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为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杂说上》：《汉书》载子长《与任少卿书》，历说自古述作，皆因息而起。末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案吕氏之修撰也……为日久矣。岂以迁蜀之后，方始传乎？且以身既流移，书方见重，则又非关作者本因发愤著书之义也。而辄引以自喻，岂其伦乎？若要多举故事，成其博学，何不云虞卿穷愁，著书八篇？而日“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斯盖识有不该，恩之未审耳。
案：《六家》篇言及虞卿等以“春秋”命名之诸子书，早于知几已有人对此加以辨论，《孔丛子·执节》篇云：“虞卿著书，名日‘春秋’，魏齐日：‘子无然也！《春秋》，孔圣所以名经也，今子之书大抵谈说而已，亦以为名何？’答日：‘经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则为经矣。且不为孔子，其无经乎？’齐问子顾，子顶日：无伤也。鲁之史记日《春秋》，经因以为名焉，又晏子之书亦日《春秋》。吾闻泰山之上封禅者七十有二君，见其称述，数不盈十，所谓贵贱不嫌同名也。”日人泷川资言尝节引此段语，并谓“虞卿著书在魏齐死后，亦可证《孔丛》为伪托也”。《孔丛子》归题孔鲋撰，虽系依托之书，然此处所谓“责贱不嫌同名”之说，不失为古人对书同名现象之一解。又古代以“春秋”名书者有诸种情况，参看《晏子春秋》条案语。
《杂说上》篇讥斥太史公“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之说，并反问日：“若要多举故事，成其博学，何不云虞卿穷愁，著书八篇？”虞卿穷愁而著书，见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虞卿既以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卒去赵，困于粱。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日《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日……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自见于后世云。”梁玉绳在考证史实之基础上于《史记》和《史通》二书均加驳难：“虞卿尝再相赵，则其著书非穷愁之故，《史》误言之也。《史通·杂说》篇讥太史公《自序传》‘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以为‘恩之未审’，‘何不云虞卿穷愁，著书八篇’？刘氏亦未审思耳。”。太史公《与任少卿书》历说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其所举例大都经不起史实推敲，实乃太史公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垒块。粱玉绳胶着于一时一事，非马迁知己，而子玄所讥，不啻求全责备。
刘知几讥弹马迁之论，似受王充影响。王充认为著述活动与作者遭遇无甚关系，《论衡·书解》篇云：“古作书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婴，功书并作。商鞅、虞卿，篇治俱为。古以言为功者多，以文为败者稀。吕不韦、淮南王以他为过，不以书有非；使客作书，不身自为，如不作书，犹蒙此章章之祸。”
马迁所见《虞氏春秋》凡八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十五篇，金德建先生据《论衡·超奇》篇“虞卿为赵……起《城中》之议”云云考证：“《城中》疑亦《虞氏春秋》之一篇名。不在《史记》所称八篇之中，而当在《汉志）十五篇中矣。”。北京大学历史系整理之《论衡注释》将“起《城中》之议”一句校订为“赵城中之议”，“城中”非篇名，两家所云，差距甚大。“城中”是否为《虞氏春秋》之篇名，尚待详证。《虞氏春秋）书早佚，有马国翰辑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