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本纪》：昔汲冢竹书是日《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
《题目》：榷而论之，其编年月者谓之纪，列纪传者谓之书，取顺于时，斯为最也。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吕、陆二氏，各著一书，唯次篇章，不系日月，此乃子书杂记，而皆日春秋。
《杂述》：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目有异，不复编于此科。
《史官建置）：然则官虽无缺，而书尚有遗，故史臣筹差，莫辨其序。案《吕氏春秋》日：夏太史终吉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挚见纣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亦以其图法归周。
《疑古》：《论语》日：“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案《吕氏春秋》所载云云，斯则太王钟爱厥孙，将立过父。
《杂说上》：《汉书》载子长《与任少卿书》，历说自古述作，皆因息而起，末云：“不韦迂蜀，世传《吕览》。”案吕氏之修撰也，广招俊客，比迹春、陵，共集异闻，拟书《苟》、《孟），思刊一字，购以干金，则当时宣布，为日久矣。岂以迁蜀之后，方始传乎？且必以身既流移，书方见重，则又非关作者本因发愤著书之义也。而辄引以自喻，岂其伦乎？若要多举故事，成其博学，何不云虞卿穷愁，著书八篇？而日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一，斯盖识有不该，恩之未审耳。
案：《六家》、《题目》二篇以为《吕氏春秋》唯次篇章，不系日月，谓之春秋，名实相违。而郑玄《三礼目录》、《札记·礼运注》，王应《玉海》、《汉书·艺文志考证》，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皆认为是书以月纪为首，故以“春秋”名书。又刘成断《史通驳议》有云：吕、陆之名，不必讥竹，“古子书本多述事，与传记相出入，非必如孔子所定大书之例而后可称‘春秋’也一。古代以。春秋”名书者，可分数类，知几欲以一例之，似未达循名贵实之理。参看《晏子春秋》条案语。
《本纪》篇谓《吕氏春秋》“肇立纪号”，《史记》“本纪”名篇之例出自《吕览》十二《纪》，此盖沿《文心雕龙·史传》篇之误，张先生、金毓敲先生均已指出。
《杂说上》篇诋訾马迁“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之说，学者多不以为是。张先生认为马迁所谓“左丘失明”云云效语，“皆以喻昔人身废书行之意，非谓身废乃始著书也。诚如知几此解，则必谓左丘失明之后，乃成《国语》；孙子髌脚之后，始修《兵法》；韩非囚秦之后，方有撰述；均与事实不符矣”。张先生又以韩非著述活动为例日：“韩非著书在前，人秦在后。饱书之成，皆可类推。知几于此等处，不细释古人辞意，而着重推敲。无异于吹马索瘢，已不免舍本逐末。全书中此例甚多，又未暇一二数也。”吕恩勉先生亦有相近之论：“其日：‘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亦但取身废而书行之意耳。此语本非叙不韦之著书，记《吕览》之流传；正不必斤斤于迁蜀与传书之先后也。而皆吹毛求疵，将寻常述意达情之语，一一作叙事文看；则世间除叙事文外，他种文字更何从下笔乎？”然而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册《史记》卷论《苏秦列传》与册三《全汉文）卷论《与任少卿书》中，皆肯定刘知几所指摘的马迁言吕不韦例之不当，立论与张、吕二先生又有所不同。可参看。
又陈奇猷先生对此问题别有所解，陈先生一面“以为《吕氏春秋》成于不韦迁蜀之后之说不能成立，是司马迁误说”，同时又认为：“司马迁是良史之材，所著的《史记》被称为实录。其所纪载，当时有据。据我分析，《十二纪》确系成于秦八年即始皇六年，而《八览》、《六论》则成于迁蜀之后。司马迁的话没有错。”陈先生以古人书成后才作序之习惯为依据日：《吕氏春秋》的《序意》篇置于《十二纪》之后，这就清楚地表明，《序意》篇只序《十二纪》，不包括《览》、《论》在内。又审《序意》篇的内容，序的是《十二纪》，无一字提及《览》与《论》；《序意》篇只提《十二纪》，不提《览》与《论》，可知此时《览》、《论》尚未完成，序而布之咸阳市门者只是《十二纪》的六十篇。凡此，都充分证明了秦八年只完成《十二纪》。迁蜀之后，更令宾客完成《八览》与《六论》，所以司马迁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太史公不说传《吕氏春秋》而说传《吕览》，这又很清楚地表明，不韦迁蜀后著的是《吕览》，不是《吕氏春秋》全书。
陈氏发前人所未发，用功可谓深矣，然其说不无可议之处。古人作序诚书成后置之书末，但《吕氏春秋·序意》篇亦可如四库馆臣所解：末一篇标识年月，题日《序意》，为《十二纪》之总论，殆所谓《纪》者犹内篇，而《览》与《论》者外篇、杂篇欤？唐刘知几作《史通》内外篇，而《自序）篇亦在内篇之耒，外篇之前，盖其例也。旧若《史通》之类《自序》后仍有篇章者，则难定序之前后两部分孰先成孰后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八谓《史通》“先有外篇，乃撷其精华，以成内篇”。张先生不然（提要）之说而有云：“《史通》分为内篇外篇，实同时撰述，故相互注明，以避重复。”。吕恩勉先生亦不然《提要》之说，并谓“就大体言，外篇盖内篇未成时随手札记之作；内篇则合外篇所见，精心结撰而成，自当以内篇为主。”。以常理度之，无论古人或今人，凡撰述长篇巨制，其书先后两部分成书时间，实难截然划分，成于众人之手之《吕氏春秋）者更是如此。况《序意》篇学者或以为有脱文，岂可断定无一字提及《览》与《论）？又陈氏谓“太史公不说传《吕氏春秋》而说传《吕览》，这又很清楚地表明，不韦迁蜀后著的是《吕览》，不是《吕氏春秋》全书”。此言未审《史记》原文，恐非。检《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至“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皆四字句，太史公乃文章高手，岂能于四字排比句中用一“世传《吕氏春秋》”六字句乎？太史公于“《说难》、《孤愤》”一句，不惜省略动词，以求得句式之整齐，所谓《吕览》即指《吕氏春秋》，《说难》、《孤愤）即指《韩非子》，此古人以偏概全之通例也，陈氏求之过深，反失马迁本意。要之，取身废书行之意解马迁语，庶几近之。
陈先生积四十余年之辛苦经营，纂成（吕氏春秋校释）书，校注考释，博征约取，断以己见，时出新意，尤以每篇之首皆论证其所属家派最有价值，此余所叹服也。
又案：刘子玄讥弹马迁“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云云为“识有不该，恩之未审”，其意与史实关联不大，旨在否定著述之成败或流传与事功之成败有磐然性因果联系之见解。此种思想实源于王充。《论衡·书解》篇反驳“吕不韦作（春秋），举家徙蜀；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之说时有云：“古以言为功者多，以文为败者稀。吕不韦、淮南王以他为过，不以书有非。使客作书，不身自为，如不作书，犹蒙此章章之祸。”要之，王充与子玄皆认为，《吕氏春秋》能否写成，或者能否流传，与吕不韦个人遭遇没有必然性因果联系。此一常识，确有可取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