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夜晚，父亲坐在椅子上闷闷地抽烟，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弟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则陪奶奶到主席台前去纳凉。这时，主席台前已坐满纳凉的人群，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只要看到我奶奶，有喊三姐的，有喊三姑的，有喊三姑奶奶的，都主动起来，热情地把我们让到中间。这一方面是表示对奶奶的尊敬，另一方面是为了听故事方便。奶奶的故事是永远讲不完的。一个夜晚没有她，主席台前的人就耐不住，就前呼后拥地去我家看看他们的三姐或三姑或三姑奶奶是否同我和母亲吵了架。
奶奶的故事快要讲完，长些的快讲到一个回头，父亲来了，父亲来了只是伫立在人群一旁，直到奶奶的故事或故事中的一个回头彻底讲完，他悄无卢息地凑过来，对奶奶说：“娘，天不早了，咱走吧。”如果奶奶兴犹未尽，或纳凉的人们执意挽留，他是万万不敢表示异议的。这使我意识到他怕奶奶的程度，丝毫不业于我和弟弟怕他。
母亲是个瘦髙个，整天铁着脸，不苟言笑，就像《贝长》中的那个女管家丹弗斯太太，看上去是很怕人的。母亲其实很善良，也很勤劳。为了这个家庭，她一个小脚女人，整天男人似地在地劳动，回到家还要操持家务，没一会清闲。村里百年不遇放一次电影，她从不去看，说是没意思，实际是没功夫——我们全家老少的衣服鞋袜，都是她忙里偷闲赶出来的父亲和她比，显得就有些懒，除了去生产队干活，家务活一概管，回到家，只顾埋头抽烟喝茶。这也难怪，父亲年轻时是个体面的商人，“公私合营”时，进供销社，1964年才下放回家，能死心塌地地挣：工分已经很不错了，谁忍心对他求全责条？或许父亲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处处让着母亲，对致使自己在家中的地位略胜于我与弟弟，屈居第三。
母亲是家里当然的“当权派”，而奶奶的“参政议政”自然使她感到不快，于是二人经常发生口角，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这时候，他既不敢责备母亲，更不敢批评奶奶，实在忍不住，就冲着看热闹的我和弟弟大喊：“滚出去！”等我们“滚”回来时，战争已经结束，只有父亲蹲在那里吞云吐雾，长吁短叹。其实，母亲和奶奶，并尤利害冲突，只足闪为家里穷，而奶奶处事“大方”，母亲看不惯，母亲处事“小气”，奶奶瞧不起，如此而已。
穷，对于我，对于我们一家，是刻骨铭心、永难忍的。我和弟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贫阐中度过的，其程度和我从有关寸代的小说中读过的大同小异，说“暗无天日”也不过分。有很多年，我们全家吃的是“救济粮”，那秕巴的玉米粒，黢黑的地瓜干，现在想起来就让人恶心，而那时却称得上“美味佳肴”，要掺上树叶或野菜慢慢消受。一把生铁大黑壶，烧了不知多少年，壶底换又坏，坏了又换，直到我和弟弟都高中屮业，它还没有“退居二线”。一年冬天，家里难得烧一锅高粮面咸汤，刚幵锅，弟弟就有些沉不住气。当他的小手刚触到锅沿，不知是用力太猛，还是锅本来就没放稳，“咣当”一声，锅翻了个底朝天，弟弟的两腿立刻烫起一串串水泡，明晃晃的，好吓人。幸亏父母都在家，抱起号啕大哭的弟弟就往外跑，乂及时找到獾油给他涂上，才慢慢痊愈。洒在地上的咸汤，据现在母亲回忆说，爷爷抢救出多半碗，让我一个人独享了。但我已不记得有这回事。
爷爷去世时，我刚六岁，所以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只记得他个子高高的，脸胖胖的，下巴缕白胡子，风一吹，飘飘的，煞是精神。母亲说弟弟像爷爷，对此我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从弟弟那并不高大的身躯，但很威严的面孔上，我看到更多的是父亲的遗传。是的，正是因为弟弟，因为弟弟那酷似父亲的谈举止，音容笑貌，才使我经常想起严厉但不失慈爱的父亲。
这年初春，我患了一种奇怪的病——连拉带吐，光吐不吃，这可把家里人吓坏了。当时村里没有像样的医生，到镇医院又很远，怎么好呢？父亲沉思良久，忽然想起邻村有位当医生的朋友，他二话没说，背起我就走。
从我们村到邻村不足三华里路，但必须经过一条数十米宽的小河。虽是初春，由于连续刮过几天北风，河面上结着一层薄冰，阳光下泛着冷冷的光。父亲一定是急于给儿子看病才抄此近路，而没绕行上游过桥的吧？河水是彻骨的，但背负儿子的父亲感觉不到，或感觉到了而没有在意。父亲的脚本来是汗脚，但自从这次让河水激了，落了个干脚，每逢冬季脚后跟就裂开许多的血子，走起路来一从邻村返回，我的病已经好了七分。天色已晚，父亲背着我绕桥而行。经过片荒冢，父亲好像迷了路，转了很久也没转出那片坟地。我看不远处有团磷火一闪一闪的，有些怕。这时父亲停下来慢慢将我放下，然后扒下自己的棉衣给我披上，说，你等一会儿，我解解手就回来。少顷，他果然回来了，也没言语，背起我继续赶路。渐渐地，我伏在父亲背上盹着了，也不知走了多久，才赶回家。后来父亲告诉我，在那片可怕的坟地里，他着了“魔”’苕到一道顶天立地的白墙。那次他说去解手，其实没有，而是往白墙狠狠地揣了几脚，原来一块破损的石碑那白墙或许是疲惫不堪的父亲的幻觉，但他那超人的胆识却是令人钦佩的。其实，生活中的我们经常着“魔”，经常碰到“白墙”，但只要像父亲那样狠狠地揣它几脚魔”与“白墙”都不可怕。
1979年秋，奶奶病故。当时我正在宁阳二中学读书，是后院的苹英姐专程告诉我的。我刚进家门，就听见父亲在呜呜痛哭。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哭得如此伤心，我晓得他是在哭奶奶，同时也是在哭自己，哭自己的命运。
虽然离开供销社十几年了，但那时他还留恋着昔日的辉煌，而不甘心、又不得拐一拐的不甘心做一个道地的农民。他是给单位“下放”的，但“下放”的原因不明，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并始终对此耿耿于怀。父亲也许是太认真了，太认真的他在一个不太认真的年代和环境显然有些格格不入，其至不伦不类。于是他成了被淘汰的对象。这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的一段话：“一个人陷人玩笑的口套而遭到飞来横祸，然而他个人的灾难在外界看来却是荒谬可笑的。他的悲剧在于这玩笑剥夺了他悲剧的权利。他被迫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父亲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历史在和他开玩笑的同时，也同自己开了个玩笑。这玩笑的损失是惨重的，当历史尚未恢复正常，淮能顾及他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呢？他是时代的牺牲品，是历史大悲剧中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音符。他失去了未来的天堂，却仍然依恋着失去的天堂、过去的天堂，无疑是荒谬可笑的，但也是无可厚非、令人同情的。
奶奶去世整两年，也就是我高中毕业的第二年秋天，在大队菜园十活的父亲忽然两腿一软，瘫倒在地，患了可怕的脑血栓。住了一个多月的院，病情明显减轻，不但能走动，嘴歪眼斜的毛病也治好了，只是脑子大大地坏了，过去的矜持、过去的自尊、过去的尊严、过去的理智已经荡然无存。他经常不知所以地哭和笑，经常不顾廉耻地拉和尿，经常拿家里东西出去卖，连洗脸的铜盆、撑门的木棍也不放过，甚至发展到去邻居家、铁路上偷东西的程度，不时有人来家里兴师问罪。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他逢人便要烟要钱，很多人考虑到他过去本是知书达理的人，不想驳他的面子，没多有少，打发了事，但再一再二不再三，次数多了，人家就烦了，于是就躲着他，实在躲不过就搪塞一下。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病态的反应，可以理解，何作为与他朝夕相处休戚相关的亲属，却是虽然理解可无论如何也难以承受的。
首先是母亲。她主张坚决阻止父亲吸烟，这一方面是担心父亲的身体，另一方面是心疼钱。孩子都大了，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哪有闲钱供他买烟？然而，当母亲发现父亲没钱可拿东西换钱甚至“借钱”时，恼羞成怒，几乎每天都要检查父亲的衣兜，后来干脆将他的衣兜全部撕掉，但收效甚微，父亲依然我行我素。为了给这个家庭挽冋些面子，为了不致让父亲的乖戾给这个家庭，特别是给她的两个年轻的儿子带来更大的损害，母亲决定妥协，并不定期地给父亲些零钱，或买几包劣质纸烟，但结果父亲并没有“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外面“丢人现眼”，于是母亲绝望了，绝望的母亲一见到父亲就恨得咬牙切齿，贬之不已……其次足我。我并不反对父亲吸烟，闪为那时我觉得，吸烟与他的病并无多大关系，如果吸烟能够扼制他的反常举止，能够恢复他的理性，我情愿在责任田里为他老人家辟块烟地。我更关心的是我和这个家庭的名声。试想一个神经兮兮的父亲给他年轻的儿子带来的最大损害是什么呢？除了名声，当然不会是其他。但父亲毕竟是父亲，失去了理智的父亲仍然是父亲，我既不能像外人那样躲开他，又不能像母亲那样教训他，唯一能做的是望父兴叹。
只有弟弟对父亲的反常漠不关心，不问不闻，起码他当时表现出来的是这样。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我企图逃离家园，准备到外面去闯一闯的时候，高中没毕业的弟弟突然参军去了南方，并且一去就是儿年。
弟弟复员时，我已在汶河小镇与友人办了两年书店，也就是说，他走后不久，我就把家庭的重担和患病的父亲撂给了虽未年迈但决不年轻的母亲，逃之夭夭。所有的选择都带着遗憾，而对于这个选择，现在想来我并不后悔，尽管很长一段时间，我受着良心的谴责和道义的审判。我不想也不可能老死田园，我也有自己的爱好与追求，而这，我的母亲是理解和支持我的，甚至我的患病的几乎完全丧失理智的父亲在我办书店的三年时间里，虽然“积习”未改仍没有踏进我书店半步，没有让他年轻而虚荣的儿子感到丝毫的为难和尴尬，这是至今，乃至终生让我于心不安的。
1988年10月，一个细雨霏霏的子，父亲走完了他62年的生命历程，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父亲走了，走得那么匆忙，那么决然，甚至没容他的两个儿子见他一面，这是多么令人伤感的啊！
儿子是对不起您的，父亲，如果您地下有灵，就让您那从没有打过儿子的双手，给他们几个响亮的耳光！
又是一年父亲节。
城里那呰巳做父亲的人，正甜蜜而又幸福地陶醉在子女们为自己选购的如意礼物和深深的祝福里，而我乡下的父亲却不能亨受到我的问候了，他离开我已经两年多了。每当看见同事们提了大包小包的礼物回家给父亲过节，我的心底就会涌起对父亲的无限怀念。
前年清明存过后的第二天，父亲就走了，带着对生命的渴望，对亲人的无限昝恋和对病魔的无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当我坐上回家的汽车，穿越沂蒙山麓绵延起伏的丘陵，看着田野里盛幵的灿烂的野花，想着再也不会有父亲站在村迎送我的身影了，泪水就止不住地潸然而下。
父亲走的那么匆忙。接到哥哥的电话，我匆匆从单位门口打出租车赶回二百多公里外的老家，他早已咽气了，平躺在堂屋正中一堆新铺的山茅草上，脸上盖了张草黄纸。尽管我撕心裂肺地呼喊他，他也永远不能睁开眼睛了。
父亲是三年前在那个炎热的7月，突发脑出血晕倒在庄稼地里的，去世前在病床上整整卧了9个；1。尽管其间我们四处求医，几乎用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偏方，但终没能让他重新说话和站起来走路。虽说兄妹们都有了心理准备，母亲也提前为他准备了送老的衣服，但我总感觉那么突然。农历二月十五日是他71岁生日，我回家看他时，他还半躺在藤椅温情地抚摸我的手，三月初六日清晨他就静静地闭上了双眼，去了另一个世界。
像天下许多农民一样，父亲的一生是在苦难和贫穷中度过的，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更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拥有的只是中国农民最朴实敦厚、勤劳善良的品质。父亲的勤劳俭朴是全村出了名的，他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浪费一粒粮食。
有时在饭桌上看见我们挑三拣四不爱惜粮食，总是不厌其烦地训导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由于我爷爷去世的早，根本没有给父亲留下什么财产，他只能凭自己的双手白手起家，一步一个脚印地劳作。农闲时他就张罗着为我们兄弟三人盖房，因为那时候农村都很穷，男儿如果没有自己的房子，找对象都很难，所以在父亲60岁的时候，他已先后为子女盖了三座房子，虽然大哥的房子还是土打墙，但父亲总算，给三个儿子每人都盖了房子。
父亲虽然勤俭，但却不吝啬，村里谁家有个灾祸或红、白公事，他总是尽量帮助别人，出钱出物出力。特别是在子女上学方面，他更是大方，甚至是有求必应。我的老家是比较偏僻落后的地方，现在都奋许多孩子失学，而我们兄妹五人却都读完了高中，姐姐是上世纪70年代村里第一个女高中生。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干什么事都任劳任怨，他从不向别人诉说自己的苦衷，他的坚韧，直接影响了我。父亲虽然拙于言辞，但他却是一位心灵手巧、极有远见的人，我们家中许多日用工具都是他自己制作的。农村刚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许多人都持观望态度，父亲却毅然挑头承包了土地，并精耕细作种起了大棚蔬菜，成为当地农村改革的带头人。
父亲晚年得了哮喘病，尽管常常憋促的厉害，但他从未停止过劳作，他和母亲还包着二亩地，种了一个蔬菜大棚每天天不亮他就起床，到菜园里、庄稼地里干活，直到三年前年夏天那个最热的日子突发脑出血瘫痪，才无奈的离开了耕作一生的庄稼地。
父亲从未跟我们讲过什么大道理，但他胸怀远大，他把自己未了的心愿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我们兄弟三人除二哥因体检不合格外，其余两人都被父亲送到了部队，大哥还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多次立功。
我在部队的卜五年间，父亲曾四次到部队看我，每次都嘱咐我安心服役，为祖国多立功多做页献。他用向己的一言一行教育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能总想着自己，要真正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父亲第一次到部队看我是二十年前我刚刚参军的那个春天。
那时候我所在的部队驻守在一个偏僻的山坳里，东南北三面被大山严严地包围着，抬眼望去，几乎看不到天。我非常失望，其实我当兵的原始目的就是离开贫穷的农村到城里开开眼界，但却到了比家乡更为荒凉的地方，加上每天艰苦军训，匍匐在落满霜雪的山间枯蒿败草上，我的心无比地绝望。我把自己的苦闷写信告诉了父亲：真想当个逃兵。父亲很着急，立即让哥哥写信给我，嘱咐我一定要安心训练，认真学习，并说合适的时间，他会来看我的。
我忍着泪咬着牙坚持摸爬滚打终于熬过那个寒冷的严冬。第二年一开春，父亲就来到了部队，见到父亲的那一霎，我一下愣住了，部队驻地离小镇十多里崎岖山路，父亲下车后是一步步走来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