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深刻指出：“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这既是对高科技巨大功能的充分肯定，也是对高科技产业化趋势的正确反映。高科技产业化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突出体现。
首先，高科技已由研究阶段走向应用开发阶段，产业化的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光电子产业的增长率已超过了电子产业，预计到20世纪末，市场规模将达到2000亿美元，将成为21世纪的骨干企业。目前，航天技术已进入商业化阶段，人类已开始利用这一技术开发空间冶炼、空间生物工程、空间医药、空间旅游、发射卫星以及太阳能发电等，预计到20世纪末可能形成年产值650亿美元的大产业。生物技术在实际中广泛应用并形成产业，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已具有相当规模。生物技术的产业开发在农业、医药、日常用品三个方面都有很大发展。随着高科技的广泛应用与开发，涌现出一大批新兴产业。
其次，高科技产业开发区迅速涌现。当今世界，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的发展日益加速。据统计，1989年全世界已经建立的高科技产业开发区有400多个，其中80％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它的高科技产业开发区占世界总数的1/2以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根据具体国情适时地建立高科技产业开发区。据国际科学城俱乐部预测，这种以发展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为宗旨的开发区或科学工业园区，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
第三，高科技产业化，引起了产品结构的新变化。据统计，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4个成员国的制成品出口中，高技术产业的产品占40％，高技术研究开发产品的出口量增长已超过低技术产品的出口量。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20年内，世界高科技产品的贸易增长了14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4．5％。预计到90年代末，仅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和生物技术产业等三项高技术产业的市场贸易额就可能超过10000亿美元。
第四，高科技的发展不仅导致了大批新兴产业的涌现，而且引起了传统产业的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有些传统产业已被淘汰，比如半导体、集成电路取代了电子管；有些传统产业逐渐走向衰落，比如高分子材料使西方国家的钢铁工业成为“夕阳工业”。高新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广泛应用，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总之，高科技及其产业化，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它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谁要想在21世纪取得战略主动地位，谁就必须大力发展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国自1986年实施“863”计划以来，已取得1600多项高技术研究成果，不少高技术成果也步入产业化阶段。“十五”期间我国将推出“S863”计划，积极跟进世界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前沿新走势，加强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技术、海洋技术等关键领域的战略高技术研究。还要实施重大高新技术工程项目（重点有：亚微米、深亚微米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高性能计算机、光电子材料与器材、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生物芯片、农业生物工程），促进高技术成果产业化。
四、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他还说：“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需要解决体制问题。”为什么要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科学技术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不利于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不利于科学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束缚了科技人员的智慧和创造才能的发挥，使科学技术的发展难以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我国现有的科技体制虽然通过改革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它在许多方面仍然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加大科技体制改革的力度显得越来越重要。
1．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因而经济体制必然会影响和决定着包括科技体制在内的其他的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实行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必然受到这种经济体制的制约，并与之相适应。现在我们已对旧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必然要求对过去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科技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科技新体制。从实际情况看，原有的科技体制的主要弊端是科技和经济的脱节，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脱节，如军工和民用科技的脱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脱节，大学、研究院所和产业部门的脱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相互脱节以及科技和教育的脱节，等等。这种种脱节的弊端，其结果必然导致不利于经济建设，使经济发展缺乏科技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又使科技发展缺乏经济支撑，缺乏后劲，也不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系列脱节问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它的目标模式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技新体制，使企业成为科研开发和投入的主体。因此科技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有机结合，协调发展。70年代末期，当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之后，邓小平就适时地提出：“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初步阐明了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结合的问题。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向纵深发展时，邓小平又明确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他说：“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邓小平这一精辟论述，既阐明了解放生产力这一改革的目的，又指出了新体制的特征——有利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揭示了改革的核心是科技和经济的结合，并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要双管齐下，同步发展，这才是改革的正确途径。
如何促进科技和经济的有机结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需要花大气力解决的根本问题。实际上，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是一个双向接近的过程，党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正是这样双向作用的集中体现。科技与经济结合必须切实解决“依靠”和“面向”的关系，必须依靠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改革进程的协同努力才能达到目的。科技与经济结合体现在科技、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要从目标任务的确立、规划的制定、政策措施的实施等方面加强科技和经济的结合，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经济和社会发展要以科技进步为主要推动力；科技发展要围绕经济发展目标，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科技和经济结合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并在实践中摸索有利于“结合”的新的途径。首先，要建立科研单位与生产部门的合作关系。在我国目前有如下几种合作模式：技术转让模式、合作开发和委托开发模式、共建实体模式等。其次，要健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中的市场机制。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最终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进行。第三，要切实解决科技部门和经济部门的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问题。科技成果的形成总是需要科研单位的前期投入，在科技成果进入生产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对其价值的评价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会使合作出现半途夭折。因此，需要制定出相应的评价指标，或者通过立法来依法保障科研单位的利益。第四，要正确解决技术创造与推广应用之间的平衡关系。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的各个环节，往往具有投入和产出的差别。科技开发有较大的风险性，而其成果在国内的价格又偏低。要保持研究开发、推广、应用等环节的协调发展，需要给予研究开发和推广的承担者必要的风险基金和财政补贴。
2．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为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旧的科技体制造成了人才的浪费，既不利于科技人才的成长和科技发展，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邓小平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他还说：“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可以说，是否能够造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是科技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也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所以，邓小平强调说：“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
旧的科技体制造成了人才管理和使用上的一系列问题。我国科技人员尚不充裕，然而，人才浪费现象却又非常严重。邓小平曾指出：“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据国家科委1987年对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的抽样调查推算，全国约有34％的专业技术人员潜力得不到发挥，科技人员中工作不能饱和的占40．57％，形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局面。不仅如此，科技人员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据上海市1986年的抽样调查，这种现象占52．6％，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现在的岗位对他们从事的科研影响较大，并要求重返科研岗位。邓小平指出：“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
在旧的科技体制下，部门所有、地方所有的界限十分严格，人才不能合理流动，难以形成合力。我国专业技术人员近40％有流动意向，但能够流动的却只有3％。邓小平认为，这种管理体制必须改革。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必须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为此，邓小平提出，要“打破军民界限、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尽管我国科技人员还不充裕，但如果优化整合，按需调动，集中使用，就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数量的人办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因此，改革科技人才的管理体制，不仅要广开人才资源，改革管理形式，更重要的是把科技人才的使用、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条件和环境。
科技人才的交流是改革科技人才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邓小平非常重视科技人才的流动，认为人才流动有利于人才成长，他说：“我们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如何协调、人员如何经常交流的问题。人员不流动，思想就会僵化。”科技人才的合理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需要。外国的科研机构很注重人才流动，经常更新科研队伍。据统计，美国科技人员的流动率为20％，日本科技人员流动率为5％，美国科技人员一生中人均流动12次，日本科技人员人均流动10次。在我国，科技人员的流动是比较困难的，一生中人的流动还不到1次。这不仅造成人才闲置，而且造成思想僵化，科研单位难以补充新鲜力量，生产部门需要的人才又得不到满足。实行科技人才合理流动，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制度、完善形式。首先，要制定科技人才流动的政策，建立和扶持人才交流的中介机构，以保证流动人员的合法权益，克服人才交流问题的混乱无序状态。其次，建立固定与流动岗位相结合、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人事制度，允许科技人员业余兼职，并获得合理报酬，充分挖掘科技人员的潜力，解决人才缺乏的矛盾。再次，要建立和完善聘用制度。
科技人才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是要创造人才成长的优越条件，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说：“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正是在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导下，经过种种努力，目前已有一大批跨世纪人才涌现并迅速成长起来。
