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诞生了。从梁启超、金毓敲到刘节、白寿彝、吴泽、仓修良等人，可以看出中国史学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然还远不尽如入意（如迄今国内尚无一部有分量的多卷本的中国史学史，这与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很不相称）。几年来，笔者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的过程中，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亟待建设一门与史学史平行的学科——史学批评史。
如果说“史学史”的名称是舶来品，那么，“史学批评史”的名称却可找到土生土长的根。中国古代的目录书，自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起便析有“史评”一类。清人姚振宗则企图把“史评”之源上溯到东汉。他在《续后汉艺文志》里著录了四部史评著作，并序云：
按《唐·艺文》以论史诗书附文吏类，系总集末晁氏《志》从文吏类摘出为吏评入史部，吏评之类盖始于此。今考后汉人亦有论史事之文，是史论之最古者，汇而次之，得四家焉。今立为史评类，以见是类亦权舆于后汉云。
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叙述史评源流时，引用了《史通·论赞》篇、《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评类序、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献，意在说明史评肇端于《春秋左传》和《史记》。这样，史评的起源便可推进到周秦。
按照有文字才有历史记载的观点，一般认为，我国从甲骨文时代已有了史书的雏形。“我国史学的起源，应当从殷代开始。”有了史书或史学，自然就会出现史评。周人所谓“殷鉴”就可以看作史评的一种方式。《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入有册有典”，如果说这些册典中“必有一些史书”，那么，很可能也有一些史评的文字。因此，似乎可以说，中国史学批评史与中国史学史起点一致，不过，二者后来的发展并非同步。我们虽然不需要从西方进口“史评”这个概念，但是，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史学批评史却是另外一回事，它始终未能孕育而生，长期以来，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观照一下与史学邻近的文学，可从一个侧面凸显这种缺憾。
中国文学史的兴起大致与中国史学史的兴起同时。后来，在文学史之外又独立出文学批评史，后者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许多在前者不便容纳和无法说明的文学批评现象。自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诸位先生相继写出有一定分量的《中国支学批评史》后，这门学科很快蓬勃发展起来。如果说史学史可与文学史对应，那么，与文学批评史对应的自然可以有史学批评史。我并不想表明有文学批评史就一定得有史学批评史这样的逻辑，我只是认为，将史学批评史从史学史中独立出来，也许更有利于拓展史学研究的领域和思维空间。
现在的中国史学史虽然也包含有史评的章节，但实际上往往被淹没在历史编纂学的主体研究的优势之中，看不出它的独立性和系统性。正如文学史里也研究文学批评著作，但只有很少的篇幅，而且着眼点也不同于文学批评史。只有史学史，没有史学批评史，会牺牲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笔者以前学习过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当我1979年就读于程干帆先生门下时，程先生指导我们读的第一部书就是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我读到第八章“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时，就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金先生在这里不按时间顺序之通例来写呢？大概是因为这两人都是史学评论家，性质相近。但是，为什么不把这类评论家放在史学批评史去写呢？当时笔者由于史部书读得太少，专业又是文学史，无暇进一步去思考，只有一种朦胧的直觉。近几年，我完全转到史学研究领域，便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进而不自量力地想着重研究一下中国史学批评史。从哪里下手呢？我找到一个契机，那便是《史通》。
《史通》被公认为史评书中第一部专著。从《郡斋读书志》到《四库全书总目》，许多书目都把《史通》列入史部史评类之首。一般的中国史学史虽然有专章专节来论述《史通》，但往往给人以孤立和突兀之感，显示不出史学批评的内在发展线索。史学史以一定的篇幅讲《史通》是有必要的。不过若将《史通》放在史学批评史里考察，或许更合适、更深入，犹如《文心雕龙》可以在文学史里讨论，但放在文学批评史里考察更为恰当。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笔者所见到的中国文学史无一论及（史通），而中国文学批评史都有一定的篇幅论述《史通》。这说明偏重文学作品的文学史与偏重批评作品的批评史侧重点有所不同。《史通》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固然由于它本身含有文学批评的因素，然而，这种因素在《史通》全书申是次要的，《史通》的性质和主旨从根本上说是史学批评。《史通》的顾主不应当是文学批评史家，它的隶属关系应当是史学批评史。这样也许比较“名正言顺”。
由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建设而想到《史通》，反过来又企图通过《史通》的专题研究而打开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局面，这就是我选择课题和写作本文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