防线，并下令守边将士回撤到内墙上驻扎。到了清代，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宁夏境内的长城和其他地区的长城一样，逐渐失去了军事保障功能，成为一块宁夏长城的化石。分布在长城上的居庸关、山海关等名关的巨大光环照耀，使得宁夏境内的那些沿长城布防的军事关口：胜金关、赤木关、镇远关等，也悄然躲避在长城的大屏幕后面，被历史逐渐淡忘。
从隋朝修筑长城开始到明代，从边地到边地，宁夏境内的长城发生了近1000年边地角色轮回。随着清朝版图扩张，明长城很快就画上了从战国开始经历1700多年长城史的句号，其背后是丰富历史文化积淀出的长城文化，一道土墙抵挡的只是内外军事力量的暂时互相跨越，文明的脚步却时时互相跨越。长城外的力量进入，带来中原政权后来逐渐掌握的畜牧业技术和资源，民族文化和贸易越过这段土墙，为长城内外的双方带去了沟通和交流，这种沟通和交流，也是中华文化和文明得以丰富及完善的一个主要力量。硝烟过后，是民族间的融合。于是，匈奴、契丹、女真、党项、粟特、回鹘等部族建立的草原帝国消失了，庞大的族群也消失在长城之外，他们何尝不是在跨越长城的过程中丢失了自己，将自己的影群融入后来那个叫汉族的庞大族类中呢？长城也何尝不是见证从战国时期开始，宁夏大地上的各类族群高频率的战争、高频率的混居、高频率的互为影响？民族关系紧张时，它是双方交锋的战场，民族关系缓和时，它是双方各民族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的驿站和平台。这块土地上的游牧者接受了跨过长城的汉族人带来的农耕、水利、军事等技术，宁夏甚至宁夏以南地区的汉族人，也接受了跨过长城的那些少数民族的畜牧业人员和强健的技术、马上的战术以及通过宁夏从西域传来的各种香料、工艺、技术。
从开始修筑时起，宁夏的长城就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国长城的历史。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在中国迎来海战之前，宁夏的长城一直扮演着“夷夏之界”的角色。同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车的运用，物资调运、将士调遣都开始用车来进行，以致当时要以战车多寡来衡量军事实力，姜子牙派南宫适到宁夏境内求助300战车的实例，就反映了宁夏境内生活着的戎的先进和强大。随着长城的出现，战车被挡住了去路，夏和夷之间互相牵制的时期也到了；骑兵时代的来临，使长城开始接受新的挑战和考验，这带来了长城的附属物——城障；当别的地方以山林、绝崖为险，使长城“上山”时，无大山大林做长城倚仗的宁夏，出现了墩、墉等山谷间和河流间修筑长城的技艺。在长城的结构上，宁夏长城也有着中国长城中独特的地方。杨一清镇守宁夏修筑长城时，在长城上就首创“暖房”（也叫“暖铺”），使守边将士的哨所有了遮风挡雨的功能。从汉朝时出现的长城外墙的“马面”到明代的墩、墉，从黄土夯筑到石砌以及沙筑长城，从蒸土法到胶泥墙体，宁夏长城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体现中国长城修筑技术提高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而言，宁夏的长城，何尝不是一座露天的长城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