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年底，巴黎的局势很不太平。民众经常在街头上闹事，一届届短命的政府使国家的财政越来越紧张，钱币迅速贬值。
失业人员的数字也在急速上升，他们很快就在街头聚集了20000民众，游行示威，还提出了反政府的口号。很多人都已经在议论一场新的革命！
为了平息骚乱，有人要求举行普选。这在一位法国国王看来可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他在不久也逃走了。
肖邦没有了学生，生活也就失去了来源。他想在平时来往的朋友那里寻找避难所。可是，他们都准备离开巴黎。看来，再举行音乐会也是不可能的了。
这时候，肖邦的一位苏格兰学生珍妮·斯蒂尔林劝他说：“老师，去英国吧！那里可以让您换一下环境，可以让您有更高的收入，可以让您接受到更先进的治疗！”
珍妮和乔治·桑同岁，她也是肖邦的崇拜者，跟肖邦学了很长时间的钢琴。当乔治·桑离开肖邦后，她就来到肖邦的身边，照顾日益消瘦的肖邦。
在肖邦的心里，他也想出国换一下心境，也想把他的病痛治好，他更想出国把他心里的创伤治愈。可他需要钱，于是他对李斯特说：“在去英国之前，我想在巴黎举行一场音乐会，我想和这里的观众告别。”
1848年2月16日，在李斯特等朋友的帮助下，在巴黎普莱耶尔音乐大厅，肖邦举办了最后一场音乐会。
这次音乐会，距肖邦自7岁公开演出以来，整整过去了30年。自己跨入音乐殿堂以来的一幕一幕，浮现在肖邦的脑海里，这使他百感交集。他把自己创作的各类乐曲，都选出一首代表曲写在了节目单上。
肖邦对李斯特说：“把我家里的钢琴，抬到演出现场吧！我要用最好的钢琴为观众演奏！”
19时，音乐大厅安静下来，肖邦走上台，向观众挥手致意。他并没有像传说的那样，被人扶着走上舞台，他只是身体不佳，被人用轿子抬到音乐大厅的。
观众看见肖邦镇定的神色，想起他以前的风度，想起他以前音乐会的火爆场面，当即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肖邦怀着更激动的心情，坐下来开始演奏乐曲。他演奏了自己新创作的《大提琴奏鸣曲》，他还和小提琴家奥古斯特·弗朗肖姆一起演奏了莫扎特的《E大调三重曲》。
这次演出很成功。可是，这些演出曲目对这时的肖邦来说，无疑太繁重了，他的体力极度透支。演出结束后，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肖邦向观众最后一次鞠躬谢幕。他走下台时，竟然昏倒了，珍妮赶忙上前扶住了他。
不久，巴黎爆发了“二月革命”。肖邦不得不离开巴黎。
1848年4月8日，肖邦来到了英国伦敦。在当时的伦敦，还有许多巴黎的名流，他们大多是因为害怕受到“二月革命”的冲击，都来到这里发展事业。
英国的观众早已了解肖邦在巴黎音乐界的地位。在肖邦还没有到来时，《伦敦邮报》就刊登了肖邦的大幅照片，并对他的艺术成就大加赞美。
肖邦一到伦敦，立即受到上流社会的欢迎。这使他的教学和演出工作得以迅速展开。他的拜访、回访、晚会、午餐会多得数不清，不久，他累得吐了血。
尽管肖邦累成这个样子，可是却没有赚到多少钱。英国是个商业民族，非常讲究实际，很少有慷慨的精神，更缺少在法国常见的那种在艺术事业上的豪华气派。
肖邦出席的晚会经常是不给酬劳的。连给学生上课的学费也很少，有些学生甚至还为了逃避学费而跑到乡下去。
肖邦发现英国人是用金钱来衡量一切的，对他也是不例外的。他们甚至直接询问肖邦到底值多少钱。肖邦还发现，英国人根本就不把音乐当作是艺术，没有人把音乐家当作是艺术家，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语言习惯中，音乐是艺术之外的东西，是一种职业。
英国人实际上根本不能欣赏肖邦的音乐。没有人赏识他，他也就开始不喜欢这座城市。而且，肖邦还不喜欢伦敦的气候。
经历了英国人的许多冷漠，肖邦对英国人也开始没有什么好感了。贵族们对他倒是很欢迎，可是也没有人肯付报酬，那些平民们听了他那始终流畅、没有什么花架子的演奏，反应更是冷淡。
只有那两位女学生每天无微不至地关怀着肖邦，还拿自己的钱来改善他的物质生活，看肖邦缺什么就主动给他买什么，还不让肖邦知道。于是就传起了流言，说他会娶两个人中的一位做妻子。
肖邦听到了这些话十分生气，他在给友人的回信中说：
即使我爱上了一个女人，而且她也非常爱我，可以陪我一生，我也不会结婚的，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吃的，更不用说是安身之地了。
有钱的女子要找的是有钱的丈夫，即使不要有钱的，也不会要一个病得要死的人的，而是会要美貌的青年。
我可以一个人受苦，但是如果两个人一起受苦，那可是最大的不幸。我可以死在医院里，但是绝不能在死了以后，留下一个连面包都吃不上的妻子。
不过，在伦敦也有让肖邦感到欣慰的事情，那就是他会见了自己的同胞。那是他在去苏格兰之前，伦敦的波兰侨民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而举行了一次宴会。
宴会结束以后，肖邦把大家请到了自己的住所，用万分感激的心情弹奏了《玛祖卡舞曲》和《波洛涅兹舞曲》，他弹奏得十分尽兴，一直弹到了深夜2点多。
不久，肖邦的病情加重，他终于想要离开了。让维多利亚女王和什么不列颠帝国的贵族们见鬼去吧！也让苏格兰的城堡见鬼去吧！
肖邦的身体实在是太虚弱了，他的气喘、头痛，各种旧病都一次又一次地光顾于他。肖邦再也受不了了。他决定回法国，他不想死在异国他乡。1848年11月23日，肖邦离开了伦敦，结束了英国之行。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旅行。
7个月的伦敦之行，使肖邦身体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当时对肺结核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肖邦虽然不停地看医生，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治病上，可他还是不停地咳嗽，最后发展到咯血。
这时肖邦处于困窘状态，常常是靠朋友的接济才交上房费。为了支付昂贵的医药费，他常常侧卧在床上，给学生讲课。豆大的汗滴常常从他的额头滚落下来。
因为害怕传染，肖邦的学生越来越少了，人们都在背后议论他痰里的血丝。只有他的好朋友和几位忠实的学生陪伴着他，照顾着他。
肖邦一看到血，就想起了艾米莉娅。他预感到他就要不久于人世了。于是，他在1849年6月，在给家里人的信中写道：
我想，我和父亲和妹妹马上就要在天国见面了。在这个时刻，我非常想见到我在华沙的母亲和姐妹！
在尼古拉去世后的5年里，尤丝迪雅也是疾病缠身，她本想来见儿子一面的，可是已力不从心了！
在1849年的8月9日，肖邦终于盼来了华沙的亲人，姐姐露伊斯一家三口来巴黎看他。病榻上的肖邦紧紧拉着外甥女小露伊斯的手说：“舅舅的样子吓着你了吗？”
肖邦终于见到亲人了，悲伤、兴奋的泪水交织在一起，他对姐姐说：“我觉得我不是从前那个孤独的人了！”
与亲人相见，让肖邦脑海里浮现了许多童年的情景，让他更加思念自己的祖国。朋友们知道肖邦病重的消息，都前来看望他。肖邦在病榻上与他们一一道别，他向朋友们说了许多感激和祝福的话。
在最后的清醒时刻，他对姐姐和身边的朋友说：“在我死后，让我长眠在我崇拜的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身旁吧！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波兰，生前我不能回到妈妈的怀抱，死后我也要回到祖国的土地上。我要告诉波兰，我的心脏为波兰而跳动！”
1849年10月17日凌晨2时，肖邦停止了呼吸！
10月30日，肖邦的葬礼在巴黎马德莱纳大教堂举行，他被安葬在拉雪兹神甫公墓。
在莫扎特《安魂曲》和肖邦自己创作的《葬礼进行曲》的旋律中，珍妮把肖邦一直带在身边的用银杯装着的波兰的泥土，撒在肖邦的坟墓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