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昌地区包括今陇南大部分地区在内，在明、清以来有数量很大的一部分居民称为“土民”或“土户”，这部分居民的族属在史籍中被认为是本地原始居民的主要遗存，即羌人及部分氐人。清吴鹏鷎《武阶备志》记载，吐蕃统治崩溃后，进入陇南的吐蕃及被其征服的奴部甘青原始各民族形成的“温末”“与氐羌杂处，自分部族，中朝人总以西番名之，不复别其汉种唐种也。五代时衰弱不能为患，至熙宁七年（1074）武都夷内附者谓熟户，今谓土户者是，与齐民无异”。原武都中共地下组织创始人王锐青1958年在其自传中说：“关于（我的）民族问题，我以往一直填的是汉族，但我是高山（武都县金厂、蒲池一带高山区）的‘土户’，但‘土户’究竟是什么民族，一直没有弄清，一般认为是藏族，实际不是。据传说前辈人是番夷，但明、清以来，封建统治者准予参加科举考试，本族人也有秀才、举人，生活习惯又没有特殊处。我以往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既肯定不了什么族，也不想冒假充少数民族之籍，也就称作‘汉族，吧。据县志载，所谓‘土户’者已与齐民无异。我想算作族吧，也不一定是。我想从现在起，我就填为‘土户’。”笔者根据多年对宕昌地区历史资料的整理研究和社会调查，曾在1992年出版的《陇南地方史概论》一书中对当地“土民”有如下一段论述：“明清时期，陇南各土司辖民中一般分为番民与土民两种。如果说番民与吐蕃的关系更直接一些的话，土民则与古羌人和氐人的关系更为直接。尤其是岷宕地区的土民，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古羌人的直接后裔。在明清史籍中，土民即汉化了的番民。公元1369年，岷州麻龙（今宕昌大舍）番目党只官卜授土官百户，管番民3族，辖土民8庄，229户。公元1395年，岷州闾井番目祥古巴子授土官百户，辖土民11庄，148户，番民12户（包括今宕昌木耳乡马莲川各村）。宣德时，岷州多纳番民绰斯觉授土官副千户，辖土民45族，番民43族（包括今宕昌阿坞、哈达铺、南河3乡）。清乾隆时，岷州攒都沟土司后发葵辖土民41庄，440户，番人209名。宕昌土司马珍子孙，辖土民17族，番人26族，其中土民居老家山、磑子坝（今兴化乡）、榆树沟、京沟（今车拉乡）、土崖头、甘江头（今甘江头乡）、老树川、新城寨（今新城子乡）等。以上5土司所辖土民，总数在1800户以上，遍布岷、宕各地。”在这些土民中，我们可以推断今车拉、簸箕及理川一带的隆家、乔家、赵家、杨家等家族当为宕昌羌的直接后裔。
今宕昌地区汉民中古宕昌羌的遗存主要集中在今宕昌县东南部和舟曲县白龙江沿岸河川地区，包括与宕昌南部新寨、狮子相连的武都县高山区的蒲池一带，因这一地区受吐蕃影响较小而直接接受汉化时间长，影响深，所以较早地成为汉民。从整体上说，这一带今汉民中，除了由外地因屯耕、经商、逃荒、做官等原因流入定居者外，当地原有的土着居民都应是宕昌羌的后裔，也就是前面所引王锐青自传中所说的“土户”。王锐青这一族系，按陇南历史历程及史料研究，我们可以相信是源于羌而不是武都氐，根据是《武阶备志》明确指出，武都氐人的后裔中主要为现在武都及周边各县的苻（傅）、蒲、毛、苟、强、杨等巨姓，没有王姓，而古代羌人中王姓则常见，如着名的北魏宕昌公王庆时就是羌人。同时，今天甘肃藏族中王姓也是较常见的姓氏。
我们判断今宕昌地区东南部汉民中的主体即土着家族都是宕昌羌的后裔，目前能够确定的依据主要是风俗习惯及语言服饰等方面的遗存，而认定这些遗存的依据则是与今四川茂汶一带羌族风俗习惯等的比较印证，所以也仅仅是推断。这些遗存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居室。羌人“垒石为碉以居。如浮屠数重，门内以辑木上下，货藏于上，人居其中，畜圈其下，高二三丈谓之鸡笼（意即民居）。这种砌石为室的建筑世代相传，发展至今，成为羌族的建筑特色。岷江、涪江上游的居民还时兴木结构的吊脚楼。此楼多建筑于一面倚坡，一面临坎，房柱下伸，落人坎下。底部半空半实，可圈养牲畜和堆放柴草。房楼四周留有走廊，美观、干燥、舒适、大方。此种吊脚楼与其他吊脚楼不同的特点是：四周用片石作墙体，也用片石盖房顶，而房柱、楼面、间壁则用木料”。其楼房的格局，“一般以三层为多，少有二、四层。最高一层作经堂。除底层外，每层均铺有地板，由木板梯或独木梯上下，各层开有两三个尺许见方的窗洞，内大外小，用石板或木板镶成，无窗格。三层民居一般底层为畜圈，堆草沤粪。房屋大门朝南，两边挂牛角、蜂罩。中层住人，分堂屋、卧室和厨房。楼梯口斜对角为神位，供祖宗、家神、财神等诸神，堂屋中央为火塘。邻楼梯口处放水缸，壁上挂锄头、镰刀等。有的家户另隔卧室。屋内光线不足，20世纪80年代前，多以油灯、松明照明；80年代后，多以电灯照明。3层为平台和贮藏室。屋顶所架木板支出房墙外作屋檐。平台有粮架或仓笼。四周砌矮墙。平台是羌户憩息、晒粮、堆物、童戏、妇女针织之地。四角设塔形石龛，龛顶置白石、牛羊角，代表天神和其他诸神。白石旁插杉树枝”。火塘，是“羌族取暖煮饭之所。羌族堂屋中央的火塘以木或石框，镶为四方形，上置铁、铜三角架，架上安直径近1米的大锅圈，圈上置锅。羌族三角架以精致着名，每个重达30～100斤，外置矮茶凳。火塘上空挂链，可自由升降，供烧水做饭、蒸烤食物时调剂火候。20世纪80年代后，有的羌户于火塘旁立汉式锅灶。火塘既是取暖煮饭之所，又是家庭议事、休息的中心，还是火神的象征，严禁无故移动或手摸火塘内的三角架，严禁踩、蹬、往里吐唾沫与跨越，严禁在其上烤衣裤鞋袜及搭挂不洁之物，更不能倒水于内，如家人不慎犯忌，须撒一把面粉于火塘内，以求禳解；外人则要被咒骂。火塘里的火种长年不熄，有‘万年火’之称”。今宕昌地区南部包括舟曲县大部分地区的民居与上述情况完全一致，只是由于长时期受汉族文化影响，房顶上供奉石神位的习俗基本消失，只有舟曲极个别村寨尚有房顶神龛（当地称供神堂堂）的遗存；上世纪80年代以前普遍存在的火塘（当地称火坑）目前因植被保护与山林禁伐取暖做饭已以煤代柴而基本不再存在。二是制作饮用咂酒。“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羌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饮食以方便、充饥为主要目的，制做方法比较简单，其中最具有民族特色的饮品当属咂酒。咂酒是羌族独有的一种酒，是羌族须臾不可分离的饮品，在羌族的生产、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羌族“不论男女老少，均喜饮自酿的咂酒。此酒系青禾、大麦或玉米煮熟发酵而成，饮时启坛注入开水，插上吸管轮流吸吮，边饮边加清水，直至味淡为止”。咂酒宕昌地区称“咂杆子酒”或“罐罐酒”，其制作方法、饮用习俗与四川羌族完全一致，在当地十分普遍，村村户户无不制作，男女老少无不喜饮，唯一的不同是宕昌地区的咂杆子酒所用竹杆较短而已。三是方言。与羌式民居、制作饮用咂酒的范围完全相一致的宕昌南部地区的汉语方言极其独特，既不同于宕昌北部地区，也不同于相邻的迭部和武都等地，其声调、节奏及个别词语是一个较小地域范围内的独立体系，既难归入宕昌北部地区直至岷县、甘南、临洮以北的大的北方语系，更不属于武都县南部至文县以下地区的四川方言语系。由于笔者对语言学所知甚少，所以不能从语言学的角度上准确地分析探讨这一地区方言的基本特点及其与羌语的具体关系，只能指出其与周边地区汉语方言相比较所表现出的特殊性。宕昌南部6乡方言中的特殊词汇有：“啊块（干啥哩？）、嘛（催促，赶快）、衡呀（走呀）、时赶（一块儿）、立了（住宿）、级呱啦（在这儿）、硬山（阴山）、狗娃儿（对小孩的爱称）。”典型句例有：“你说阿块的（反问对方）？”“你口虐嘛口虐嘛衡（赶快赶快走）呀。”“立了（住宿）着，他二爸。”“我们时赶（一起）走。”“我找了一个妇儿家（妻子）。”“我的嗫（娘）吆，活不成了！”“害了（表示惊叹），可到了。”与宕昌南部6乡完全相同的舟曲县汉语方言据1996年三联出版社版《舟曲县志》记载，主要特点是：舟曲方言共有28个声母，比普通话少一个而多8个；舟曲方言韵母只有30个，比普通话少5个；普通话中的阴平和阳平，在舟曲方言中大体上变为去声，上声变为阳平，去声变为上声。普通话415个音节，在舟曲方言中发生了变化的有324个，占普通话音节的75％。舟曲方言比普通话多7个辅音。舟曲方言句式特点主要表现在“处置句”（“把”字句）的特殊用法。普通话中，使用“把”字，把动词支配的对象提到动词前面，方言中使用“着”、“给”、“向”等字将宾语提前。例如：“他把茶杯打破了”，舟曲方言则为“茶杯着他打破了”；“他吃了饭了”，舟曲话则为“他饭吃上了”；“这句话舟曲话怎么说？”舟曲方言则为“这句话舟曲话阿过儿说呢？”“你能来不能？”舟曲话为“你能来能来？”宕昌南部及今舟曲县境内的汉语方言，当与羌语有一定的联系或相似之处。这一推断能否成立，尚有待于语言学家的研究。但愿我们的这一推断能够成立。
宕昌国研究的现状及其出现的几个问题
晋末至南北朝时期，宕昌羌人曾在今陇南以宕昌、舟曲两县为核心的地区建立的宕昌地方政权，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二十四史中的《周书》、《魏书》、《北史》、《南史》、《南齐书》、《梁书》6部正史均立有《宕昌传》，与二十四史同样具影响力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杜佑的《通典》，也设有《宕昌传》或较详细地记述了宕昌羌及宕昌国的主要史迹。但是，近现代以来，由于宕昌地区地处偏僻，经济文化相应落后，加之宕昌地方政权所辖地域较小，在当时对全国影响亦不大，学术界及地方学人对宕昌羌与宕昌国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以官鹅沟国家森林公园和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为基础正在迅速发展的宕昌地区旅游业的兴起，对宕昌羌和宕昌国历史的了解和研究则更成为当地历史文化研究中十分迫切的基本课题。
一、宕昌国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及省内对宕昌羌与宕昌国的研究还处于初起阶段，论着少，成就也不大，无论从研究规模、范围、内容深度到成果，都远不如对与宕昌国同一历史时期的前凉、北凉、后凉、西凉、南凉等五凉及仇池、吐谷浑、党项等地方政权的研究。对宕昌周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研究，也都比对宕昌的研究广泛深入得多，不但有较多的专题研究论文，而且基本上都有比较系统的学术专着。仇池国有民国时期张维的《仇池国志》，上世纪80年代四川大学教授李祖桓的《仇池国志》；阴平国有民国时期韩定山的《阴平国考》；吐谷浑有上世纪80年代西北大学教授周伟洲的《吐谷浑史》。除阴平国外，这几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研究论文也较多，均不下数十篇。以党项及西夏政权为对象的研究则更是上世纪80年代后的一个热点，形成了西夏学，国内外学者的着作和论文甚多，其中四川大学吴天墀教授的《西夏史稿》以出书时间早，资料翔实而影响较大。宕昌国研究不但还没有专着，研究论文也仅有笔者的《宕昌考略》、刘仲文的《宕昌国》及董文义的《宕昌国辨》等三几篇；涉及宕昌羌与宕昌国内容的论文有顾颉刚的《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古代民族--羌族》，冉光荣、李绍明等的《羌族简史》及周锡银主编的《羌族词典》、吴天墀的《西夏史稿》等。在众多的《中国通史》中，仅有郭沫若的《中国史稿》对宕昌国作了百余字的简略记述，中国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方面的着作中，亦仅有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有所记述，并准确论述了“宕昌羌分布在洮河以东、白水之北、渭水以南的地区，政治中心在宕昌城（今甘肃宕昌），众二万余落。北周保定四年（564），周武帝派大将军田弘击灭宕昌，以其地置宕州。宕昌羌人多散人吐谷浑和党项”等内容。白寿彝主编的目前最权威、篇幅最大的《中国通史》中，对宕昌羌和宕昌国竟没有只字提及。这种状况，无论是对中国民族史还是陇南区域史来说，都是一个缺憾。
宕昌羌与宕昌国研究的论文不但数量很少，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极为有限。这些论文基本局限在对南北朝正史有关宕昌的史料的综合分析上，远没有从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和层面全方位地展开研究，尤其是对宕昌地区社会历史没有展开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因此对宕昌羌与宕昌国的研究不但很肤浅，而且很不准确，甚至有些论点存在不言自明的矛盾，有些史实张冠李戴或属随心所欲的主观臆断，从而使本来就很薄弱的研究工作出现一系列不应有的问题，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二、宕昌国研究中出现的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