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有好些时候没有记日记了，今天我又拿起日记本，看到我竟是如此有意识地一步步陷于目前的处境，真是大吃一惊！我对自己的处境一直看得很清楚，可是我的行动却像个孩子，现在我对自己的处境仍是一目了然，可是境况却并没有好转的迹象。
8月10日
假如我不是傻瓜，我的生活本可以过得最好、最幸福。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既优美，又让人心情愉快，这是多么难得的。唉，只有自己的心才能创造自己的幸福，这话说得很对。
我是这个可爱家庭中的一员，老人爱我如子，孩子爱我如父，夏绿蒂也爱我！
再就是安守本分的阿尔贝特，他没有以脾气怪异和举止无礼来扰乱我的幸福，他待我以亲切的友情，在他心目中，除了夏绿蒂，我就是世上最亲爱的人了！
威廉，我们在散步时彼此谈着夏绿蒂，你要是能听听我们的谈话，那可真是一大乐事。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这种关系更可笑的事了，然而我却常常为此独自流泪。
他经常向我谈起夏绿蒂贤淑的母亲：临终前她把家和孩子都交付给夏绿蒂，又把夏绿蒂托付给他，从这时起，夏绿蒂就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她井井有条地料理家务，严肃认真地照看弟妹，俨然一位真正的母亲，她时刻怀着热烈的爱心，兢兢业业地劳动，然而并没有因此失去她活泼的神情和无忧无虑的天性。
我正在他身边，不时采摘路畔的野花，精心编扎成一个花环，随后将它掷进“哗哗”流淌的河里，看着它轻轻地顺水漂去。
我记不清是否已经写信告诉过你，阿尔贝特要在这里住下了，他在侯爵府上找了个薪俸颇丰的职位。像他这样办事兢兢业业、有条不紊的人，我很少见到。
确实，阿尔贝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昨天我同他表演了精彩的一幕。我去他那儿向他告别，说我一时心血来潮，要骑马到山里去(现在我就是在山里给你写信的)，我在他房间里来回踱着，他的两支手枪不经意地落入我的眼帘。
“把手枪借给我吧，”我说，“我出门好用。”
“行啊，”他说，“要是你不怕麻烦愿意给枪装上弹药的话，枪在我这里挂着也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
我取下一支枪，他继续说：“我的小心谨慎曾同我开了一次淘气的玩笑，打那以后我就不愿再摆弄这玩意儿了。”
我心里好奇，很想知道这件事。
“我在乡下一位朋友家里大约住了3个月，”他说，”身边带了几支微型手枪，都未装弹药，我也睡得很安稳，一个雨天的下午，我闲坐无事，不知怎么，顿时生出奇思异想：我们可能会遭到袭击，或许用得上手枪，可能……你知道，事情会怎样。我把手枪交给仆人，让他把枪擦一擦，装上弹药，而这小子却拿着枪去逗女仆玩，想吓唬她们一下。上帝才知道是怎么搞的，枪居然走了火，通条还在枪膛里，一下子射进一位女仆的右手拇指肌，把她的拇指打烂了。她向我哭诉了一阵，我还得支付她的治疗费，自此以后，我所有的枪支都不装弹药了。亲爱的朋友，小心谨慎有什么用？并不是所有的危险都能预见得到的！虽然……
现在你知道了吧，我很喜欢此人，甚至还包括他的“虽然”二字，因为任何一般定理都会有例外。这是不言自明的。此公竟如此四平八稳，面面俱到！要是他觉得自己说了些考虑不周、一般化的或不太确切的言辞，他就会没完没了地对他的话加以限定、修正、增添和删减，末了与原来的意思大相径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不厌其烦地把这件事情说得详详细细，点滴不漏，到后来我根本就听不进去他说什么了，完全沉浸在自己一些阴郁古怪的念头里，我以暴躁的姿态把枪口对准自己右眼上方的太阳穴。
“啊哟！”阿尔贝特叫道，同时从我手里把枪夺下，“你这是干什么？”
“枪里没装弹药。”我说。
“即使是这样，你要干什么？”他极不耐烦地加了一句，“我想像不出，人怎么会这样傻，竟会开枪自杀，单是这种念头就让我极度反感。”
“你们这些人啊，”我嚷道，“只要谈起一件事，马上就要说：这是愚蠢的，那是聪明的，这是好的，那是坏的！究竟想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你们说这些话前研究过一个行动的内在情况吗？你们能确切解释这个行动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必然会发生的原因吗？如果你们研究过，那么就不会如此草率地做出判断了。”
“你得承认，”阿尔贝特说，“某些行为的发生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其本身都是一种罪恶。”
我耸耸肩，承认他说得有道理。
“可是，我亲爱的，”我接着说，“这里也有例外。不错，偷盗是一种罪恶，但是一个人为了使自己和亲人不至于饿死才去盗窃，他是该值得同情还是该受到惩罚？丈夫由于正当的愤怒，一气之下杀了不忠实的妻子及卑鄙的奸夫，有谁会向他扔第一块石头呢？还有那位姑娘，那位在极乐时刻完全沉醉在爱情的狂欢之中的姑娘，又有谁会向她扔第一块石头呢？我们的法律本身——这些冷血的、咬文嚼字的学究也会被感动，不给予他们惩罚的。”
“这完全是另一码事，”阿尔贝特说，“因为一个人如果受了激情的驱使而失去理智，那么只能把他看做醉汉，看做疯子。”
“哟，你们这些有理智的人！”我微笑着叫道，“激情！酩酊大醉！疯狂！你们却在那里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你们这些品行端正的人，任意嘲骂醉汉，唾弃疯子，像祭司一般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像那个法利赛人似的感谢上帝，感谢他没有把你们造成醉汉或疯子。我曾经不止一次喝醉过，我的激情也和疯狂相差无几，我并不为此感到悔恨，因为以我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知道，凡是能成就伟大事业，做了看似不可能的事的，都是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他们却自古以来都被骂做醉汉或疯子。
“即使在平常的生活中，凡是有人做了自由、高尚、出人意料的事，就总会听到有人指着他的脊梁骨在背后嚷嚷：这家伙喝醉了，他是个傻瓜！这真叫人受不了。惭愧吧，你们这些头脑清醒的人！惭愧吧，你们这些圣贤！”
“你又在异想天开了，”阿尔贝特说，“你把什么事都夸大得过了头，至少现在你肯定是错了，现在谈的是自杀，你却把它同伟大的行为相比较。自杀只不过是一种软弱的表现罢了，因为比起顽强地忍受痛苦生活的煎熬，死当然要轻松得多。”
我打算中止谈话，他这种论调真让我火冒三丈，我的话都是吐自肺腑，他却尽说些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可我还是按捺住了心头的怒火，因为他这一套我早就听惯了，也常常为此而气恼。于是我稍带激动地回答他：“你认为自杀是软弱吗，我希望你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一个民族，一个在难以忍受暴君的奴役压迫下呻吟的民族，当它终于奋起砸碎自己身上的锁链时，难道你能说这是软弱吗？一个人家宅失火，他惊恐之余，鼓足力气，竟然轻易地搬开了他头脑冷静时几乎不可能挪动的重物；一个人受到侮辱时，一怒之下竟同6个对手较量起来，并将他们一一制服，你能说这样的人是软弱吗？还有，我的好友，既然拼命便是强大的力量，为什么过度紧张反倒是软弱呢？”
阿尔贝特盯着我，说：“请别见怪，你举的这些例子，在我看来和我们讨论的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有可能，”我说，“别人也常责备我、说我的联想方法近乎荒谬。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是否能以另一种方式设想一下，一个决意摆脱生活担子的人——这种担子在通常情况下是愉快的——会是什么样的心境。我们只有具有共同的感受，才有资格来谈论同一件事。”
“人的天性都有其局限：他可以经受欢乐、悲伤、痛苦到一定的限度，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的天性就将毁灭。”我继续说，“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是软弱还是坚强，而在于他能不能经受得住自己痛苦的限度。无论是在道义上或肉体上。我认为，把一个自杀者说成是懦夫，正如把一个死于恶性热病的人称为胆小鬼一样，都是不合适的，这两种说法同样是离奇的。”
“谬论，简直是谬论！”阿尔贝特嚷道。
“没有你想像的那么荒谬，”我说，“你得承认，如果人的机体受到疾病的侵袭，使他生命力的一部分被耗蚀，一部分失去了作用，以致机体再也不能痊愈，无论怎么治也无法恢复生命的正常运转，这种病我们称之为绝症。”
“好吧，亲爱的，让我们把这个比喻用于精神上吧，观察一下当人处在狭隘的天地里，各种印象对他起着什么作用，是怎么确定他的思想的，直至不断增长的激情是如何夺去他冷静的思考力，最终使他毁灭的。”
“沉着而有理智的人虽然对这位不幸者的处境一目了然，虽然也劝说过他，但都是徒劳的！这正如一个健康人站在病人的床前，却一点儿也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力输送给病人一样。”
阿尔贝特觉得这些话说得太笼统了。于是我便提起一位不久前淹死在水里的姑娘，又把她的故事给他重讲了一遍：“这是一位年轻的好姑娘，成长在一个狭小的家庭圈子里，每星期干些家务活，到了星期天就穿上一套逐步添置的盛装同几个情况与她相似的姑娘一起到郊外去散散步，逢年过节也许还会跳跳舞，再就是同女邻居兴致勃勃地聊上一阵，说说某次吵嘴的起因啦，谁散布谁的流言蜚语啦等等，除此之外就谈不上别的娱乐了。
“她火热的天性后来感觉到了内心深处的某些需求，男人的谄媚奉承更增加了她的这种需求，以前的快乐已经渐渐变得平淡无味了，最后她终于遇到了一个人，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感情不可抗拒地把她吸引到他的身边，于是她便把此人看成是自己全部的希望，甚至忘掉了周围的世界。除了他一个人之外，她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着，她心里只想着他，认为他就是她的惟一。空洞的消遣虽可满足变化无常的虚荣心，但她并不为其所左右，一心径直追求自己的目标，她要成为他的人，她要在永恒的比翼连理中寻找她所缺少的一切幸福，享受她所渴望的种种欢乐。频频许下的山盟海誓，给她吃了定心丸，使她确信自己的希望绝不会落空。大胆的爱抚更增添了她的欲求，这一切都亢塞着她的心灵，她浮荡在恍惚的神思中，沉浸在对于欢乐的预感中，她兴奋到了极点，终于伸出双臂，要将自己的全部心愿搂住。
“可是，她最爱的人却将她抛弃了。她惊呆了，神智麻木了，站在那里，面对万丈深渊，她感觉周围是一片黑暗，没有希望，没有安慰，没有感觉，因为只有在他身边她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而正是他将她遗弃的呀！她看不见面前广阔的世界，看不到许许多多可以为她弥补这一损失的人，她只感到孤独无助，感到自己被这个世界遗弃了。她被内心可怕的痛苦盲目地逼上了绝路，于是便纵身跳下了深渊，以便让自己的一切痛苦在环抱着周围一切的死亡中消除。你看，阿尔贝特，这便是某些人的故事！请告诉我，这难道不是一种病例吗？在这混乱而矛盾的力量的迷津中，天性找不到出路，人就惟有一死了之。
“让这帮袖手旁观、专说风凉话的人遭殃吧！他们可能会说：傻丫头！要是她等一等，让时间来医治这一切，那么绝望就会消失，就会有另一个人来安慰她。这正好像有人说：这傻瓜，竟会死于热病！要是他等到体力恢复，体液好转，血液骚动平静下来了，那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他兴许会一直活到今天呐！”
阿尔贝特觉得这个比喻不够明白具体，提出一些异议，说我讲的只是一位单纯的姑娘，倘若是个有理智的男人，生活圈子又不那么狭隘，涉世也较深，那为什么也要原谅他呢，对于这一点他无法理解。
“我的朋友，”我大声嚷道，“人总归是人，当一个人激情澎湃，而又受到人性局限的逼迫时，他可能有的那点儿理智也很少能起作用，或者根本就起不了作用。更何况——下次再谈吧……”
说着，我便拿起我的帽子走了。哦，我的心里真是感慨万千，我和阿尔贝特分开了，互相并没有能够理解。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要理解另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