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氛围的形成终究是入的各种实践活动的结果。社会与历史的主体是人，统治者的用人政策使人的主体性或者得到外化，或者受到抑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活力与王朝的兴衰，往往集中表现在最高统治者的用人政策上。不管什么人，要想在政治上、学术上或其他领域有所作为，不得不受到他那个时代的用人政策的影响。任用什么样的人？按什么标准和方式来选拔人才？人才流通的渠道如何？这是考察社会内部结构的中心一环。在历史研究中，用人政策向来是衡量古代帝王贤愚的一个重要准则。比如唐太宗主要是靠纳谏与用人这两条来获得“贤君”的美誉。本节想着重讨论一下武则天的用人政策及其对刘知几生活和学术道路的影响。
史学家对武则天的用人政策的评价颇有分歧。早期有代表性的意见是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零五指出：“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竞为之用。”范文澜认为，“《通鉴》这个评语是惬当的”，并进而申论武则天在任用人才方面的成绩。赵翼《廿二史剞记》卷十九“武后纳谏知人”条列举了一些史料对武则天用人政策表示首肯。赵翼的意见影响较大，但是，受到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岑仲勉等人的反驳。吕、岑二入认为武则天的用人一无是处。这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较多地表现在对武则天所用之人的评价不同。如狄仁杰、魏元忠等人，范文澜肯定他们属于能使国家保持正常状态的宰相之列，而吕恩勉则认为他们是“昧死要利，知进而不知退之徒”。我以为对武则天用人政策的评价不宜过多地纠缠在某些个人，因为武则天用人范围很广泛，好坏善恶并存的现象十分明显，抽出个别代表人物，不难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要之，对武则天用人政策的评价宜从总体上进行把握。
武则天用人政策的总基点是：打破和混淆贵族与寒族的界限，打破和混淆传统的论资排辈的正常秩序。不管出身，不论品德，不择手段，只要能效忠于她，有利于巩固皇权，便为她所用。武则天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这一政策。第一，在武的方面，任用出身寒微的佞臣酷吏打击反对她的人或有谋反嫌疑的人；在文的方面，任用一大批“北门学士”，既分宰相之权，又控制思想舆论工具。第二，牢牢地掌握用人权，终武后一朝，没有出现用人大权旁落的情形。武则天亲自出面，破格提拔了大量的人才，以求得社会对她的统治的广泛支持。如垂拱元年（685年）“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天授元年（690年）“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长寿元年（692年）“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0.第三，扩大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据徐松《登科记考》统计：“科举制在武则天掌权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在贞观二十三年中，进士共二百零五人，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五十五年中，据不完全的记录，进士即有一千余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较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
武则天上述用人政策必然带来“滥用”的后果。当时流传的“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的歌谣便是对“滥用”的绝妙写照。“滥用”后果有两重性，其积极性一面是广开了才路，使有才干的寒士获得迅速升迁的可能；其消极性一面是膨胀了官僚机构，使奸佞小入获得更多钻营的机会。“滥用”并随时加以清除，这样便加快了人才一官吏一庶民之间的流动性。权利的诱惑和杀头的危险同时存在，高官厚禄与朝不保夕对立统一，这便是武则天用人政策的艺术。不过，我们也不必夸大武则天用人政策中“滥用”的特征，像刘知几这样即使受到武则天的赏识但仍然在县主簿的位置上坐了十九年的入恐怕不在少数。另外，我们也不能因“滥用”而否认武则天无求贤之意。《全唐文》卷九十五所收的《求贤制》及卷九十六所收的《搜访贤良诏》，“辞意均甚恳挚”，可见武则天像历代英主一样确有求贤之心。
评述武则天的用人政策不能不涉及一个有争议的理论问题。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巨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望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之鹄的。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陈先生强调武则天用人政策中的地域性、身份性以及与科举制的关系的观点，为许多人所接受，迄今仍然很有影响。但陈先生的观点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和批评。岑仲勉据唐太宗的选相观认为不存在“关中本位政策”，岑先生考证的结论是，武则天“曾任宰相七十三入，内包三十八姓；除去两唐书未立传者约占四分之一，出身非进士、明经或不明者约占七分之三外，确知为进士或明经出身者只各得十一人”，武则天命相“尚未见有偏向进士科之痕迹”。岑先生还考察了贵族与寒族在进士科中的斗争，结果“终是寒族失败”。因此，陈先生的论点不能成立。唐史专家章群也通过对武则天时代宰相人数与出身的统计分析，得出类似于岑先生的结论。国外学者丹尼斯·托切特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对陈寅恪学说进行了正面反省和批判。他指出，“以往的研究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专门以最上层的贵族——他所说的超级上层为对象，二是对科举的评价太高”。
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不是本书的任务，我只想说明，中国古代帝王的用人政策确有身份、地域、血缘等关系，这是与古代的封建宗法和宗族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中国的封建官僚机构中，各级官吏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因此又不能把身份性和地域性因素强调到不适当的高度。比如武则天的用人政策就不把身份和地域看得很重。下面让我们还是回到刘知几身上来。
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刘知几二十岁，举进士，授获嘉县主簿。获嘉在唐代是望县（上县），属怀州，它距离武则天长居的神都洛阳很近，离京都长安也不太远。因此，刘知几虽然在主簿这个九品芝麻官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九年，但并未影响他在政治和学术上的活动。刘知几在《史通·自叙》里说：“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遂获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是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尤其是洛阳，在武则天时代极为繁盛。儆获嘉县主簿的十九年，对于刘知几的人生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利用有利的地理环境和下层官吏充裕的时间，来往于京、洛之间，能够及时地了解当时政治、文化方面的信息，既没有卷入中央朝廷的人事斗争，又没有受到酷吏政治的冲击。他还利用当时国家和私人的丰富藏书，“恣情披阅”。这些都为划知几对唐以前的史学进行批判性的总结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文已提到，刘知几在酷吏政治松懈之时，曾分别于天授二年（691年）、证圣元年（695年）上书言四事。所言四事的中心题旨是对武则天用人政策提出批评。刘知几能够获得表现他政治才识的机会，又是与武则天注意广泛征求下层官吏意见的策略分不开的。这时，刘知几的友人也相继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如长寿元年（692年）补阙薛谦光上疏论选举之法，万年县主簿徐坚请巯退酷吏，右补阙朱敬则上疏请省刑尚宽，他们也都对武则天用人政策进行了批评。共同的政治倾向，使他们先后成为知音挚友。号召人们批评用人政策，这似乎可以表现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在人们批评武则天用人政策的背后也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所谓“连车载”的“补阙”、“平斗量”的“拾遗”，并不都是庸人，的确有像刘知几、薛谦光、徐坚、朱敬则这样有远见卓识的人才。
武后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三十九岁，调任定王府参曹（一说右补阙）。这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这一年他与徐坚等同修《三教珠英》。预修《三教珠英》的二十六人，都是天下知名之士。《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四《徐彦伯传》日：“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辞士，皆天下选，而彦伯、李峤居首。”刘知几能够参与这项工作，说明他当时已经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同时在客观上，这也是武则夭重用文士政策的结果，虽然史称撰《三教珠英》的动机不太光彩。长安元年（701年），一千三百卷的《三教珠英》修成。在此以前，刘知几主要是作为文士而出名的。在此之后，刘知几开始获得表现史才的机会。
长安二年（702年），刘知几四十二岁，他“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从此，刘知几以史官的身份完全转入史学领域。长安三年（703年），刘知几“奉诏预修《唐史》”，参与修《唐史》的人不少，其中有刘知几的好友“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等，他们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这一年《唐史》八十卷修成。也就在这一年，刘知几还发表了他对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这个意义深远的问题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三长”观点，充分显示了他在史学评论方面的卓越才能。虽然刘知几在《唐史》的修撰过程中与监修发生矛盾，虽然这种由外行监修的集体写史方式不对刘知几这类史才的口味（如吴兢也曾对监修们“立性邪佞，不循宪章，苟饰虚词，珠非直笔”的行为不满），但是，他们毕竟是在武则天的任用下登上史学舞台一显身手的。
长安四年（704年），刘知几四十四岁，他被提升为凤阁舍人，暂停史职。神龙元年（705年），刘知几“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又兼修国史。这一年十二月武则天去世。也许是历史的有意安排，这个了不起的女皇帝辉煌的一生，由刘知几、徐坚、吴兢这样几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在《则天实录》里作了比较客观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