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北岛诗选》扉页上有一张作者照片：侧头，留颓废的胡子，穿20世纪80年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米色风衣还竖着领子。爱伦堡说，人生有时候像是抽彩。对诗人来说，诗句有时候就是一种占卜。北岛曾经说，离开故乡，说实话，连家门都找不到了。
北岛的新作，一本散文小辑《青灯》（北岛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照样有一点颓废，有一点灰，也有了上年纪的平静和怀旧，掺杂着青年时代残存的豪情。他的一切一切的生活记忆都是20世纪的，过时、琐碎而忧伤。他像一面摔碎的镜子，他的破碎始于他的流浪。
以北岛为标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男性们不能轻易地终结青春，必须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在50岁的更年期里症状是一样的：崔健会永远穿着军装一无所有；罗大佑会站在霓虹灯下疯狂地追问未来的主人翁。记得王朔在风头正劲的年代曾经开玩笑说：“我不能再胖了，再胖我就成一胖子了”。令人绝望的是，流氓和斗士正在而且已经成为一个胖子。《青灯》正是健硕锐利的北岛们20世纪的记忆残片。
诗人们往往都容易成为极端分子或者疯子，比如海子或者顾城。无论如何，北岛还选择了活着。活着，诗人像所有普通人，慢慢地开放、慢慢地枯萎。《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吴飞著，三联书店出版）是一本理解自杀与文化反思的书，写了那些流浪在远方的文人们流浪的内心。“置身于西方文化环境中，体会得最多的并不是具体的知识和学问，而是生活上的差异。从到美国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到从未有过的冲撞。这使我变得不自信起来。而自杀问题背后的生死观念，逐渐使我自觉地进入对差异的思考之中。”
作者的理论探讨未免枯涩，还是前人的例证来得有趣。张申府在《所思》中说：人若想得开，一定自杀。生活不过是这么一回事，活着有什么特别的趣味呢？人若想得开，一定不自杀，既然都不过是这么回事，何必多此一举。人若想不开，一定不自杀，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一若想不开，一定自杀，所谓一时短见—想得开与想不开，自杀与不自杀，谁能合此二者，是谓通道。
王蒙也曾经谈及“为什么没有自杀”的问题，但他历经磨难活成了精，因而更多地研究“活着的哲学”。他说，有时需要坚持，有时需要退让，人需要棱角也要圆通。他最欣赏张光年的一句话：一个人要是一辈子都不得罪一个人，简直是白活。“但不要轻易看不起人，不必要轻易得罪人，尤其是那些不如你的、普通的人。”在新疆有一句话，叫做“不要瞧不起土坷垃”，因为有时候，你恰恰需要的就是这个土坷垃。他说，人应该多一点幽默，少一些气急败坏，少一点偏执极端，少一点你死我活。从容才能幽默，平等待人才能幽默，超脱才能幽默
他说，不要相信简单化。凡把解决复杂问题说得如同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他也说，不要被大话吓唬住—戴上桂冠也可能是狗屎，扣上屎盆子也可能冤枉。他说，多数人是平庸的。但平庸不是罪，利己也不是罪。“只是不能害人”。
活着而且要活得有趣。女权主义者们更推崇女性。比如，与北岛们同时代的文艺战士刘索拉就依然顽强地战斗在艺术一线，而且成功地完成了艺术家和女性的转型与化装。并且完好地保留着艺术家的精灵古怪的个性。她在《你活着因为你有同类：城市与艺术家散文杂记》（文汇出版社出版）中探究了当代艺术家与艺术的关系：《“非典”时期的音乐情调供参考》、《给自己一个狂热夜晚》、《自由爵士音乐的开山祖》、《从未被开发的女性灵魂》等。她像在20世纪80年代的《你别无选择》中一样的愣、横冲直撞和没心没肺。艺术在她的性格里生动地活着，她依然飞扬跋扈，依然自说自话，依然我行我素。或许女性比男性在人生和艺术中更坚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