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地列队经过某个特定的点，那么这个有趣的队列永远不会有尽头。因为在最后一个在世的人经过这个点之前，新生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如此周而复始，绵延不绝。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语言、文学、宗教、历史，以及风俗习惯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中国和中国事务的认真关注只是近年来的事情。25年前，在整个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只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而且这位仅有的教授也只是致力于研究学问，并没花时间向求知若渴的学生们传授知识。现在，在这一领域总共有5位教授或多或少地活跃在研究机构和学校。但是我们仍没有像哥伦比亚大学那样获得充足资金的支持。在此，请允许我向哥伦比亚大学表示衷心的祝贺，恭喜你们克服了资金上的难题。我预言，这些慷慨的捐助者的先见之明，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证明。
常常有人问我，汉语是不是一种难学的语言。这个问题不能简单作答，因为汉语可以分成两种语言：一种是口语；另一种是书面语。从任何实用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语言都不尽相同。
相对而言，口语要简单一些。实际上，汉语的口语比法语和德语的口语更容易掌握。学生一开始就能开口说，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汉语口语中没有阴阳变化和动词时态的问题，相应地，也就不存在词形变化和不规则动词。
几天之内，学生就能够说一些简单的词句。3个月后，基本上就能应付日常应用；6个月后，应该能比较准确地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侃侃而谈了。当然，具体程度要看该学生学习的方法如何。
书面语则不同。基本上要活到老，学到老；这倒不是因为中文的独特写法，因为这种独特的写法应该可以通过系统学习来掌握。书面语难学的真正原因是其风格如此简洁，以至于意义常常会模糊，而有的时候又华丽异常，如果不是博览群书，很难理解其中俯仰皆是的历史背景和典故来历。
现在，有很多外国人可以流利地、甚至优雅地用汉语交谈。不仔细听，有些人甚至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差别。
然而，只有极少的人，我可以冒昧地说，更少的女士可做到轻松地读写中文。
说到学中文的女士，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位真正做到出类拔萃。令人欣慰的是，这两位女士都是美国人。我非常荣幸能够在中国结识她们。
在我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女士——丽迪亚·费给了我很多建议和帮助。后来，我从另外一位女士——著名作家阿黛尔·费尔德的学术和文学造诣中受益匪浅。
在学生开始学习中文口语之前，应该考虑他将来要到中国的哪一部分去实践他的所学。如果他打算在北京住下来，那么学习上海方言对他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中国的领土超过590万平方英里，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加起来的25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应该只有一种语言。然而实际上，中国大约有8大方言，这些方言显然都是同一种语言的分支，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像英语和德语之间的差别一样大，足以让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独立成为一种语言。
这些方言可以说是沿着中华帝国的海岸线分布的。如果我们从广州沿海出发向北，在离开广东境内之前，首先来到汕头，这里的语言和广州已经大不相同了。接着，我们来到澳门，这里的方言和汕头虽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在很多方面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下一站是福州，福州和厦门属于同一个省份，但是各有自己的方言。然后我们来到温州，又是一种方言，接着到达宁波，宁波的方言与温州又不一样。虽然宁波话在上海也有很多人说，但是上海也有自己独特的方言。
我们继续北上，来到烟台，再往北，终于来到了讲中国最大的方言（普通话）的北京。这种语言在除以上我们提到的沿海地区之外的中国领土上被广泛应用，也就是说，中国有4/5的地区讲普通话。显然，一个人如果要在中国的沿海立足，那么他应该掌握他所在地区的方言，对于去中国的游客和研究人员，普通话应该更为实用。
北京的方言被认为是标准的普通话；但当中国的首都是南京时，南京的方言应该是当时的普通话。目前，北京话被中国的官员广泛使用。
对来自中国内地某些区域的人来说，普通话几乎是他们的母语，然而对于沿海和某些偏远内地的人来说，学会普通话的正确发音对他们来说几乎和外国人学中文一样难。
普通话作为中国的“官方语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官员们之间口头交流的工具，甚至就是同乡之间也要用普通话交谈。官员和他们的部下，法官和犯人之间也要用普通话交谈。中国法院的案件审理要用普通话，尽管有时侯涉案各方都听不懂一个词。犯人跪着用方言陈述，然后由官方的翻译把它翻译成普通话给法官。法官用普通话提问和发表意见，然后再由翻译把这些话译成当事人可以听懂的方言。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官听得懂当事人的方言。尽管法律不允许法官在他自己的省份办案，但是并不严格限制法官使用当地的方言办案。
需要补充的是，在所有的大型商业中心，比如广州、福州和厦门，都有一些富有的商人能够说不错的普通话。另外，以上3个城市中有两个有满族驻军，这些驻军的将士当然是说普通话的。
这就是普通话。它类似于印度的官方语言——乌尔都语。显然大多数打算学中文的学生都应该学习普通话的口语。当然，如果你对某个特别的区域感兴趣，就应该去学习该地区的方言。
现在让我们假设有个学生决定要学中文，想当然他会首先要去寻找语法的规律，但是他应该很难找到中文的任何语法规律。语法这个东西在德语里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在中文里却很难归纳。实际上，由于中国人从来不留意语法，在中文里并没有一个和“语法”相对的词语。从希腊语和拉丁文中推导出来的规则很难应用于中文。
中国人似乎总是讲单音节的词，而且这些单音节似乎从来不会变形和后缀以及任何形式的变化。它们自成一体，可以根据语境衍生出不同的含义和形态，可以是名词、动词（递进、并列甚至因果）、形容词或者连词。
比如说，“我”这个词，在英文中如果是宾语，必须变成宾语态。而在中文里则不需要有任何变化。
比如：我爱他
这句话里的第一个词，表示“自我”，是第一人称；最后一个词，表示“不是自己”，“他”是第三人称；中间的那个词是“爱”的意思。
这句话在英文里的意思是“我爱他”或者“我爱她”或者“我爱它”。由于中文词汇里没有性别区分，因此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可以是以上任何一种情况。
现在如果我们颠倒一下代词（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代词，我们为了方便就说这是代词），那么这句话就变成了——他爱我。“他、她或者它爱我”我们看到，在中文里，这个句子的变化只涉及代词位置的变化，而在英文中，除了代词的主宾状态发生变化，动词“爱”也因为主语是第三人称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此外，如果我们想说——“很多人爱他”。
我们应该说——“人爱他”。
我们看到，这一次尽管主语从单数变成复数，中间的动词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变化。
再进一步说，“人”这个词在这里是复数，仅仅是因为这种变形是天才的中文可以接受的，另外，“人”这个词本身并不特指“一个人”，而是指整体的人类。
“1个人”、“6个人”、“一些人”或者“很多人”需要用各自特别的方式表达出来。
比如说，如果需要表达“所有的人”的话，只是需要把“人”这个字重复一下即可：“人人爱他”。
中文的时态变化也与此类似，并不需要通过动词的变形来反应，只是需要附加一些词。
“来”本来的意思是“来到”，但是可以衍生出以下的意思来连接不同的意思：
单独用时，它是动词：
来=“过来”或者“到这里来”
我来=“我过来”或者“我到来”
他来=“他过来”或者“他到来”
如果加上“不”，意思是“否定”。
——他不来=“他不过来”或者“他没有来”
如果表达询问，我们说——
他来不来？=“他会不会来？”或“他来了吗？”
给对方两个选择来回答问题。
在动词后面加上“了”，表示模糊的过去时态。“了”的意思是“完成”：
他来了=“他已经来了”=“他已经到了”
这种模糊的过去时态可以通过加上时间来变成明确的过去时态。比如：
他早上来了=“他今天早上来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词可以根据情况表示模糊或者确定的意思。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同一个词既可以表达主动的意思，也可以表达被动的意思。这样，“丢”的意思是“失去”，加上“了”变成过去时态就是“被失去”。
现在“我丢了”唯一的意思是“我迷路了”——意思显而易见。如果用“书”来代替“我”，没有一个中国人会认为这个新句子的意思是“书迷失了”。他们会立刻告诉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书被弄丢了”。
在这种情况下，像“书封面被弄丢了”，会用一个完全不同的字来表示“丢”的意思。
在英文中也有类似的情况。2月13号的《纽约时报》这样写道，“Mr。So-and-so dined，”意思不是说某某先生吃了他的晚饭，而是说某某先生被朋友们招待了一顿晚饭，中性动词在特定的情况下变成了被动词。
同样，“死”也可以表达“使……死”=“杀死”
“金”的字面意思是“金子”。就像在英文中那样，作为一个实体名词，它也可以用作形容词，比如说：就像金子般珍贵。
在中文里，“爱”这个词没有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之分。这个词，在口头语和书面语中，都没有变化。它的具体含义完全取决于它本身在句子中的位置、周围的词，以及根据特定的情况产生的逻辑关系。
当一个中国人对你说“You wantchee my，no wantchee”，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这样说并不表示他是一个笨蛋。为了省去学习英文语法的麻烦，他直接省略了令人烦恼的时态和变形问题，直接套用中文的语法用蹩脚的英文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换句话说，“you wantchee my，no wantchee，”和中文里的这句话意思差不多：
你要我不要=do you want me or not？
在这句洋泾浜英语里，他用中文的语法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只是简单改变了词语的位置：
“He wantchee my。”“My wantchee he。”
“My belong Englishman。”
“That knife belong my。”
几年前，当我带着孩子们离开中国回英国的时候，孩子们忠诚的保姆不断地重复这句很有趣的话，“My too muchey solly you go steamah；you no solly my。”
毫无疑问，这句话听起来非常古怪；其实这是善意的中文，这个充满智慧的语言很容易便把词根意思通过逻辑关系表达出来。
如果我们把那句临别赠语看成是方言，那么讲英语的人学中文，就会和中国人说洋泾浜英文一样简单了。然而，学生们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中文的音节特别少；也就是说，它只通过有限的发音来完成对话。北京方言中有420个发音，北京方言中的所有词都必须通过这420个音节中的某个音节来发出，也就是说，如果中文中有42，000个词（标准字典中有44，000个），那么平均每一个发音对应100个词。当然，如果某个发音对应的词少于100个，那么其它的发音对应的词就相应地多于100个。这样，根据这个平均数据，就会有100个意思或者事物要用同一个发音来表达，但是，我们不必过分夸大因此产生的麻烦；这种麻烦一度被一位环游世界的作家做了夸大，以下是我摘取的这位先生在英国一份报纸发表的高见：
“在中国，“I”这个字母有145种不同的发音，每一种发音都有不同的意思。”
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误导人的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的小学生有多么痛苦，因为他们需要学习“I”这个字母的145种不同的发音和意思！今天到场的诸位应该都知道中文不是一个基于字母的语言，当然也就谈不上“I”这个字母了。
如果用心研究一下，就不难克服多词一音带来的麻烦。当然，学生们仍然需要对付一小部分难题。其实在英语中，我们也面临同样、但要相对简单一些的问题。如果我说：“I met a bore in Broadway，”这句话可能有好几种意思，我有可能说“我在百老汇遇到潮汐涨落”。根据语境逻辑，这是不太可能的。我也有可能说：“我在百老汇遇到一只野生动物。”同样，根据语境判断，可能性也不大。
回到中文。首先，尽管中文里有大约42，000个不同的汉字，但是其实只需要掌握其中的1/10，也就是4200个就足以应付日常应用了。在这个规模上，有420种发音和4200个汉字，或者说，每种发音对应10个汉字——这仍然足以构成学习一种语言的障碍。但是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举例说，对应一种发音的10个汉字会有4种不同的声调。因此，大约只有2.5个字真正容易混淆。这样，“烟”的意思是“smoke”；“盐”的意思是“salt”；“眼”的意思是“an eye”；“雁”的意思是“a goose”
这些声调乍一听不易分辨，但是人的耳朵是很容易被训练的，很快就不会有问题了。
但是这也不是全部，尽管中文是单音节语言，但是很少用单个字来表达一个事物或者一种意思。中文往往是把单个的字配对的。
这样，要说“眼睛”的时候，他们不会单说“眼”，单个的“眼”字是“洞”或者“插口”的意思。他们会加上“睛”字，说“眼睛”。“睛”字的意思是“眼球”。
同样的，说到“盐”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像我们一样直接说“盐”，而是会根据不同情况加上形容词，比如，白盐“white salt，”或“table salt”；黑盐“black salt，”或“coarse salt”；这样可以防止与其它发音相似的字产生混淆。
也有一些字被用作后缀，从而避免有些词的混淆。这样，“裹”的意思是“包起来”而“果”的意思是“水果”，这两个字的读音和声调完全相同。这样，“yao guo”（三声）一词的发音，可能是“我想要水果”或者“我想要包起来。”然而，没有人在指水果时只说“果”，他们说“果子”。后缀“子”避免了混淆。
当然，书面文字中不存在这个混淆的问题，因为尽管读音和声调可能相同，单是每种事物或者每个意思都有相对应的独特汉字。
总而言之，不能把中文口语中产生的误解全部归咎于中文的发音贫乏。除了个别有天赋的人，学习外语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汉语中的书面语，它是中国人思想和语言的载体。比起口语，书面语有一个优势：全中国统一，尽管发音不同，但是同一个文档对北京人和广东人一样通用，就像阿拉伯数字和罗马数字在欧洲通用一样。
有人把这归结于中华帝国统治的稳定性和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长期性。
如果我们来看当今的书面语，会发现它和2500年前的书面语是一样的。一眼看上去，会发现很多令人不解的分隔符号，每个符号都由一些点和横线、竖线组成。渐渐地，我们会发现在某个字的某些部分和另一个字的某些部分似曾相识。这样，我们就不难认识到中文的字和我们英文中的单词一样，是由一些部件组成的，只不过汉字是由笔画组成而英文单词是由字母组成。这些笔画有两种，以下会对这些笔画做出详细解释说明。
第一种产生一系列的汉字，这些汉字都代表实体词，比如狗、蔬菜、树、疾病、金属、言辞、鱼、鸟、男人、女人。这些部首表示整个字的意思的大概方向。
这样，只要有“犭”（狗）出现在某个汉字中，读者就知道这个字大概代表某种动物。比如说：狮（shih）、猫（mao）、狼（lang）、猪（ehu）。
其中有两个汉字很有意思。（1）中国没有狮子，shih 只是波斯语中shír的仿造品。（2）“Mao”，这个字代表“猫，”显然是个像声词。
“犭”这个部首有时候出现在 猾——“狡猾”；狠——“过分积极”；猛——“猛烈”；以及其它一些有动物性格特征的汉字里。同样地，“艹”这个部首 有“植物”的意思，暗示这个字和植物有关系；举例说明，“草”——“小草”、“青草”；“荷”——“荷花”；“芝”——“长生不老的植物”。
“木”，“a tree”大多出现在表示不同品种的树木的字中；举例说明：“松”——“松树”；“桑”——“桑树”；广义上，它也出现在和木头有关的字里，比如“板”——“木板”；“桌”：——“桌子”；“椅”“椅子”等等。
因此，“鱼”（a fish）和“鸟”（a bird）相应地出现在和鱼类及鸟类相关的汉字中。
“人”（a man）出现在大量与人类各方面相关的汉字中；比如：“你”（thou），“他”（he），“作”（to make），“仗”（a weapon），“傑”（a hero），“儒”（a scholar），同时，有些字以“女”字做部首，比如：“奸”（treacherous），“媚”（to flatter）和“妒”（jealousy）。现在，我们要问，这些部首是怎样演变到它们现在的位置的。它们是不是从来都是那样的，还是像蒙古语和满族语那样被人为地创造出来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以下这些因素可以帮助回答这个问题。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远古时期，当中国人意识到书写的可能性和优越性的时候，他们首先使用大致的图像来作为文字的雏形。比如：
SUN，MOON，MOUNTAINS，HAND，CHILD，WOOD，BENDING OFFICIAL，MOUTH，OX，CLAWS。
在现代汉字中不难认出以上文字的雏形。
日月山手子木臣口牛爪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古代汉字中的曲线总是特别的长，这是因为古代的中国人用金属当做笔在竹子或者金属上刻字的缘故。随着公元前1世纪纸张的发明，毛笔变成了书写工具，汉字中的曲线也就被横平竖直的笔画代替了。
第二步就是把两个字结合起来创造第三个字；比如：在“口”上加上一些笔画就变成了舌头的“舌”；在“口”上加上另外一些笔画就变成了“言”；两棵树并排就变成了“林”。
下一步就把两个字放在一起创造一个新的意思。比如：在语言中已经有个字来代表“光明”。为了表达这个意思，中国人把两个当时他们所知道的最亮的事物放在一起。这样“日”（the sun）和“月”（the moon）就被放在一起变成了“明”，就是“光明”的意思。但是新字和它的组成部分之间并没有读音上的关联，它们的读音往往完全不相同。
同样地，“日”（sun）和“木”（tree），放在一起变成了“東”，因为“太阳从树梢上升起”；“言”（words）和“舌”（tongue）=“话”（話，speech）；“女”（woman）和“子”（child）=“好”（good）；“女”（woman）和“生”（birth），代表“女子的出生”=“姓”，是部落的名称，显示上古时期的中国人是母系社会，而不是父系社会。“勿”官员的配饰，被象征性地用作表示否定的汉字=“不要！”
从“林”（两棵树）表示树林，到“森”（三棵树）表示事物形象的加密加重；“孝”（在老人脚下的孩子），表示“孝顺”；“戈”（一支矛）和“手”（杀），表示个体在原始社会自我保护=我“I，me”；“我”（I，my，）和“羊”（sheep），表示尊重别人的羊群的义务=“義”（对邻居的义务）；“大”（large）和“羊”（sheep）=“美”（美丽）；和“善”（美德），也有“羊”作为一个部分，除了羊在游牧部落里扮演重要的角色，没有更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叫做连接词的字在中文里是表意文字。“及”，最初是一只手，来抓住一个男人的长袍的后摆，也就是跟随。
第三步，也是汉字在演变成书面语言中最伟大的一步。中国人一直以来想要用一个字来表示不同的意思，对应不同的读音。他们突然发现可以通过在汉字上加上表示发音的部首来作为该汉字的发音。这样，“叮”的意思是“被蚊虫叮咬”，这个意思可以通过汉字“丁”来表达出来。
然而，也有其它一些汉字发“丁”的读音，比如“鼎”、“顶”等。这些不同的意思会根据语境和后缀来区分，就像我们之前描述的那样；但是在书面语中，如果“丁”在各种情况下都被统一运用，那么一定会产生混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古代的中国人用“丁”，以及其它相似的表示事物或者意思的图形来做声部。比如能够暗示发音的部首，另外再加上具体表示某个意思或者事物的图形。这样，把“丁”作为发音的基础，如果要来表达疾病，便加上表示疾病的部首，变成“疔”；如果要表达顶端，就加上表示头的部首“页”，就成了“顶”；如果要表达要求，就加上表示嘴的部首“口”，变成“叮”；如果要表达“钉子”或者“锭”，就加上表示金属的部首“金”变成“釘”；如果要表达安排，就加上表示语言的部首“言”，变成“訂”。这样我们就得到了5个新的汉字。这5个汉字在书面文字中很容易区分。疔，疔疮；头-ding=“顶”，口-ding=“叮”（要求）；金属-ding=“钉”（钉子）；言-ding=订（安排）。同样，“口”，“扣”和“釦”都发“kou”的音。“口”在这些字里被作为读音的基础，要表达“扣”，就加上表示手的部首“手”，或者“扌”变成“扣”；要表达“釦”，就加上表示金属的部首“金”变成釦。这样，我们就得到了3个新的汉字kou=“口”，手-kou=“扣”和“金”-kou=“釦”。
让我们具体形象化一个概念。“東”=太阳从树梢上升起——东方。当古代的中国人想要写“冻”（冷冻），他们用已经存在的“東”作为读音基础，然后加上表示冰冻的部首“冫”，就变成了“凍”。当他们想写出“一幢”的意思时，他们就去掉表示“冻”的部首，加上表示“树木”的部首“木”，就成了“棟”。
现在，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大部分的汉字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是读音基础，这一部分自己本身是一个独立表达某种意思或者事物的汉字，它们被借用来表达其它读音相似的事物或者意思；第二部分是表达具体意思的部首，这一部分被加到读音基础之上来区别读音相同的不同的事物和意思。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遵守我们总结出来的规律。比如：“要”（将要，想要）由“西”（西方）和“女”（女人）组成。西方女人和“将要，想要”有什么关系呢？在有文字之前，中国人把“腰”叫做“yao”。这个字逐渐演变成“要”，一个大致的图形，表示一个人叉着腰，盘着腿，这样就突出了身体上比较窄的部分，也就是“腰”。然而，当他们需要写“将要”的时候，他们就借用已经存在的表示“腰”的汉字。后来，当汉字变得更确切的时候，他们加上“月”（血肉）来表示“腰”。这样“腰”就流传下来表示腰，而“要”，“将要，想要”就夺走了本来表示“腰”的“要”字。
中国的学者们在自我身份的感知上，总是有一种在海上无助的感觉。比如，“天”（天空）比如神明，被公元前100年的中国第一位词典编撰者解释为由“一“（one）和”大“（great）组成，表示，“一个伟大的”事物；事实上，这个字最初只是神灵样子的象形。
17和18世纪的传道士是汉学界的先驱，但是即使是他们，也免不了会在他们那值得称道但是又有点过火的热情的驱使下犯类似的错误。他们认为“船”，这个字通用来表示船只的字，因为有“舟“作为部首出现在字的左边，一位异想天开的神甫做出了一下分析：
“舟”（船只）；“八”（八个）；“口”（嘴）=八张嘴在一艘船上——“挪亚方舟”。
事实上，右边的部分只是确定发音的部首；然后左边的“船”代替了“金属”表示字的意义。
“禁”的意思是“禁止”，因为它可以被分解成两棵树——“木”。“木”（trees）和“示”（神的指示），这两棵树和神谕就代表伊甸园；事实上正确的分析是，这个字的两个部分分别代表它的意义和读音。
这种异想天开的误解不仅限于罗马天主教堂。1892年，一个新教的传教士发表并传播了他所谓的“福音的证据”，其实不过是耶稣的到来已经在汉字“來”中得到了预言。他指出，这个字是由“十字架”和十字架两边的两个“人”，而“人”还有中间的“人”组成的。
这个分析看似合理，然而在公元前，这个字是象形文字。没有人，也没有十字架，不过是一捆玉米的样子。据中国古文字专家的考证，这个字表示到来，是因为“玉米是从天上来的”。
这就是中国的汉字。在发音系统的基础上可以产生无数的新组合，中国人早在信史时期就开始使用汉字了。没有任何纯粹的象形文字可以让我们判断究竟中国人在发音系统出现前是如何交流的。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大部分汉字可以简单地被分解成两个部分——最初的发音部分和表示具体意思的部首。
即使是为了纯粹的商业目的学习读写中文的那些注重实用的学生，也需要遵守这些分析。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记得住一定数量的汉字。不然的话，他会发现这些汉字非常难以捉摸，非常扑朔迷离，给他的学习带来难以逾越的困难。
但是经过系统的学习，加上坚持不懈的毅力，这些困难最终会消失，学生们会体会到他们努力付出带来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